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鄙的湯玉麟，一個扛著上將肩章的土匪頭子 ，在民族大義的最終考驗面前，守住了最后底線

1933年3月，熱河失陷，全國輿論一片喊殺之聲。從北平的軍政高層到上海的報章文人，槍口罕見地一致對準了一個人——時任熱河省主席、陸軍上將湯玉麟。

然而，就在這千夫所指的當口，一封由張學良發(fā)出的措辭嚴厲的請罪電報里，卻只字未提“處決”。

更耐人尋味的是，幾個月前在武漢，蔣介石面對何應欽遞上的要求嚴辦湯玉麟的呈文，也只是鐵青著臉，將其扔在一邊。

這個被《國聞周報》稱為“民國以來第一穢史”的逃跑將軍，為什么能在各方喊打聲中保住項上人頭？僅僅用“與張家的老關系”來解釋，未免太過單薄。

湯玉麟是張作霖的“把兄弟”，這個身份在奉系早期的草莽江湖里，是比任何軍銜都硬的硬通貨。

湯玉麟，字閣臣，1871年生于奉天義縣的一個貧苦農(nóng)家，身形魁梧，膂力過人，早年因攔路劫掠被鄉(xiāng)里稱作“湯二虎”，一個“虎”字，相當傳神地概括了他的行事風格：兇悍、直接、不計后果。

1900年，他在遼西拉起了自己的桿子，正是在這個時期，他與另一個人稱“張小個子”的保險隊頭目張作霖狹路相逢，一番龍爭虎斗后，彼此竟惺惺相惜，結為生死之交。

1902年，張作霖設計誘殺巨匪杜立三，負責在關鍵時刻貼身撲倒杜立三的，正是湯玉麟。這一撲，在張氏集團的天平上，加上了一顆日后讓張作霖無數(shù)次容忍退讓的重量級砝碼。

在奉系從一個單純的軍事集團向地方政權轉型的過程中，湯玉麟的角色定位顯得異常尷尬，他像一個被時代洪流裹挾著前行的舊式武士，身上的匪氣和痞性成為他與新規(guī)則沖突的根源。

1917年的“湯玉麟叛張事件”，是這對老兄弟關系中最公開的一道裂痕，直接導火索是與奉軍新派人物、奉天警務廳長王永江的矛盾。

王永江治奉，鐵腕整飭治安，規(guī)定軍警同罪，動了湯玉麟手下那幫驕兵悍將的奶酪。湯玉麟帶著槍去帥府找張作霖要說法，張作霖的回應被“口述歷史”等眾多史料記錄得繪聲繪色，他當著眾人的面痛罵湯玉麟：“槍桿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你懂什么？你若是不服，就打死我，不然你就得聽我的！”這番話，等于宣告了奉系由“馬上治之”向制度化管理的決心。

感到被背叛和羞辱的湯玉麟，一氣之下率部出走，投靠馮德麟，參與了復辟鬧劇。失敗后，眾叛親離，窮途末路。然而，僅僅兩年后，張作霖就不計前嫌，召回了他。張作霖在給湯母的祝壽信札中，依然尊其為“如嫂”，姿態(tài)之低，足見其維系老兄弟團體的深層考量。

在這位東北王的邏輯里，殺一個湯玉麟容易，但寒了一眾老弟兄的心，動了團體的根基，才是大事。他可以罵湯玉麟是“沒出息的狗”，但也必須讓所有人看到，跟著“老帥”的人，不管多糊涂，終歸有口飯吃。

湯玉麟的貪婪、顢頇與暴戾，在民國政壇是現(xiàn)象級的。他治下的熱河，被時人譏為“湯氏私產(chǎn)”。他的長子湯佐榮、次子湯佐輔分別把持著省財政廳和禁煙局，實則將鴉片販賣合法化，從中牟取暴利。

在天津租界，他有豪華公館；在北戴河，他的別墅與張學良的別墅比鄰而立。然而，與他私生活的極度奢侈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他對國家公器的極度刻薄，其部隊紀律之敗壞，堪稱當時中國軍隊之最。

