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終結了日本的政黨政治，全面侵華因此成為定局｜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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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9點多，駐奉天的我軍遭到中國軍隊攻擊，為應戰，我軍襲擊敵軍兵舍，中國軍隊逃跑到奉天東北，我軍目前正在長春與敵軍炮兵旅交戰。”

1931年9月19日上午，陸軍大臣南次郎給日本首相若槻禮次郎打來電話，隨后外務省方面也送來詳細匯報，這位首相這才了解到“滿洲”前線正在發生事變。面對事變如何決斷，若槻禮次郎的一舉一動都吸引著整個日本政壇的目光。

針對“九一八事變”，通行敘述側重于關東軍與東北軍兩方面，集中闡述日本軍部對華侵略野心與東北軍從抵抗到不抵抗的全過程。不過需要注意，“滿洲事變”不僅對于中國是重大事件，也在日本政壇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成為“軍國昭和”的開山之作。日本軍部為何能夠逐步架空政府，為何日本經營多年的政黨政治無法限制軍部，其原因都能從事變發生第二天的“九一九事件”里找到蹤跡。

所謂“九一九”

9月19日上午10點，日本內閣召開緊急會議，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質疑“中國軍隊主動開槍一說”，并通過外務省系統文件質疑關東軍才是真兇；隨后若槻禮次郎詰問斥南次郎，并要求事件“要朝著不擴大方向而努力”。

下午1點半，若槻禮次郎晉見天皇，提出在沒有內閣決議同意的情況下，任何軍隊不得擅自出動；下午2點，南次郎（陸軍大臣）、金谷范三（參謀總長）、武藤信義（陸軍教育總監）三位代表著陸軍主要官僚系統的“陸軍三長官”召開會議，同意政府基本策略：“事變不擴大”，也就是盡可能將影響局限于奉天一帶。

但需要注意，“事變不擴大”只是一種宏觀態度，并沒有具體指示關東軍應該在哪里停止進軍，也沒有規定打哪些城市、哪些軍事據點就算是“擴大”。更麻煩的是，日本內閣與陸軍高層僅僅注意到關東軍，卻忽視附近的另一家日本軍事部門——朝鮮軍。

9月19日上午8點半，就在內閣會議召開之前，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中將下令派遣兩個飛行中隊越境侵入中國；10點，陸軍前鋒部隊坐上火車開赴鴨綠江中朝邊境，抵達新義州以后派遣一個大隊（營）兵力的日軍越境偵查。按照1908年《陸軍刑法》第二章“擅權罪”第37條規定，“對于權外之事，司令官無不得已理由而擅自調動軍隊，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監禁。”目前東北軍無意進攻朝鮮，朝鮮日軍卻進入非管轄地，若追究起來，林銑十郎必然會被判刑。

如果越境者只是中低級軍官，陸軍尚可棄車保帥，但林銑十郎已經官至陸軍中將，一旦除掉他，那么挑起柳條湖事件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爾中佐更會面臨進一步處罰，關東軍系統整體就會面臨崩潰。

所以唯一方法，就是借助“帷幄上奏權”，由參謀總長金谷范三直接向昭和天皇請令，追認行動合法。

所謂“帷幄上奏權”，是1909年9月12日《軍令相關事項》所定權力，其中借助明治憲法第11條所定“天皇統帥陸海軍”一語而確定“統帥權”（即對軍隊的最高指揮權）獨立，進而允許高級軍官針對軍令事務可以直接向天皇匯報。

按照明治日本法律機制，軍隊事務分為“軍政”（后勤、訓練、研發等）、“軍令”（指揮、作戰、情報等）兩部分，前者歸屬內閣管轄，但后者歸屬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分別管轄，長官（參謀總長、軍令部長）并不在內閣成員之列。換言之，內閣在法理上無法節制陸海兩軍，一旦軍部要求陸海軍大臣辭職，內閣便無法繼續維持——這種制度缺陷也成為軍部暴走的濫觴。

但在實際運作上，由于政黨政治受到國民擁戴，軍部輿論地位低下，在1912年-1940年之間，帷幄上奏權并未被軍部用于摧毀內閣。比如1930年圍繞是否簽署倫敦海軍裁軍條約，海軍與內閣存在巨大爭執，軍令部長加藤寬治要求“帷幄上奏”、以天皇名義禁止內閣代表日本簽署條約，卻遭到前軍令部長鈴木貫太郎反對，只得作罷。

事實上“滿洲事變”過程中，陸軍少壯派軍人雖然反對“事變不擴大”，但對于參謀總長直接“帷幄上奏”也持反對情緒。正如少壯派核心人物、陸軍省軍務課長永田鐵山所言：“增兵便要有經費支出，未經內閣承認而以統帥系統單獨帷幄上奏，極為不當”。

