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大家好，我是陳拙。
最近特別流行一個詞，叫幸福者退讓，意思就是，別人得罪你，但你要多想想自己擁有的一切，別和人斤斤計較。
這個名詞，乍一聽你覺得是胡扯，細想下來，還是胡扯。
我沒做錯事，被人侵犯了，還要退讓，我晚上肯定睡不著覺，那樣我就會很不幸福。所以這樣一個我，活了十八年，從來都是念頭通達。交朋友也只交不委屈自己，遇小人必還手的人。
我的好哥們律師張飛，就是這樣一個人。
六歲那年，張飛的母親離家出走，從此斷絕聯系。直到22年后，對方打來電話，管他借30萬治病。兩個月后，張飛卻接到她的死訊。
原來母親出走后遇到一個男人，被騙感情、騙光錢，連治病的錢最后都被卷走。得知真相的張飛被憤怒燒紅了眼，打算向男人施以殘忍的復仇。
這是張飛寫作以來，感情最強烈的故事，原稿10萬字，被我凝結成1萬多字
——是的，你沒看錯，我只想給你看最精彩的。
2022年9月，律所的業務停滯，我報名社區抗疫志愿者，那天剛脫下隔離服就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面山東口音，問我是不是張雅的侄子。我想想，不認識，掛掉了。
手機再響，還是他，“你叫張飛對嗎？你的姨媽叫張雅。”
我感到錯愕，對方說他姓冉，是張雅的朋友，也是張雅居住地的村書記。
“你姨媽張雅去世了。”他說。
他讓我記下公安局電話，具體情況跟警察確認。掛斷后，我按照號碼撥過去，警察說：“死者真名叫張霞，張雅是化名，應該是你母親。”
這句話像炸彈一樣落進我的心里，“轟”地一聲炸開。張霞的確是我母親，從六歲那年起我已經22年沒有見過她，對她是思念還是怨恨，我分不清楚。
警察說需要尸檢才能確定死亡原因，我拒絕了，她怎么回事我心里有數。
兩個月前，我接到過張雅的電話。
電話接通，她先說出我爸的名字，接著又找張飛，說自己是張霞，我媽。
我的第一反應是遇到騙子，問了她幾個問題，她一一回答了上來。我還是不確定，跟她通了視頻，對面是一個蒼老瘦弱的女人，臉色蠟黃，沒有一點生氣。
我不敢把她和記憶里的母親聯系起來。
外公是市里某單位的一把手，外婆是國內有名氣的抗生素專家。記憶里母親不愁吃穿，她很愛吃零食，永遠白白胖胖，氣質很好。除了眉心那點痣，我找不到這個瘦弱女人和母親的任何共同點。
我截圖，拿出舊照片對比，確定真的是她。
我們陷入沉默。我點了根煙冷靜一下，尷尬地開口：“是你哈，沒咋變。”
我問她找我什么事，她說她可能得什么病了，一直沒去檢查，她現在沒錢看病。我看她瘦得皮包骨頭，說話有氣無力，就先轉了點錢讓她去做檢查。
第二天我再給她打電話，問她大概需要多少錢，她說估計是癌癥，沒有社會保險，估計看病得二、三十萬，希望我能借給她一些錢看病。
她說自己在山東有兩套房，一輛車，只是手里沒有現金，已經托朋友賣房賣車，會把看病的錢還我。
我明白，她一定是走投無路，畢竟二十二年來，她從來沒有主動聯系過我。
那年疫情，律所業務遭到重創，我自己都只是混得溫飽，哪里有那么多現金？但我還是找到搞貸款的朋友，貸三十萬給她，拿我的房子做抵押。朋友很不理解：“你連她什么情況都不知道，還貸給她三十萬？”
