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彼得：從香港街頭寫進港樂黃金時代

• 他把香港人的日子寫進歌里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糴直頭系壞腸胃。”

還有那一聲幾乎不需要前奏的呼喊：“Monica。”

這些歌，年輕人未必都完整聽過，卻大多在不同場合碰見過。有人在短視頻里聽過《浪子心聲》，有人用“半斤八兩”形容工作，更不要提每逢春節都會單曲循環《財神到》，也有人只要看到張國榮起舞，就知道接下來要唱什么。

但可能已經不太有人記得，這些歌背后，都有同一個名字：黎彼得。

對許多觀眾來說，黎彼得是港劇和港產片里一張熟悉的臉，比如《唐伯虎點秋香》里的私塾先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里的“豹叔”。

但這位常常站在鏡頭邊緣的配角演員，年輕時曾經站在粵語流行曲最重要的起點上。他為許冠杰寫過《浪子心聲》《打雀英雄傳》《梨渦淺笑》《財神到》，也為張國榮寫下了《Monica》的中文版歌詞，成為香港流行音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作品。

他很少寫大江大海、家國英雄或歷史興亡，更擅長從近處落筆：一份工作、一場牌局、一段情事，以及一句街坊都聽得懂的俗語。

8月6日，黎彼得逝世的消息傳出，終年76歲。

黎彼得的一生，幾乎與港樂最重要的半個世紀重疊。

當香港人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生活時，他從街頭走進錄音室；當粵語歌進入巨星時代，他寫下那首改變張國榮命運的快歌，卻逐漸離開詞壇中央；當唱片工業衰落、經典港樂成為集體懷舊的一部分，他已經成了電視劇里的綠葉演員。

一、報攤是他的學校

半斤八兩，雞碎咁多都要啄
出咗半斤力，想話摞番足八兩
家陣惡揾食
邊有半斤八兩咁理想（吹漲）
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
——《半斤八兩》

黎彼得原名黎成就，1950年生于香港。九歲那年，父親去世，他跟隨母親生活，家境拮據，住過木屋，只讀到小學，此后斷斷續續上過夜校。十歲左右，他已經跟著母親到中環賣報，后來又做過商行雜工、油站加油員、租賃車司機和私人司機。

在后來群星璀璨的香港第一代填詞人中，這樣的出身顯得格外特殊。黃霑畢業于香港大學，盧國沾就讀于香港中文大學，鄭國江當過教師。黎彼得卻幾乎沒有接受過完整的學校教育，他的中文訓練來自另一套系統：報紙、武俠小說、粵劇戲文，以及每天在街頭聽到的粵語。

他的叔父是粵劇名伶靚次伯。父親去世后，叔父曾照顧、接濟他，他也因此常有機會接觸戲班和粵曲。黎彼得后來談起寫詞，常說自己沒有正式學過，拿起筆便寫。他的這種“天賦論”未必能解釋一切，但粵劇給他的影響清晰可見：講究音韻，熟悉俗語，懂得怎樣把一句話寫得順口，也知道如何將世情以詼諧的語言呈現。

報攤同樣是一所學校。戰后香港報業發達，報紙既提供社會新聞，也連載武俠小說、專欄和通俗故事。一個沒有機會繼續升學的少年，仍可以從金庸、古龍和報章文字中建立自己的語言世界。

黎彼得后來能在俚俗、古雅與戲謔之間轉換，也與這些經歷密切相關。

做私人司機時，工作間隙較多，他開始向報刊投稿，并為《年青人周報》寫專欄，取名《柴可夫司機手記》。這個欄目名已經帶著鮮明的黎彼得氣質，寫盡一位“街頭寫作者”不肯服輸的聰明。

他最早受到注意的填詞作品，是改寫自汪明荃《相思淚》的《傷心淚》。作品先在專欄刊登，后來由譚炳文在電視節目中唱出。1975年前后，他又參與《溫拿周記》的歌詞創作，逐漸進入流行音樂圈。

真正改變命運的機會，來自一次飯局。

黎彼得經人介紹認識許冠杰。許冠杰此前看過他的專欄，知道他能寫詞，當時正是粵語歌創作的上升期，兩人很快開始合作。黎彼得由此進入香港流行文化最重要的創作現場。

這不是一則簡單的草根逆襲故事。黎彼得能夠成為填詞人，恰好說明當時的香港文化仍存在一種流動性：報紙、電視、電影、唱片和酒樓里的社交網絡相互連接，一個沒有文憑的人，也可能憑借持續寫作和對城市語言的敏感進入行業。

