他16歲參加革命戰爭年代立功勛，60歲任駐外大使館主任被手下殺害

在河北中南部冀中平原腹地，滹沱河流域，有一個古老有縣叫晉縣，當然，現在已經改名叫晉州，是省會石家莊下轄的一個縣級市，據文獻記載，這里是被譽為“千古第一諍臣“大唐名相”魏征的故里，所以這里現有魏征廣場和魏征雕塑。晉縣地處河北中南部，地理位置重要，明清之際的顧祖禹曾對晉州有這樣的評價：“晉州西倚真定，東邇河間，川途四通，利于馳驟！”

尤其是這里盛產棉花，是河北產棉中核地帶“西河棉區”的“中心地”，西河棉區棉產量占河北省62.6%，晉州市棉產量占河北省4.67%，是代表性的產棉大縣，棉花戰爭的必須品，在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占據這里，掠奪晉縣產棉區，因此，晉縣為冀中抗日根據地前沿，經歷多次日軍入侵與反復爭奪，這里的人民陷入戰爭的痛苦之中。

為了打擊侵略者，晉縣人民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全力以赴支持抗戰，竭盡所能參加抗戰，在先進組織的領導下，成立晉縣抗日游擊大隊，縣、區、村三級抗日組織、政權、地方軍事和群眾團體，在先進組織領導下，還成立了手榴彈廠、槍廠，制造手榴彈、地雷、決槍，仿制“湖北造”，連造帶修，有力的支援了抗日斗爭。晉縣各階層人民、各抗日團體、正規軍和游擊隊浴血奮戰，前赴后繼，譜寫了一曲英勇頑強、百折不撓的壯麗篇章，繪就了一幅威武雄渾、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晉縣人民為民族解放和抗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和犧牲，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有3000余名晉州優秀兒女獻出了寶貴生命。他們中有髻齡丹心化火映霄漢、八歲鐵骨英灰壯人寰的周頭兒童團員郭傻瓜;有寧死不屈，英勇就義的劉胡蘭式的共產黨員楊嶺梅烈士等。此外還有被冀中第六軍分區和專署授予“子弟兵的母親”光榮稱號怕聶大春。晉縣解放后，全縣人民立即投入到支援解放戰爭和實行土地改革的滾滾洪流。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一大批晉縣人民的優秀兒女帶領群眾一手抓戰斗，一手抓生產，用青春與熱血，譜寫出改天換地的壯美音符。1948年5月，一身戎裝的晉縣縣委機關干部。他們扛起槍能打仗，拿起鋤頭能生產，是建設新晉縣的領頭羊。今天，我們介紹一位土生土長在晉縣人物，他便是從這里走出的英烈張樹田。

張樹田，1922年出生于河北晉縣一個普通家庭，由于這里地處冀中平原，土地肥沃，靠近河流，水源豐富，土壤為黏土，加之地方屬于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空氣濕潤，氣候溫和，光照充足。歷來是棉花主產區，即使在災荒年間，也能基本解決溫飽，因此，他家雖談不上富裕但日子還過得去，他的父親深知要改變孩子的命運，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萬卷始通神，就決定送他到學校讀書。在老家讀書期間，由于他人比較聰明，學習成績十分出類拔萃，以優異的成績不斷進取。

然而，就在他正刻苦讀書期間，中國的社會發生了千年未有之變局，先是軍閥混戰，繼而日軍入侵，在那個戰火紛飛、備受欺壓的年代，張樹田人識了進步的同學，接受了先進的思想，不僅學到了文化還打開了眼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更是有一種茅塞頓開之感，他已經并不滿足眼前這種生活的穩定，很快就傾向于革命，渴望參與到政治當中實現自己報國的理想，16歲那年，他便加入了革命工作，成為一名骨干成員。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由于張樹田堅決貫徹執行上級的各項方針、政策，克服重重困難，走到哪里，就在哪里扎下根來，與當地干部相結合，各項工作干得很出色，加之他是抗戰初期年輕的老革命，又有文化知識，受到了上級領導的高度評價，非常受組織器重。全國解放之后，這位曾經在戰場上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貢獻的干部轉入外交戰線，起初他是不理解，后來，他認識到只要國家需要，就堅決服從分配。

