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文｜陳婉瑩
6月12日，我獲邀主持胡舒立的《穿越在歷史邊緣：重走前輩蘇門達臘流亡路》繁體字版在香港的發布會。舒立是資深記者、出版人。她有氣場、有故事，能講故事。其實不需要我來主持——她那精彩的30分鐘開場白，基本上已回答了我準備的大部分問題。但能與她面對面交流，還是激發我許多感悟。
1/ 現代人恐懼AI會代替新聞人的工作。但是舒立的書展示了寫故事、做新聞，必須到現場。這是AI無法替代的。比如香港的大埔大火，記者要到現場和災民談話、聆聽他們家園被毀、家人喪身之痛。
舒立也是這樣子到新聞的最前線去，八天之內，跑了13個大小鄉鎮和城市。從乘搭輪渡、 木船、小電船，再到飛機，她重走了大外公胡愈之和郁達夫等愛國文人在抗日當年逃亡之路。
對逃亡的情節，我們斷斷續續聽過，尤其是郁達夫的逃亡與遇害。但本書所呈現的現場感與描述，不僅加深了我們對那段歷史的認知，也把這段故事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與視野。作者透過回訪，把零碎的事實串起來成為一個個震撼人心的故事。
2/ 現場，不只是現實中的地理現場，也包括歷史的現場。舒立的書采用「雙時空對話」的敘事方式——在八十多年前的歷史與當下的親身見聞之間切換自如，仿佛一場與革命前輩的隔空對話。她追溯80年前那段歷史：1942年日軍逼近新加坡，胡愈之、郁達夫等28人擠上一米長的破舊舢板逃往印尼，開始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流亡歲月。在書中，她不僅記錄了前輩們在蘇門答臘深山老林中先后成為釀酒師、肥皂制造商和菜農的傳奇經歷，還將當代尋訪與歷史意義交織：在北干巴魯，她對照郁達夫當年的詩句想象河行之景；在巴爺公務，她探訪郁達夫流亡三年多直至遇害的地方。這種敘事讓故事有了歷史厚重感，也讓當下的尋訪獲得了新的意義。
3/ 到現場，不是拿了筆或手機就跑，抓到人就提問，有聞必錄。她在出發前做了大量案頭準備——查閱流亡者當年的僑批與日記，梳理胡愈之、郁達夫等人在印尼三年零八個月的逃亡路線。她帶著連串的問題出發：當年28人從新加坡石叻班讓碼頭登船時，究竟是怎樣的情形？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深山老林中究竟如何遇害？在實地，她與流亡者的后人對談，在雨林與小鎮間一一核對文獻中的地點與細節。她是帶著問題去走這八天，還原前人的路，之前做了大量考證，不是隨意走八天成書。
4/ 年輕記者追求獨家新聞，往往對已經發表過的題目提不起興趣。記得30年前我在哈佛的時候，有幸聽大師級的新聞教授William Zinsser 講課。他是寫作經典《On Writing Well》一書的作者，和我們分享的一段話讓我一直牢記在心。他說，他的bucket list是重返美國一些最著名的景點，比如自由女神像、金門大橋、尼加拉大瀑布。他說，盡管這些景點已經被人寫過百次千次，早已成為無數平庸文章的主題，但每個作者都可以憑自己的觀點和感悟，對這些景點做出超越平庸的敘述。每個人都有獨特的人生和視野——寫獨家新聞固然有難度，但要寫好庸俗化的題目、超越平庸，不落俗套，是個更大的挑戰。
舒立寫這本書也是這樣。為了準備講座，我特別去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找郁達夫的材料，原來有關他的書大大小小放滿六層書架。舒立就是以她和書中主人公的特別關系，從一個資深新聞人的角度來收集和組織材料，將個人、家族與國家的情懷和歷史糅合，寫成一本有溫度、有獨特角度的記錄。她填補了歷史的一些空白，在眾多有關郁達夫的書中建立了這本書的位置。
港大圖書館部分有關郁達夫的書
講座結束時我問舒立，研究采訪寫書，她是記錄者、研究者，也是參與者，其中的多重身份是否會覺得有矛盾？她怎樣處理這些矛盾？舒立說，她不覺得有矛盾，書中的鋪排、敘事全用白描，都有出處。她的回答讓我想起老記者王克勤說過，藝高人膽大，記者功夫越高，就越能挑戰新聞方法的邊界。
新聞的人生就是這樣充滿魔力，永遠學習，永遠尋求超越，不斷挑戰做人做事和新聞的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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