我跟朋友說，錢可以再賺，時間與生命不能再來。花三十萬，我能摸著良心說我這當兒子的對得起她，沒有任何遺憾。
朋友很快打過來三十萬，我轉給張霞，沒想到兩個月后，等來她的死訊。
六歲那年，我爸在部隊因為一些問題被捕。被捕前他有預感，不想牽連我和母親，提前辦理離婚，希望母親能照顧好我和外婆，母親卻拋下我們離開了。
我不知道她是哪天走的。她帶我吃了頓大餐，把我送到寄宿學校。到了周末，外婆直接把我接到老房，我再也沒回過原來的家。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走時賣掉家具，空調都不剩，整個家都騰空了。
為了不讓我難過，外婆給我編織了一個善意的謊言。
我幾乎每個月都會收到一封信，信的落款有母親和父親的簽名。外婆告訴我，這都是在外工作的父母給我的，信里總是提到讓我好好學習，注意安全之類的話。
每當有同學懷疑我是單親家庭的孩子，我就拿出那些隨身攜帶的信件，證明父母只是在外工作，很久不能回來。我還自豪地以為母親是個特工，她在信里說自己需要經常出差，總是換地方，我想給她回信，也不知道寄往哪個地址。
有一次，外婆把我帶去派出所，警察叔叔和我解釋，說母親現在的工作跟他們有關系，所以要問我一些問題，其實是編了一堆謊話蒙我，我就更堅信母親是個特工了。
可是這些善意的謊言，沒有讓我過得更好。
四年級下學期的一天，班會結束時，班主任突然跟所有同學說：“張飛的家里出了點事，他和外婆相依為命，你們以后不準再欺負他了。”
全班四十多雙眼睛“唰”地一下轉向我，像四十多根冰冷的針，扎得我渾身發燙。我猛地把頭埋進胳膊里，指甲深深掐進掌心。
我知道從這一刻起，再也沒有安生日子過了。同學們聽到的，和班主任表達的正相反：張飛家里只有一個外婆，可以隨便欺負。
直到我讀大學時，書本上的知識告訴我，找到一個人也不是那么難。
我去派出所報案。值班警察跟我年紀差不多，被我一番懇切言辭感動得熱淚盈眶。他很快幫我找到電話號碼，屬地是山東，應該是她，我拜托他幫我打過去。
接通后，警察開了免提。他問，你是不是張霞？她說是。警察表明身份，說他是四川某派出所的，“你兒子張飛來我們這報案找你。”
母親立刻掛斷電話。我當時都沒敢看那警察的表情，直接走了。
此后近十年，我都沒有她的音訊。再次聽到她的聲音，就是兩個月前。電話里，她說想看看我現在的樣子，我把做志愿者，穿著隔離服的照片發給她了。
得知她的死訊后，我心里有諸多困惑，想立刻去山東，但是落地就要隔離，去了也見不到最后一面，只能打電話冉書記，將后事全權委托給他。
警察告訴我，張霞生前圈養了五十多條狗。我想，都窮成這樣了，還養那么多狗，看來對狗比對我上心。
母親去世的第十二天，后事辦完，我所在的轄區解除了中高風險等級。我啟程去山東接母親回家。按照冉書記給的地址，我前往一個村莊。
陽光灑在寬闊的路上，我閉上眼睛，想象著二十多年里，我和母親曬著同一個太陽散發的光和熱，每天都在同個太陽下相聚。
冉書記家的院子里有座彩鋼瓦搭成的房子，里面堆放著母親的遺物。一堆鍋碗瓢盆，一個紙箱里裝著些衣物，一些生活用品，此外就是幾串佛珠，幾本相冊。