在新中國剛剛建立的那些年，“有國必有交，有交必有使”，外交就成了必須迅速起步的領域，而新政權的職業外交官幾乎是空白，外交戰線可以說比較薄弱，因為舊中國的“外交官”體系一方面嚴重依附于舊政權，另一方面在新政權眼中缺乏可靠性，做做幫手可以，但直接挑重擔還得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上級作出了一個帶有明顯時代特征的決策：從部隊中選拔一批立場可靠、政治素質硬、斗爭經驗豐富、有一定理論水平，懂組織、懂斗爭、能在復雜局面中拿主意的干部充實外交力量，張樹田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進入外交系統，成為一名外交官。

作為身處外交風云變幻最前沿的外交人員，張樹田長期堅守在外事一線，展現了堅定的政治立場和卓越的工作能力。作為資深外交工作者，他為增進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友誼、維護國家利益辛勤工作。他堅持氣節、操守、愛國情懷重于一切，言行舉止時刻保持我國外交人員特有的儀表、風度和氣質。在外交禮節上,嚴格遵照國家對外政策和外事紀律行事，作為一名出色的外交官，令他終生銘記和引以自豪的是，他時刻捍衛祖國尊嚴，保護戰友安全，把維護“紅色外交官”這個崇高榮譽作為自己終生的光榮使命。

上世紀80年代，張樹田擔任駐莫桑比克馬普托大使館主任、一等秘書，莫桑比克是一個非洲國家，位于非洲東南部，海岸線長2630公里，與南非、津巴布韋和贊比亞等六個國家接壤，國土面積約為79.9萬平方公里，人口總量為3,040萬人，首都為馬普托。桑比克的地勢，西北高，東南低，南寬北窄。全國3/5為山地和高原，東南部為沿海平原，是莫桑比克農業和人口的富集地區，經濟條件較好。莫桑比克的氣候以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為主，一年分為雨季和旱季，雨季稍長，年平均氣溫為20度。莫桑比克境內河網密布，河流眾多，主要河流有魯伏馬河和贊比西河，都是自西向東注入印度洋。

莫桑比克絕對是一塊寶地，土地下面蘊藏著儲量驚人的各種礦藏，而且大部分處于尚未開發狀態。莫桑比克人的主食叫做西馬，其實就是用玉米或者木薯做成的糊糊。吃飯的時候再蘸一些湯汁來混合著吃，其實很多非洲國家都是這樣的主食，既便宜又耐饑。莫桑比克的官方語言為葡萄牙語，因為莫桑比克長期被葡萄牙殖民統治，受葡萄牙的影響比較深遠。莫桑比克人抬東西不是用雙手，而是用頭部來抬東西，到了當地我看到很多婦女和兒童都能頭頂二三十斤的重物，真的非常佩服他們，甚至都有一些心疼。

莫桑比克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一直以來與我國的關系比如好，況且那個年代都是屬于一個陣營，至今這里都有以我國領導人命名的街道、橋梁等，我國大使館位于莫桑比克首都馬普托中心區域，那個時候大使館的一把手王錦川，他比張樹田大3歲，是河北辛集人，同樣是一名抗戰干部，抗戰時期，擔任過束鹿縣（現改名辛集市）的抗日縣長，至今在他的老家還流傳著他抗戰故事。

王錦川在抗日戰爭之前就讀于北京師范學校，讀書期間就參加革命，曾經冒著炮火參加了支援二十九軍、救護傷員的工作，日軍占領北平后，他回到老家從事抗戰工作，先是辦報紙，宣傳抗日，以后任教育科長、縣長。由于他抗日堅決，敵人對他極端仇視，曾懸賞5000塊大洋索取他的項上人頭，派出特務隊多次捉拿他。然而,王錦川并不是那么好抓到的。由于他在本縣熟人多,交際廣，再加上他平時為人正派，作風民主，生活儉樸，勤政廉潔，在群眾中威信高，人人都掩護他，就連敵人內部也有佩服他的人。王錦川在小辛莊一帶隱蔽工作，指示各村都挖地洞，一般是白天進洞，晚上出來工作。如果白天出來活動，他就穿上件破棉袍，拿著鐵锨，背著糞筐，到田間和農民一塊兒參加勞動，一塊兒談心，了解敵情，開展鋤奸工作。