更重要的是，他此前做過的每一份工，都被他寫進了膾炙人口的歌曲。

二、香港開始唱自己的語言

命里有時終須有
命里無時莫強求
——《浪子心聲》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流行音樂長期以國語時代曲和英文歌為主。粵語歌曲常與粵曲、小調、諧趣歌聯系在一起，在主流文化中缺乏體面的位置。即使香港大多數居民日常使用粵語，人們也未必認為這種語言適合現代流行歌曲。

1974年前后，局面迅速變化。

電視劇《啼笑因緣》的同名主題曲走紅，證明粵語歌也可以典雅、現代，并通過電視進入千家萬戶。同一年，許冠文、許冠杰兄弟推出電影《鬼馬雙星》，許冠杰用粵語唱城市里的謀生、投機和小人物心態，開辟了另一條道路。

1976年，《半斤八兩》上映，同名專輯也隨之推出。電影寫老板與伙計、勞動與剝削，歌曲則把上班族的疲憊、委屈和自嘲壓進輕快旋律。它沒有刻意凈化香港人的口語，也沒有把打工生活包裝成宏大敘事。歌詞里的辛苦如此具體：老板刻薄，薪水有限，奔波令人疲憊，勞動者付出許多，得到的卻未必相稱。

“半斤八兩”原本是一句俗語，帶著香港口語特有的戲謔感。許氏兄弟把它拍成電影，又寫進歌曲，一個普通詞語由此成為那個年代的社會隱喻。

《打雀英雄傳》更能體現黎彼得的本領。這首歌借用武俠歌曲的聲腔和結構，寫麻將桌上的眾生相。牌局中的稱謂、動作、輸贏和表情密集出現，街坊鄰里，盡是英雄豪杰，牌桌轉折，緊張過武林爭霸。

同時期的《加價熱潮》《賣身契》《財神到》，單看歌名，已經構成1970年代香港社會的一組關鍵詞：工資、物價、合約、謀生和發財。經濟起飛，制造業擴張，消費社會逐漸成形。普通人相信勤奮可以改善生活，也清楚自己仍受制于老板、物價和運氣。

黎彼得用幽默處理這些壓力。

但只用“鬼馬”概括他，仍然低估了他的寫作。《浪子心聲》寫世情冷暖和人生得失，吸收了大量俗語與勸世格言。“命里有時終須有”進入流行歌曲后，成為幾代香港人的口頭禪，回應了一種具體的市民心理：人要盡力爭取，也要接受許多事情無法強求。

《梨渦淺笑》則走向另一端，語言更接近傳統詩詞的婉轉細膩：“梨渦輕照，映出花月調 但望相看慰寂寥 時刻與共享分秒 愿折腰，今生效同林鳥。”

黎彼得寫麻將桌上的殺伐決斷，也寫男女情誼中的悵然悲歡；他一手寫物價上漲，另一邊又寫人生無常。他的文字底色并非單純的“俗”，而是一種香港式的“三及第”：文言、白話和粵語口語彼此混合，粵曲、報章和街頭智慧同時留下痕跡。黃霑在研究香港流行音樂時指出，隨著1970年代經濟增長、就業擴張和本土認同形成，粵語歌終于能夠承載香港人的現實經驗。過去的粵語歌同樣使用俚語，黎彼得與許冠杰這一代人的推進之處，在于他們讓口語不再只是制造笑聲的工具，也可以用來寫勞動、物價、感情和人生得失。

香港人在流行歌曲里認出自己，靠的并非抽象的身份宣言，而是這些具體的生活：工錢、老板、麻將、加價、失戀和發財夢。

《半斤八兩》劇照

三、他為巨星時代寫下了一首快歌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誰能代替你地位
——張國榮《Monica》

1982年前后，黎彼得與許冠杰持續多年的密切合作逐漸結束。兩人沒有公開決裂，黎彼得后來仍稱許冠杰為“恩公”，承認對方把自己帶入專業創作領域，也曾替他介紹電視臺的工作。但在個人關系變化之外，香港樂壇已經進入新的階段。

