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路遇老人摔倒，扶還是不扶？這原本只在一念之間的道德本能，如今卻被壓縮成一場精密的“風險計算”。近日，江西贛州一家診所員工善意扶起倒地老人，卻被對方指責“扶得太晚”并糾纏鬧事，仿佛救助不是恩情，而是必須完美履約的義務；另一邊，武漢隧道中老人倒地，行人遲疑跨過，這未必是冷漠，更像是在“信任赤字”高旗下的無奈自保。一救一避之間，映照的已不只是個體的荒誕，更是一個社會善意流通鏈條的堵塞——少數人把求救變成索求，把善良當作可被套利的軟資產，這種“善意的通脹”，正使整個社會付出昂貴的道德鑄幣稅。
“扶人被訛”反復上演，其最深刻的危害并非個案的不公，而在于它催生了一種“善良的逆淘汰”。它把善良變成負資產，將伸出援手變成一種需要勇氣溢價的高危動作。一旦善行可能招致懲罰性后果，社會便進入一種逆向篩選：越有同理心的人越容易受傷，越審慎甚至冷感的人反而越安全。贛州那位老人近乎荒誕的“扶得太晚”之說，本質上是在用“施害者思維”對善行做有罪推定，它冰封的不僅是當事診所員工的一腔熱忱，更在公共空間中澆筑起一面面無形的隔墻，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凝結為一種集體潛意識。
然而，道德迷霧越濃，越需要打破“好人吃虧”的均衡。我們絕不能因為少數人的惡意，就否定善良本身的價值，更不能用“壞人變老”的刻薄標簽，替代對制度缺陷的追問。真正的問題不在于某一代人，而在于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套讓善行低成本運行的系統。值得欣慰的是，安徽合肥三位女子毫不猶豫守護摔倒老人的身影，恰恰證明了善良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它不是稀缺的圣賢品格，而是潛藏在每個人心里的默認設置，只要給予足夠的安全感，便能形成社會性的“鏈式反應”。弘揚正氣，就是要讓這種善的連鎖反應在公共敘事中被放大、被獎勵，而非讓“訛詐成為新聞”壟斷人們的風險認知。
德潤人心，法安天下。欲驅散“扶人被訛”的陰霾，法律的剛性托底不能只是“支持善意”，更要轉向“狙擊惡意”與“消滅風險動因”的雙重維度。
當前困局的一個重要癥結，在于訛詐幾乎是一種“零成本套利”：訛詐成功則獲得不義之財，失敗亦鮮有實質代價；而救助者自證清白卻要耗費巨大的心力。
對此，司法應當亮明態度：引入“善良的無過錯推定”，即只要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救助人存在故意或重大過失，就應無條件免責，讓舉證重負落在主張侵權一方。
更關鍵的是，必須讓訛詐行為付出刻骨銘心的代價：查實訛詐者，不但要承擔民事責任，情節嚴重者應以敲詐勒索追究，并探索將其納入社會信用記錄，影響其享受的社區養老補貼、醫療保障優待等公共資源，從而抬高作惡的制度成本。
更進一步，還要從根源上“釜底抽薪”。部分老人之所以選擇訛詐，背后折射出的是意外傷害保障的缺失和對巨額醫療費的深層恐懼。如果每一位老人都擁有基本的意外保險、便捷的緊急救助基金和一張兜底的長期護理保障網，那么摔倒在地的瞬間，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誰能幫助我，而非誰能替我買單。為老年人織密一張社會安全網，減少其將不幸貨幣化轉嫁的動機，這本身就是對善行最深沉、最根本的護航。
一個社會的文明刻度，不在于它有多少完人，而在于它能否保護每一個“不完美的善良者”。我們不能讓善意成為需要購買“訛詐險”的冒險，更不能讓每一次預備伸出的援手，在制度性的風險評估中潰縮。當每一次善行都有堅定的法律作為“后手”，每一次惡意都必定撞上制度的南墻，信任的陽光才能重新照亮每一個需要攙扶的角落，也讓這個民族崇德向善的基因，真正生長在良法的沃土之中。
作者簡介
劉自強，南京作家協會資深會員。曾在各類報刊雜志發表詩歌、小說、散文等作品。出版有《cdma在中國》30余萬字，南京出版社出版。《巔峰謀略》40余萬字，光明日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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