那時，日軍對束鹿縣反復進行“掃蕩”、“清剿”，燒殺搶掠，大抓民夫，挖溝筑路，修崗樓據點，占據大批勞力和良田，毀壞莊稼，造成全縣1942年秋收無幾。同時，以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進行敲詐勒索，人民生活極度困難。1943年春天大旱災，人們只得以秕子、花生皮、高粱桔、樹皮、草根充饑，許多人全身浮腫，病餓致死，許多群眾被迫賣房賣地，賣兒賣女，外出逃荒。作為縣長的王錦川一邊組織救災無救助，一邊打擊敵人，盡管在開會的時候多次遭到敵人的包圍，但每次都能平安脫險。建國后，王錦川擔任過專署副專員、市長等職務，后來調入外交部成為一名大使。

然而，兩位抗戰老干部王錦川、張樹田領導的大使館卓有成效地開始工作，也就在張樹田60歲生日剛剛滿半年的1982 年 7 月 29 日這天清晨，大使館出事了，而且是出了一樁大事，張樹田這位歷經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的老干部，和其它8名同事一塊，被使館工作的一名叫唐健生的翻譯殺害，后來，張樹田被認定為革命烈士。那么，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來，引起這樁惡性案件的引子，竟然是一句毫不起眼的回話。就是1982年6月初的一個下午，在大使館從事翻譯工作的唐健生陪一名同事去市中心醫院看病，找不到醫生，同事突然病情發作急得不行。他趕緊打電話回使館請示經參處的一秘李某，問現在該怎么處理。也許當時李某手頭的事情正忙，還是有什么事情煩的，就回了他一句，該怎么辦就怎么辦。這唐健生當場就發火，在電話里就吵了起來。

回到使館之后，唐健生仍覺得不解氣，使徑直到辦公找到李某，還拉了同事來評理，吵著吵著情緒直接失控，抬手就給了李某兩個耳光。這種在辦公室大打出手的情形影響極壞，這事鬧大之后，使館領導沒有和稀泥，直接給了唐健生停職檢查的處分。對一個前途光明的年輕外交官來說，這個處分意味著什么，他比誰都清楚。被停職的那些天，他把自己關在宿舍里，檢討書改了一遍又一遍，越改越覺得憋屈。

那個年代我國的改革開放剛剛開始，對人的思想工作還停留在多年以前的運動式教育，那就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針對唐健生率先動手打人一事，要求他寫出深刻檢討，在大會上態度誠懇，認識錯誤，改進錯誤。其實這也是領導的一片好意，懲前死后，治病救人嘛，體現組織團結與自我革新作風，旨在弄清思想、團結同志。偏偏這唐健生不這么認為，他覺得大家都在針對他一個人，所以他在臺上的檢討也是流于形式，甚至還在替自己辯護，自然檢討沒有通過，他的這件事情交由上級去處理。

幾天之后，領導找到唐健生談話，正式通知他上級已經安排他近期回國，要他提前作好工作的交接準備，這個消息直接擊穿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線，在他看來，回國就是政治生命直接終結，而且這一切都是人家在合伙踩他，從這天起，他心里的那根弦，徹底斷了。情緒越來越偏激，從這天起，并開始預謀殺人。

隨后，唐健生找莫桑比克總統府警衛營的一個上尉營長，借了一把蘇制五九式手槍，還帶了24發子彈。7月29號清晨，整個使館還在睡夢里，莫桑比克的黎明靜得嚇人。揣著上了膛的槍出了門，他敲開5樓翻譯王某的門，說要借手提包，把他殺害。接著，他又找機要員許某，開門的是許某妻子陳某，唐健生說找老許聊兩句，進門直接連開兩槍，夫妻兩人遇害，之后張樹田主任遇害。

唐健生24發子彈，一共打出去10發，殺害9人，知道自己被當地警察包圍已經插翅難逃了，事后他跑到地下室扯斷了所有電話線，切斷使館和外界的聯系。把槍和剩下的子彈扔去院外的小花園，自己走到傳達室坐在沙發上，束手就擒。