我翻開其中一本相冊，里面都是一個男人的照片，有些是他穿著軍裝，有些是母親和他一起拍的，翻到半截，幾張母親和他的大頭貼掉出來。我撿起大頭貼，上面是母親依偎著那個男人，笑得很開心。
出來之后，我給冉書記深深地鞠了一躬。
冉書記的普通話有濃郁的山東腔，為了讓我聽懂，他努力讓每一個字都發音清晰。他和母親是十多年的朋友，據他回憶，十多年前母親被一個男人帶來了這里。
那個男人叫謝瑞明，本地人，也就是照片里的男人。
母親當時做茶葉生意，業務擴展到青海，慰問青海的部隊。謝瑞明在蘭州當兵，在儀仗隊當小號手，部隊去青海送物資，正好遇到母親。
兩人相愛后，母親為了陪謝瑞明，從青海搬到了蘭州。
十幾年前，謝瑞明退伍回老家，母親也陪著他，還把名字改成張雅，說自己是83年生的，在四川有家人，分別是她的母親和侄子。
冉書記說：
“所以我通知你的時候，還以為你是她侄子。也是直到她去世，我們找到她的身份證才知道，她其實是1971年的，你是她兒子。
“她應該是怕外界給謝瑞明壓力，對外說自己比謝瑞明大五歲，你母親確實顯年輕，我們也沒看出來。”
我覺得一股血往腦門上涌。這些年我一直以為她對我是有寄托的，此刻才明白，她從未承認過我的存在。謝瑞明恐怕才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冉書記抽著煙說：“五月底吧，你母親過來找我，問我謝瑞明是不是結婚了。”
“我母親一直沒有和謝瑞明結婚？”我驚訝地問。
冉書記搖搖頭。這些年，她和謝瑞明提過很多次結婚，謝瑞明總是說再緩緩，所以他們始終沒有領結婚證。
直到五月的時候，她探望謝瑞明爸媽，對方讓她以后別來了，謝瑞明不僅結婚，還生了一個女兒。
自那以后，母親就不對勁了。她吃不下東西，整個人瘦得厲害，肚子卻鼓得很大。朋友帶她去看病，醫生做了很多檢查，肝臟、胃、腸道都檢查了一遍，沒找到問題。
母親說自己是生氣，氣得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成天躺在床上，把窗簾拉得死死的，燈也不開，衛生也不打掃，平日不愿出門，出門必須帶著狗。有一回朋友硬拉她去河邊散步，她突然問，是不是人死了就解脫了？
“好死不如賴活著。”我聽到這里不經意接過話：
“小時候母親跟我說要惜命，好死不如賴活著。她是很惜命的，怕死怕疼。大概是家境好的原因吧，沒吃過苦，沒受過委屈，就惜命得很。”
冉書記很驚訝，他認識的張霞并不是“沒吃過苦，沒受過委屈”的樣子。
冉書記說，母親剛來山東的時候做餐飲，選址、裝修、招工、培訓都是親力親為，開業后每天清早騎電動三輪去批發市場選食材，將近一年，都理順了才交給店長。
回到家里，她還要洗衣服，打掃衛生，謝瑞明從來不干家務活，都是母親自己干。
和母親不同，謝瑞明退伍回到老家后，就一直在家待業。直到2019年初他說想上班，于是托關系找到鄰市養殖廠的工作。去了沒多久，就在那邊和一個年輕女孩談了戀愛。
我印象里，小時候家里請了兩個保姆，母親沒有工作過，都是睡到自然醒，吃點東西，下午逛街，看電影，玩到很晚才回來，更別提做家務。
“可能她對謝瑞明是真愛吧，能改變成這樣，確實不容易。”我苦笑。
我收拾好遺物，拿回酒店一點點整理。母親遺留的衣服不多，我挑了一件輕薄的連衣裙，疊好放在床上，準備帶回去留個念想，剩下的衣服撿出來堆在一旁，準備晚上去燒掉。