“帷幄上奏”固然好用，但除非內部意見完全統一，否則無法使用；內閣雖然在法理上不能限制軍部，卻可以掐斷錢糧。

那為什么若槻禮次郎會打破“事變不擴大”原則呢？

置身事外的“宮中重臣”

9月19日傍晚，若槻禮次郎找到貴族院議員原田熊雄男爵。

原田熊雄雖然只是一名普通議員，卻是明治元老西園寺公望的私人秘書。由于西園寺正在京都無法迅速聯系，原田熊雄便另外找到三位“宮中重臣”：一木喜德郎（宮內大臣）、鈴木貫太郎（侍從長）、木戶幸一（內大臣秘書官長）。

戰前，宮內省是擁有25個分支機構、總人數超過6000人的龐大官僚機構。由于距離天皇最近，宮內省高官也以明治元勛后人及天皇親信為主，如木戶幸一是木戶孝允的長孫，牧野伸顯（內大臣）是大久保利通的次子，鈴木貫太郎則是深受天皇信賴的海軍大將、日后作為戰爭最后一任首相負責戰敗投降事宜，至于舊公卿家族出身、曾兩度出任首相的西園寺公望，更是當時在世的唯一敕命元老。

以天皇權威為軸心，加上各“宮中重臣”本來擁有的權力及背景，宮內省在戰前形成了絲毫不亞于內閣、軍部的另一個政治集團。到1934年，“宮中重臣”進一步制度化，“重臣會議”成為決定首相人選的必要程序。若槻禮次郎在這個節骨眼找到宮內省集團，目的便是以內閣聯合重臣，共同壓制陸軍暴走。

這場小型會議上，原田熊雄向三位“宮中重臣”解釋了內閣面臨的“九一九”問題，并希望能得到“統制軍部的良策”。按照原田的想法，可以邀請陸軍大將閑院宮載仁親王（軍事參議官）出面，以皇族身份穩住陸軍，再進而從京都邀請西園寺公望穩住大局，事情就解決了。

然而木戶幸一卻并未同意：“值此難局，首相若總想著求助于他山之石，甚是無趣”。作為明治元勛后人，木戶幸一發言非常婉轉，“無趣”一言已經是最強否定式了。沒辦法，9月20日一大早，原田熊雄便把“宮中重臣”的態度匯報給若槻禮次郎：“如今除去動用內閣會議壓住陸軍之外別無他路”。

“宮中重臣”不愿意積極承攬責任，要求內閣以自身能力解決問題，但問題在于，即便若槻禮次郎可以在會議上壓制陸軍，陸軍中層官僚仍然可以暗中推進計劃。

早在9月19日陸軍三長官傳令“事變不擴大”以后，參謀本部作戰課長今村均立刻提出《滿洲時局善后策》，明文要求軍部不管內閣決議，一定要增兵；9月20日上午10點，三個陸軍二把手杉山元(陸軍次官)、二宮治重(參謀次長)、荒木貞夫(陸軍教育總監部本部長)開會，決定“一舉解決滿蒙問題”，“哪怕政府崩潰也在所不惜”。

9月20日下午，永田鐵山根據參謀本部作戰課的《滿洲時局善后策》，制作陸軍省的《時局對策》：如果政府一定要求事變“不擴大”，陸軍也沒必要反對，只不過如果“滿洲”出事，陸軍可以發動“帝國自衛權”，“臨機處置”。

需要注意，雖然永田鐵山本人對于“九一八事變”這個時間節點的選取有些不滿，但早在1931年4月，他便帶領4名陸軍課長級官僚商議決定《滿洲問題解決方針大綱》，決定采取武力行動“解決滿蒙問題”，時間定為“約一年后、即來年(1932年)春天”。大綱迅速傳給關東軍，成為“九一八”事變的指導性文件。

換言之，若槻禮次郎即便連續召開內閣會議，也只能是治標不治本。9月21日上午內閣會議開始，南次郎一反過去態度，力陳增兵必要性，并提出如今已經不可能“回歸舊態”，最多只能“維持現狀”；到了下午，內閣會議還沒有結束，朝鮮軍的混成第39旅團就正式越過鴨綠江，侵入中國。

對于“獨斷越境”一事，9月21日當晚，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向天皇報告，內大臣牧野伸顯則私下給若槻禮次郎傳話，提到“內閣決定滿洲事變不擴大一事”極為“適當”，天皇希望內閣“進一步努力”；9月22日上午9點半，若槻禮次郎覲見天皇，更獲得天皇直接肯定：“事態不擴大這一政府所定方針，我也認為極為妥當，應努力貫徹這一精神”。