后來唐健生押解回國，法庭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當天下午，刑場的槍聲響起。后來幾十年，這案子成了外交部新人培訓的必講課。講師舉著他的日記：“性格缺陷能毀掉一切。”因為他一路順風順水，從沒受過挫折，所以覺得下了班就是天塌了。

唐健生，上世紀50年代出生于江西南昌一個南下干部家庭，那時的英雄城南昌的干部大院的大樟樹下，總飄著讀書聲。唐健生父母都是南大外語骨干。家里書架從地板頂到天花板，擺著《俄漢詞典》和父親從蘇聯帶回的外文小說。母親常說：“健生，你要做最優秀的。”他小學時他數學次次滿分，考98分就躲房間哭，把錯題本抄三遍才出來。老師夸他腦子靈，同學卻不愛跟他玩——他總說“這都不會，真笨”。

1972年大學畢業，唐健生攥著“三好學生”證書，沒去分配的外貿公司，背著軍挎包去了征兵站。“我要參軍，去最苦的地方。”他對征兵干部說，眼神里的倔強像要爭第一的模樣。在部隊，他成了“尖子兵”。5公里越野沖第一，球鞋磨破墊報紙繼續跑；手榴彈扔50多米，比老兵還遠為此他還拿過三等功，連長拍他肩膀：“留部隊準能提干。”可他選了部隊外語培訓，抱著英語課本啃半年，就能和外教流利對話。

1976年退伍，他帶著“優秀士兵”獎狀去北京。外交部面試時，考官用葡萄牙語問他，他挺直腰板答：“不能讓外國人看不起中國。”考官當場拍板：“這個年輕人，我們要了。”那時中國和莫桑比克剛建交，急需葡語人才。領導指著他的檔案：“唐健生去，語言好，有軍人作風。”
出發前，母親拉著他手叮囑：“在外要爭氣，跟同事好好相處。”他點點頭，走進安檢口，沒看見母親眼里的擔憂。剛到大使館工作的時候，唐健生確實沒讓人失望。懂葡語的人少，他又當會談翻譯，又幫同事處理文件、砍價。一次大使和莫桑比克總理會談，當地翻譯卡殼，他立刻接話，還補充水稻產量數據。總理笑說：“中國翻譯比我們的還懂農業。”大使拍他肩膀：“健生，你是使館的寶貝。”

不過，時間一長，順風順水，從來沒受過半點委屈，根本聽不進去一句不一樣的話。誰對他冷淡點，他覺得人家針對他。誰指出來他的問題，他直接認定是要整他。這種性子在國內大單位，大家還能幫著緩沖一下，到了駐外使館這種封閉小環境，矛盾稍微一發酵，根本壓不住。本該在外交舞臺發光的唐健生，卻因傲慢和偏執，把人生變成了許多家庭的悲劇。

這起震驚中外的血案，最終以唐健生被判處死刑迅速結案，但留給外交系統的反思遠未停止。辦案人員發現，唐健生長期的自負心理早已形成偏執：他把同事的正常工作溝通視為"排擠"，將組織處理看作"羞辱"，甚至在日記里寫"要用鮮血讓那些愚蠢的人后悔"。更關鍵的是，當時使館的安全制度存在重大漏洞——外交人員竟能輕易獲取槍支，對駐外人員的心理疏導機制更是空白。

38年后案件細節公開，網友在震驚之余發現更多隱情：唐健生的辦公桌抽屜里，藏著17封未寄出的舉報信，每封都控訴李某"打壓人才"；而當時回答他一句話的李某的日記里，則記錄著多次向上級反映"唐某情緒極端，恐生事端"。這種雙向的溝通失效，讓小矛盾最終釀成悲劇。正如相關部門在后來內部通報中寫的："再優秀的人才，若不能管理情緒、融入集體，也可能成為定時炸彈。"

當然，這起事件最令人痛心疾首的，莫過于主任張樹田，這位16歲參加革命在抗戰和解放戰爭立下功勛，在槍林彈雨戰場上的烽火歲月都挺過來了，60歲那年成為駐外大使館主任，完全可以做出更大的成就，遇上一個沖動的人，使寶貴的生命戛然而止，著實令人嘆息。

本文參考資料《快樂老人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