整理完衣物和相冊，我從箱子里撿起一個本子，大概有十幾頁，每一頁都寫著一張借條，出借人是母親，借款人都是謝瑞明，金額小的有幾萬元，金額大的有三十幾萬元。
從2009到2018年，謝瑞明累計向母親借了將近七十萬，除了第一張母親備注“已還”，那頁被裁掉一半之外，剩下的都是完整的。
母親終究是沒想過讓謝瑞明還錢，從借給謝瑞的時候就沒想過，因為每一張借條母親都用紅筆畫了一個大大的叉號，寫著“作廢”兩個字。
我把和謝瑞明有關的遺物，和那個載滿借條的本子放在一起，裝進一個塑料袋，接著給一位江湖上的朋友打電話，讓他根據姓名和身份證號幫我找找謝瑞明，我想見他。
打完電話，我離開酒店，到喪葬用品店，買了些衣服被子、金條元寶，打輛車，請司機找個能燒紙的地方。
司機將我送到一條偏僻的河邊。我把母親的衣物拿出來攤開放在河邊，灑上打火機煤油，拿張紙錢點著，看了一眼堆著的衣服，抬手把點著的紙錢扔了上去。
我蹲在火焰旁，動手焚燒紙扎和紙錢，邊燒著邊說：
“你啊，真夠可以。我不明不白地給你當了二十二年的侄子，你呢，放著親媽不當，非得當我姨媽。
“我給你當侄子其實沒什么，關鍵是為謝瑞明這么個男人，這就奇了怪了。我覺得你是個很聰明的人，怎么在謝瑞明這么個男人身上，你就把自己給坑進去了呢？
“你想過屬于你的生活也好，你要追求愛情也好，都是你的自由，這沒什么，好歹給我說一聲吧。刻意躲著這么多年，就為這么個男人，你說你至于嗎？”
火焰越來越小，最后只剩下一堆閃著火星的灰燼。燃燒的灰燼隨著風轉著圈飄起了，飄到半空中，越飄越高，越飄越遠，消失在黑夜里。
我雙手撐著地站起來，拍拍屁股上的泥土和灰塵，看著燃盡的火堆鞠了一躬。
“我走了，這兩天我得約一下你的小男朋友，有的事得做個了斷。
“要真有輪回，好好投個胎，千萬別投我以后的媳婦肚子里，投別人家，你要投我以后的媳婦肚子里，千萬別告訴我，要不真就亂套了。”
第二天醒來，朋友已經把謝瑞明的信息發到我的手機上。
我想給母親發條信息，發現母親生前的手機就在桌子上。打開手機，在微信賬單里我發現了異樣。最后一條記錄是母親去世的那天半夜，向謝瑞明微信轉賬1903元，余額0.22元。
這個時間點，只有警察能接觸到母親的手機。最大的可能是謝瑞明掌握母親的微信密碼和支付密碼，登錄母親的微信后轉給了自己。
我調查母親銀行賬戶的流水，發現最大一筆轉賬有二十六萬，時間發生在母親去世后，絕不可能是她授意。
這筆錢同樣被轉入了謝瑞明的銀行卡。
同時，母親手機信息里有一條手機銀行發來的風險提示，提示手機銀行在另一部終端上登陸過，時間與二十六萬元的轉賬差距只有四分鐘。
我可以確定，這些錢是謝瑞明轉走的。
冉書記提到過，母親想用來還我錢的兩套房，都不在她名下了，一套在謝瑞明名下，一套被謝瑞明賣掉了。
還想著還我錢呢，連我借她治病的錢都叫人搞走了。
我逐個核算對賬單、流水截圖，匯總成證據清單，最后寫出一份完整的《刑事控告書》。母親臨終前痛苦的模樣在我腦袋里徘徊，她在絕望中向我張嘴，得知房子早就被轉賣掉，該是什么心情。
我走進衛生間，打開水龍頭，一把把將冷水潑在臉上。鏡子里的我滿臉都是水珠，眼睛布滿血絲，我盯著自己，像是盯著另一個人。