1970年代的粵語歌，主要借助電視劇、喜劇電影和唱片傳播。進入1980年代，明星工業逐漸成熟：電視臺舉辦歌唱比賽，唱片公司系統包裝新人，音樂頒獎禮制造排名與競爭，紅館演唱會成為巨星身份的證明。

歌曲中的人物也變了。許氏兄弟時代最具代表性的形象，是在城市里討生活的小人物；到了1980年代，舞臺上的超級明星成為中心。都會愛情、時裝、舞蹈和個人魅力，逐漸取代打工生活，成為流行音樂最醒目的景觀。

黎彼得參與了這場轉型。

1984年，張國榮推出《Monica》。歌曲改編自日本音樂人吉川晃司的作品，由黎小田制作，黎彼得填詞。與《半斤八兩》《打雀英雄傳》相比，這已經是完全不同的聲音：節奏強烈，適合舞臺表演，反復呼喊一個女性的英文名字，愛情也被寫成急迫、外放的都市情緒。

張國榮此前已經出道多年，卻始終未能穩居一線。《Monica》的成功真正打開了他的歌唱事業。歌曲同時獲得十大中文金曲和十大勁歌金曲獎，也成為香港快歌熱潮的標志性作品。黎彼得此前最擅長把香港口語寫進旋律，這一次，他證明自己同樣能夠駕馭外來曲風和偶像歌手的舞臺形象。

《Monica》之后，“譚張爭霸”逐漸形成，梅艷芳也迅速崛起。港樂從確立本土聲音的階段，進入商業生產和明星競爭的高峰。黎彼得正站在兩個時代的交界處：他參與了許冠杰時代的建立，又為張國榮時代留下了一首重要作品。

他參與了許冠杰時代的建立，又為張國榮時代留下了重要作品。他寫過香港工廠、辦公室和麻將桌里的眾生相，也寫過聚光燈下巨星唱出的愛情呼喊。一個詞人的創作軌跡，因此連接起港樂的兩次躍升：先讓香港人愿意聽粵語歌，再讓粵語歌成為高度成熟的明星商品。

然而，《Monica》走紅之后，他沒有繼續留在巨星時代的中心。

1980年代中后期，林振強、林敏驄、潘源良、向雪懷等新一代填詞人進入主流。他們面對的是另一種香港：城市更加富裕，商業和專業階層擴大，流行歌曲里的空間也從工廠、街坊和茶樓，轉向辦公室、夜場、公路、機場和更私人化的感情世界。

黎彼得并未完全停止寫詞，還為梅艷芳、譚詠麟、溫拿樂隊及影視作品留下創作，但他的重心逐漸轉向編劇、主持和表演。

他替新的巨星時代寫下一首快歌，自己卻逐漸退到舞臺之外。公眾記住了張國榮唱出的“Monica”，寫下這個名字的人，則慢慢回到唱片封套和資料檔案里。

四、從書寫市民生活，到說“流行曲已死”

財神到/財神到/好心得好報

財神話/財神話/揾錢依正路

——《財神到》

黎彼得很早便進入電視行業。1970年代后期，他經許冠杰介紹，為《歡樂今宵》等節目寫劇本，后來又在電影公司擔任編劇。到了1990年代，越來越多觀眾不再把他當作填詞人，而是視為港劇和港產片里一張熟悉的臉。

他常常飾演教師、街坊、同事和長輩，戲份不多，卻帶著鮮明的市井氣。《唐伯虎點秋香》中華府的私塾先生，是內地觀眾最熟悉的形象之一；他也出演過《逃學威龍》《鹿鼎記》，晚年又在《愛·回家之開心速遞》中飾演“豹叔”。

從寫市民到演市民，這條職業道路并不突兀。

《打雀英雄傳》里的牌友、《半斤八兩》里受老板支配的伙計、《賣身契》里被工作束縛的雇員，本來就帶著喜劇人物的輪廓。成為演員之后，他只是從歌詞走到鏡頭前，繼續表現自己最熟悉的香港人。

這也是香港娛樂工業常見的職業軌跡。填詞、編劇、主持和表演之間沒有明確邊界，一個幕后創作者可以不斷轉換身份，尋找下一份工作。這樣的流動帶來機會，也意味著很少有人能夠只依靠一項創作生活一輩子。