孫科在行政院的質詢報告中，曾引述北平軍分會的調查數(shù)據(jù)，指出湯部號稱三萬余人，實際點驗不足兩萬，空額餉項全部中飽私囊。

更令人發(fā)指的是，士兵使用的步槍，許多還是清末的老套筒，甚至有的槍栓銹死，需要用腳才能踹開。當部下向他請求更換裝備時，湯玉麟的經(jīng)典回答是：“媽拉個巴子，換什么槍，有膽子就行！”

這種將人命視如草芥、將軍事當兒戲的態(tài)度，其背后，是一種根植于落后農(nóng)耕與草莽文化混合體的極度愚昧和短視。他并非國民意義上的將軍，本質上，仍是一個把地盤當山寨、把軍隊當家丁的舊式匪首。

1928年張作霖被炸身亡，對湯玉麟而言，意味著“老帥”庇護時代的終結。張學良上臺后，東北易幟，推行一系列軍政改革，第一步就是要削奪父輩老將們的兵權。

對于湯玉麟這位驕橫的“老叔”，張學良的情感極為復雜。他既看不起湯玉麟的粗鄙無能和敗壞軍紀，在許多私下場合都對他流露出鄙夷之色，但又深知此人在奉系老派中的象征意義。

在郭松齡反奉和楊宇霆事件后，張學良對內部清洗極為謹慎。然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錦州保衛(wèi)戰(zhàn)中，張學良曾密令湯玉麟部在錦州外圍發(fā)起牽制性攻擊，湯玉麟口頭應允，實際卻按兵不動，坐視關東軍從容集結。此事讓張學良深感此人已不可用，但為穩(wěn)定熱河局勢，始終隱忍不發(fā)。據(jù)曾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惠德安回憶，熱河失陷后，張學良曾對左右痛心疾首地說：“熱河之敗，敗在湯閣臣，根子在我。我明知其不可用而用之，是我不明。”

對于湯玉麟的評價，在當時的輿論界和政界高層中，幾乎是一邊倒的惡評。

胡適在其創(chuàng)辦的《獨立評論》上，對熱河失陷連續(xù)撰文，他痛斥湯玉麟的軍隊為“一種最惡劣的軍閥政治之下的最腐敗的軍隊”，認為其“強盜一旦不守本分，便成了害民賊”。

老報人徐鑄成在《大公報》的社評中，更是將湯玉麟的貪婪與熱河的鴉片政策直接掛鉤，稱“湯部官兵，一手拿槍，一手拿煙槍，是名副其實的雙槍兵，焉能不敗？”

時任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的何應欽，在與劉健群的私人談話中，曾輕蔑地稱湯玉麟為“一個扛著上將肩章的土匪頭子”。

國民政府內政部長黃紹竑在赴熱河視察后，提交的秘密報告里，有一句流傳甚廣的判詞：“湯玉麟視熱河為私產(chǎn)，治省數(shù)年，民怨沸騰，其才不足以當一團長，其德不足以服一里弄。”一語道破了他德才兩虧的本質。

然而，歷史的復雜在于，即便這樣一個人，在民族大義的最終考驗面前，也守住了最后的底線。

熱河潰敗后，日軍和偽滿方面都視他為重要拉攏對象，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親自擬定條件，許以偽滿“軍政部長”高位，并承諾保留其全部家產(chǎn)和部隊。面對昔日同僚張景惠、張海鵬等人的輪番勸降，湯玉麟表現(xiàn)出了令人意外的決絕。據(jù)國民黨情報部門“力行社”在此事后的內部通報稱，湯玉麟雖“懦而貪”，卻“未失大節(jié)”，明確拒絕了日偽拉攏。他率殘部輾轉退入察哈爾，最終接受了宋哲元二十九軍的收編，給了自己一個還算體面的軍人結局。

這一選擇，使得他在后來國民政府追責時，僅被宣布“免職查辦”，最終不了了之。

1949年，他在天津解放前夕病逝，終年7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