水嘩嘩地從龍頭里流出來，我拿起毛巾擦干臉上的水，把扭曲的表情從臉上一起擦走。
站在鏡子前，我反復觀察自己的臉，直到確認我是平靜的，看不出任何憤怒的表情后，笑著坐回椅子上。
我給江湖上的朋友發信息，請他找出謝瑞明父母、配偶、孩子的全部信息都。朋友直接打來電話，勸我禍不及妻兒罪不及父母，讓我講道義，別亂來。
我再三向他保證，肯定報警依法處理，找他家里人信息，不過是想了解情況而已。
朋友聯系上謝瑞明，我在想應該跟謝瑞明說點兒什么，或者聽謝瑞明說點什么？比如問問謝瑞明，是不是真的愛母親？如果不愛，為什么又能在一起十幾年？
但我覺得，母親不需要這個答案。
約定見面的地點，在我燒遺物的那條河邊。我拿著和謝瑞明有關的遺物，坐朋友的越野車先到那里。
片刻后，兩輛車停在河邊草地上，車里下來六個男人，謝瑞明走在中間，其余的都是朋友的朋友。
“謝叔叔您好，我叫張飛。你應該聽說過我，我母親可能提過，我是她成都的侄子。”
謝瑞明沒有跟我握手，冷冷地說：“你是她兒子吧。”
我有些意外，原以為謝瑞明是不知道的。
“你媽跟我說過，其實她說的那個侄子是她兒子。”謝瑞明說。
我笑著說：“那就好。你看，咱們是一家人。”
謝瑞明壓抑著憤怒，盡量用平靜的語氣說：“有事就說，別扯那些幺蛾子！”
我收起笑容，蹲下，拿起一張謝瑞明的照片，點燃照片后扔在地上，趁著火沒熄滅，我又拿起一張照片，扔進了火焰里。
“老媽，謝瑞明我今天給你帶來了，他就站在這兒的。我把他的照片，你倆的照片，他找你借錢的借條都燒給你，你要有什么事就去找他吧。”
謝瑞明往前沖了一步，嘴里嚷著“你什么意思”，幾個男人上前攔住了他。
我沖著火堆說：“老媽你放心，我不打謝瑞明。畢竟你愛他愛得這么深，我要打了，你恐怕得怪我。”燒完所有的東西，我把酒打開，圍著火堆邊灑了一圈，接著拿出手機，悄悄打開手機錄音，把手機攥在手里。
“我母親張霞，就是張雅，死了。”
謝瑞明有些驚訝，看了看火堆，又看了看我，才問：“死了？怎么死的？多久的事？”
我沒回答謝瑞明的問題，盯著他說：“你想跟張霞說點兒什么嗎？想說什么都行。”
謝瑞明沒有說話，死死地盯著火堆。黑暗里只有呼呼的燃燒聲和人的呼吸聲，最后我打破沉默：
“不想說就不說，說不出來也是正常。人死了，都結束了。謝瑞明，還是謝謝你這么多年對我母親的照顧，你和她的緣分盡了，以后都好好過日子。”
說完，我向越野車走去，拉開車門，轉身對謝瑞明說：“要送你一段嗎？”
謝瑞明沒有回話，我便和朋友驅車走了。他獨自站在黑暗里，兩輛車的車燈越走越遠，河邊的荒草地恢復了黑暗，剩下閃爍的火星，最后火也漸漸熄滅。
“完了？”朋友疑惑地問我。
“沒完，才剛開始。”我找出一個地址，那是謝瑞明的父母家。
我提著保健品和茶葉，還有給謝瑞明女兒買的玩具，敲響他父母的家門，“阿姨您好，我是謝瑞明的朋友，從外地過來，今天專程看望您和老爺子。”
謝瑞明的母親看我們帶了許多東西，說話還挺客氣，把我和朋友讓進屋里，轉身從廚房端來蘋果。我問：“平時就您二老在這邊住著嗎？”
謝瑞明的母親說：“是啊，兩口子平時不在這邊住，偶爾送孩子過來，我們幫忙帶帶。”
