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一、
今天跟一臺灣女生聊天，聊到中年男女相處感受。
我說，這幾年我有個感受：很多中年男人，沒有同齡女性通透。他們在自我價值上，更容易被社會評價裹住；在感情里，又常常猶豫，不知道什么才是重點。
臺灣女生說了一句話，無論臺灣、香港、還是大陸，中年男人都還很在意面子。這里有舊式父權的影子。
我后來想，這不只是面子。更深一點說，男人和女人的生活訓練，不一樣。女人一輩子都在被訓練處理具體的問題。孩子幾點放學，老人誰來照顧，家里開銷夠不夠，冰箱有沒有菜，床單是不是要換了。這些東西太具體了。具體到最后，女人不得不真實。女人若愛務虛，每個家庭，床單可以三年一換。
而男人的訓練，是把他們從具體的生活里，摘出來。他們的課題不是面對生活，而是維護身份。男人從小被訓練成“要有出息”，“要風光”，“要人上人”。一個男孩子若從小關心生活細節，那就是“沒出息”。這樣一路訓練，到了中年，很多男人會虛無到不自知，就算自知，也不敢從“男人身份”里下來。
二、
男人被身份塑形，也被歷史訓練。
如果把大陸、臺灣、香港三個地方放在一起看，會很有意思。同屬中文世界，文化根脈相同，卻經歷了三套不同的現代化訓練。
臺灣的現代化，有日本殖民期留下的痕跡。
日本在臺灣的殖民教育里，既把女性納入現代學校教育，又把女性放回家庭倫理和家國秩序里，強調這是一種現代家庭紀律。所以臺灣社會至今有一種復雜性：它相對現代，女性受教育、就業、公共參與都不低，但舊式家庭倫理、母職要求的影子，也一直沒有消失。
臺灣男性身上，也有這種矛盾。他溫和、禮貌，社交上不冒犯女性，但未必真的從舊式家庭倫理里出來。當年王力宏離婚風波里，他父親公開替兒子發聲，對前妻進行道德審判。那一幕很有代表性：即便是在受過良好教育、看似高度現代化的家庭里，舊式父權的底色也并沒有真正退場。
香港又是另一種。
香港受英國殖民影響很深，前后超過一個半世紀。香港男性身上會有一種英式訓練留下的外殼，但它又不是純英國社會。它的底層仍然是華南宗族、商人家庭、財富秩序和舊中國婚姻倫理。到1970年，香港的《婚姻改革條例》，才規定新婚姻一夫一妻，男人不得娶妾侍。所以香港男性身上的矛盾是：他有現代商業社會訓練出的體面，也有舊式華人家族對男性權力的默認。
臺灣和香港，一個偏日式秩序，一個偏英式體面，但底層都沒有完全離開舊式父權。
我們這里的男性又是第三種。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不是被殖民社會塑造出來的，而是被革命、單位制、集體主義和后來的市場化共同塑造出來的。
新中國早期，曾把女性動員進公共勞動中。口號是“婦女能頂半邊天”，這確實改變了很多女性的社會地位。但這里有一種詭異。半邊天的平等，不是從個人出發，更多是從國家動員出發。女人出去工作、勞動，不是為了“我是我自己”，而是因為國家、集體、單位需要我成為勞動者。
這就形成了一種很奇怪的女性命運：女人要工作，要賺錢，要養家，要生孩子，要做家務，還要在家庭里繼續承擔照護責任。
她不是被解放得輕了。她是被解放得更能干了。
而我們這里的中年男性，則被另一套東西塑造。
單位意識。改革前的單位，是城市中國人的天。這套制度訓練出來的男人，往往很會看組織，看位置，看權力，很在意評價。后來市場化一來，男人又被推到另一套敘事里：你要成功，你要賺錢，你要成為頂梁柱。
于是大陸中年男性身上，常常同時有三層東西。第一層，是舊父權。男人要掌控，要有面子。第二層，是集體主義留下的組織人格。要服從大局，把自己放進集體位置里。第三層，是市場化之后的成功焦慮。要賺錢，要往上走。這三層東西疊在一起，很容易讓一個男人失去真實。感情里是擰巴的。個人實現里，是“宏大敘事”的。
女人被訓練得太能干，男人被訓練得很“宏大務虛”，這就是這片土地，中年男女之間最深的錯位。
而這，也是為什么中年女性看中年男性，常常會有一種不耐煩。
女人已經在具體生活里變得誠實、清醒，但很多男人還在新舊身份里打轉，不敢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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