經典歌曲的流傳與創作者的處境，并不總是成正比。

《財神到》早已成為春節期間反復響起的歌曲，《浪子心聲》和《半斤八兩》也長期被翻唱、重播。黎彼得晚年卻多次表示，經典作品帶來的版稅沒有外界想象中豐厚。他后來經歷生意失敗和健康問題，一度需要友人幫助支付醫療費用。

與其把這些經歷概括為“晚景凄涼”，不如把它放回香港娛樂工業的發展中理解。唱片業最繁榮的年代，歌手、唱片公司和電視臺占據舞臺中央，幕后創作者雖然擁有名聲，也能獲得稿酬和版稅，卻未必能從一首經典歌曲中獲得長期而穩定的收入。港樂制作了許多家喻戶曉的作品，創作者仍要不斷尋找新的謀生方式。

黎彼得的職業轉折，也與產業變化大致重合。他在粵語歌市場形成時入行，在唱片業進入高峰前寫下代表作；港樂的巨星工業成熟后，他逐漸轉向影視；唱片市場萎縮以后，他繼續依靠電視劇中的配角維持職業生涯；到了傳統電視同樣走弱的年代，他又進入網絡節目。

離開無線電視后，黎彼得開設《玖噏秘笈》，評論娛樂圈舊聞和當下樂壇。他說話直接，常常點名批評歌手、偶像組合和選秀節目，也多次重申“流行曲已死”。

《小男人周記》劇照

從事實層面看，香港流行曲當然沒有死亡。新的歌手仍在出現，粵語歌仍有穩定聽眾，數字平臺也讓許多過去難以進入主流唱片工業的音樂人獲得發表機會。用許冠杰、張國榮、梅艷芳的標準衡量所有后來者，本身就帶著明顯的代際局限。

但黎彼得所說的“流行曲”，可能并不只是今天仍有人創作和演唱的粵語歌曲。

他懷念的是一整套已經解體的文化系統：少數電視臺覆蓋大多數家庭，電影、唱片和廣播彼此推動，一位歌手推出新歌，整座城市很快都會聽見；酒樓、巴士、商場和家庭電視播放著相同的旋律，不同年齡和職業的人共享著相近的流行文化經驗。

《半斤八兩》上映時，電影、唱片和社會經驗彼此呼應；《Monica》走紅時，電視頒獎禮、舞臺表演和明星競爭共同放大一首歌曲；春節期間，《財神到》又通過公共空間的重復播放，變成節日習俗。

數字時代提供了更多選擇，也把聽眾分散到無數興趣群體。一首歌仍可能獲得驚人的播放量，卻未必擁有過去那種覆蓋整座城市的公共性。黎彼得將這種變化概括為“死亡”，表達過于絕對；但這種憤怒背后，確實存在一個舊產業參與者對公共文化碎片化的失落。

他最重要的創作，恰恰發生在粵語流行曲充滿生命力的時刻。那時的香港人開始相信，日常口語值得進入歌曲，普通人的生活也值得成為流行文化。半個世紀后，他卻認為自己參與建立的傳統已經失去生命。

這不是一句可以簡單贊同或反駁的話。它更像一個舊時代留給今天的問題。

五、歌比寫歌的人活得更久

下一個春節，《財神到》還會如期響起。

有人抱怨打工仔的生活，會再次提起“半斤八兩”；有人在人情冷暖中受挫，仍會從《浪子心聲》里找到一句安慰；每當張國榮的影像重新出現在銀幕上，《Monica》的聲聲呼喚依然能讓觀眾立即回到1980年代。

很多聽眾未必記得黎彼得是誰，卻仍在使用他留下的語言。

與他同時代的填詞人，有人寫江湖，有人寫家國，有人寫少年心事。黎彼得寫得最多的，是普通香港人怎樣過日子。

他的作品有時直白，有時說教，有時只為逗人一笑，但其中保留著那個年代香港人的語氣：為工作奔波，對物價敏感，在牌桌上爭輸贏，受了挫折又用一句俗語勸自己想開。

1970年代，香港人開始用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生活，黎彼得恰好站在那個起點上，把市井的聲響、凡人的喜樂和謀生的辛苦，一一寫進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