我故作驚訝：“哎喲，謝哥真是厲害，幾年不見都結婚了，還生了孩子。上次見面的時候我還跟他和他女朋友說，得快點結婚，都老大不小了。”
謝瑞明的父親聽到這里，眉頭皺了起來，謝瑞明的母親連忙滿臉堆笑地說：“是啊，他年紀也不小了。”
我起身，在客廳里看了看，心里很不是滋味。
屋子里的裝修風格明顯與謝瑞明父母不搭，他們依然保留著很多農村生活的習慣和氣息，裝修精致的房子里被雜物堆得亂七八糟，陽臺上堆滿從外面撿回來的塑料瓶和紙殼子。
這本該是母親的家，應該有很多她的小心思。
坐回沙發上，我笑著說：“謝哥真是孝順，給您二老買了這么大房子，裝修得這么好。”
謝瑞明的父親埋著頭，自顧自地用夾子夾碎核桃，他母親顯得有些尷尬，埋頭盯著腳尖，半天才說：
“這孩子還是孝順的，就是不太聽話。你們這些朋友見過世面，有錢，有文化，以后要多帶帶他。”
我從手提包里拿出文件袋，輕輕放在桌上，告辭，“我肯定好好關照謝哥，這個您放心。”說完起身，朝門口走去。
謝瑞明的父親拿起文件袋追上來，以為是我落下的東西。我輕輕推開了他的手，讓他有空好好看看。說完向老爺子鞠了一躬，轉身下樓。
坐進車里，朋友問我：“你留的是什么？”
我說：“謝瑞明的犯罪證據。”
朋友不解：“既然是犯罪證據，你為什么要給他們。”
我關上車窗，把座椅靠背放倒一些，閉上眼睛說：“這個世界如果有一件事，是你眼看著對你最重要的人朝著最壞的結果走去，你無能為力，甚至沒有任何辦法改變結果，那才是最痛苦的。”
朋友沉默了一會兒說：“我以前一直覺得，收拾一個人是通過恐嚇、威脅，甚至暴力。你比我歲數小，但是你真的讓人覺得可怕。”
沒過多久，我就收到謝瑞明父親的電話。
“我是謝瑞明的……”電話那頭話還沒說完，我便說：“我知道您是謝瑞明的父親。您想說什么？”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問道：“到底怎么回事。”
我說：“案情在《刑事控告書》里寫得很清楚了，證據也在。”
電話那頭又是一陣沉默，謝瑞明的父親問：“你怎么確定是他。”
我說：“我不能確定就是謝瑞明，我只是通過已有的證據認為可能是他。您注意看《刑事控告書》，我寫的是涉嫌。到底是誰，是公安調查才能確認的，我希望不是謝瑞明。”
謝瑞明的父親大聲說：“可是你現在拿的這些東西都說明是謝瑞明啊？”
我隱約聽見謝瑞明在電話對面咒罵著，叫嚷著要弄死我，聲音刺耳，便把手機拿遠了點。
我說：“最后到底是誰，是證據說了算，是公安調查說了算。讓謝瑞明不要激動，誰主張誰舉證，我自己就是刑事辯護律師，給您一個建議，趕快請一位好點的律師。”
說完，我掛斷電話。
晚上十一點電話又響，這回是冉書記。
他說：“謝瑞明的父親給我打電話，講了你今天給他們的東西。”
我說：“冉叔叔，您有什么疑惑、想法可以直接說，我也可以給您講大概情況。”
冉書記沉默了一下回答：“沒什么，你不用給我講情況。你是做法律工作的，很多問題你比我清楚。我是你母親的朋友，是黨員，是村委書記，我只能跟你說，無論你怎么做，只要是合法的，就是合理的。”
我非常驚訝。原以為冉書記是謝瑞明父母找來的說客，我甚至想了，如果冉書記真開口要我放過謝瑞明，也許我真的就此罷手。
鼻子酸酸的，眼淚在眼眶里打轉，我摘下眼鏡，吸了下鼻子說：“謝謝您冉叔叔。真的很感謝您。我只想要一個真相，和真相應有的結果。”