雖然有天皇言辭肯定，但“宮中重臣”的所有幫助也僅停留在言辭層面。針對天皇發言，木戶幸一甚為不滿，抱怨到“（天皇發言）會被認為有周圍人在出主意，軍部據說極為憤慨”，“元老（西園寺公望）上京會讓軍部反感，反而有可能讓軍部態度更加強硬”。

或許是受到木戶幸一影響，身處京都的西園寺公望雖然提到“沒有天皇同意而動兵，陛下絕不會允許這等事發生”，卻始終隱居不出，直到事變已經基本解決后的11月1日才來到東京。

前有陸軍中層將校暴走，后無“宮中重臣”支援，若槻禮次郎受到三角形的兩角擠壓，只得承認“既然已經出兵，那也沒辦法了”，最終同意提供軍費。隨后若槻禮次郎與參謀總長金谷范三先后覲見天皇，朝鮮軍“獨斷越境”合法化。軍部就此開創一個重要先例：先斬后奏，只要成功了就會得到支持。

日本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政黨內閣，開始面臨消亡。

若槻禮次郎的心境

針對“滿洲事變”處理一事，若槻禮次郎曾在戰后自傳《古風庵回顧錄》里提到：“不出兵也就無所謂，一旦出兵又不給軍費，那士兵恐怕一天也待不下去……如果就這樣撤兵，那么(關東軍)一個師團兵力恐怕會遇到毀滅之災……日本(在滿洲)民眾一定會遇到麻煩。”

整部回憶錄中，若槻禮次郎動用大量篇幅提到青年時代的求學與官場經歷，卻對這起震驚世界的“滿洲事變”只用“不聽話的軍隊”這一小節匆匆帶過，甚至對于原因的解釋也顯得似是而非。或許某種意義上，他并不想對這次政治失敗提及過多，也并不想在一本注定出版的書上指責尚在人世的當事人。

直至如今，日本輿論界仍有不少人指責若槻禮次郎性格軟弱，沒有在一開始就掐住軍部，這才有了后面的軍國主義暴走。但如果梳理一下他的個人經歷，很多事情會更加明朗。

雖然若槻禮次郎并不打算擴大，然而很快日本就被綁架上了軍國主義的戰車，并宣布國聯的決議“非法且無效”，“堂堂”退出國聯，走上了發動戰爭的不歸路。

若槻禮次郎第一次組閣是在1926年1月-1927年4月。之所以辭職，是因為當時日本政府為了援助頻臨破產的臺灣銀行而在國會休會期間發布緊急敕令，結果審核部門樞密院卻以手續違規為由將其否決。若槻禮次郎無法平復這起風波造成的政治震動，只得辭職下臺，首相職位也讓給了陸軍出身的田中義一。

而且到了田中義一剛剛上臺，便發布了與若槻內閣幾乎一樣的緊急敕令，卻迅速獲得樞密院通過。田中義一之前急于獲得首相職位，而樞密院議長倉富勇三郎又對政黨政治持懷疑態度，雙方便合謀倒閣。第1次若槻內閣也成為日本歷史上唯一一個被樞密院顛覆的內閣。

需要明白，樞密院與宮內省、貴族院相似，均以貴族或重臣出任高官，比如倉富勇三郎本人也曾在宮內省任職，也長期擔任貴族院議員。在這起事件以后，平民出身的知識分子若槻禮次郎便對政治失去興趣，甚至于將后輩濱口雄幸提拔為黨派首腦，并在1929年底開始就任日本首相。

然而好景不長，由于世界金融危機到來，加之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條約激起矛盾，濱口雄幸在1930年11月遭到右翼團體“愛國社”成員刺殺，重傷入院，最終在1931年8月去世。

需要明白，簽署倫敦海軍裁軍條約的日本代表正是若槻禮次郎，而在濱口雄幸遇難后，他也被迫第二次接過首相職位。

從第一次組閣辭職與濱口雄幸遇刺事件里，若槻禮次郎便感受到“敵人強大，身后無援”的慘況；而在“滿洲事變”里，“敵人”陸軍依舊強大，“身后”依舊看不到任何貴族支援，甚至還有人在拆臺。在這種狀況下，也不難理解為什么若槻禮次郎會這么快放棄抵抗，“全面同意陸軍意向”。

10月8日，日本空襲張學良躲避的錦州，招致國際社會一片譴責，各國政府也發現日本政府無法節制軍隊，內閣地位又一次下降。最終12月13日，第2次若槻內閣宣布總辭職。

排版丨斯努匹烏斯

編輯｜斯努匹烏斯

視覺｜姜博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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