晚上，我從謝瑞明的辯護律師角度分析案件結果。如果謝瑞明退贓還贓并取得諒解，那能夠爭取到三年至四年的有期徒刑，若認罪態度良好，甚至有可能爭取到有期徒刑三年緩期兩年執行。
我覺得謝瑞明的盜竊行為一定不止這一次，如果調查過程中發現他的盜竊行為是多次，那即使退贓還贓，取得諒解，基本上也沒有緩刑的可能。
當然，我是不會給謝瑞明出具《諒解書》的，無論他們用什么手段，我都一定會拒絕諒解，如果謝瑞明退贓還贓，沒有取得諒解，那即使沒有多次盜竊的行為，刑期大概是四年。
作為刑事辯護律師，我一直覺得四年有期徒刑是很久的，但此刻我第一次體會到受害者的心態，四年真少，恨不得法律判處他十四年、四十年。
那天夜里，母親第一次在我的夢里出現。夢里的母親白白胖胖的，和以前一樣，看起來很健康。我回到小時候，母親帶著我在曾經去過的桃花林里，我在桃花樹下，母親蹲著，緊緊地抱著我，眼睛里都是淚，看起來很難過。
醒來時，枕頭濕了一些。我撫摸著濕的地方，自言自語地說：“你是為什么哭呢？是因為謝瑞明嗎？”
隔天，謝瑞明的父親約我見面，我跟他約在一家豪華飯店包廂，這回他們全家到齊了，他老婆甚至抱著孩子來了。
見他們推門進來，我起身，拉開主賓席的椅子，招呼謝瑞明的父親坐下。謝瑞明的父親拉開旁邊的椅子，我也不推辭，自己坐在主賓席的位置上。
大家都落坐了，我招呼服務員把酒斟滿，紅酒倒進醒酒器里，給每人面前上了橙汁，然后才陸續上菜。
謝瑞明的父親先說話了：“一共261903元，我們這幾天湊湊錢就給你。”
我沒回答，招呼大家動筷子，自己也動筷子吃了起來。氣氛有些尷尬，謝瑞明的母親提高聲音說：“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說。事鬧成這樣，我們很不好意思。”
我裝作沒有聽見，盛了一碗湯說：“大家動筷子，別客氣，都吃菜。”
謝瑞明的父親環顧四周說：“你母親的事請你節哀順變。謝瑞明年輕，有賭錢的壞習慣，我代他給你賠不是了。”說完，起身給我鞠了一個躬。
見我只顧著吃飯，謝瑞明“啪”地一聲拍桌子，猛地起身，指著我罵道：“他媽的沒聽見我爸跟你說話嗎！你什么意思！”
桌子劇烈震動，陶瓷餐具發出清脆的碰撞，接著便是嬰兒的啼哭。坐在包廂角落的朋友猛地起身，亮出腰間別著的東西，惡狠狠瞪著謝瑞明。
謝瑞明的父親拉了拉兒子的衣服讓他坐下，我跟朋友說：“你看，孩子都嚇哭了。”
喝完分酒器里最后一滴酒，我靠在座椅上，拿起餐巾邊擦嘴邊說：
“您剛才說，要跟我談談？談什么？”
謝瑞明的父親說：“這個事我們肯定很真誠地向你道歉，錢我們湊一湊，很快就會補上，希望你能看在你母親和謝瑞明十幾年的份上，給他一次機會。”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顯得極其卑微，聲音也越來越小。
我反問道：“您這是……和我談條件嗎？”
謝瑞明的老婆連忙接話：“是希望你能給謝瑞明一個機會，也是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點頭，靠在椅子上說：“我懂了。你們是說，把謝瑞明盜竊的261903元退給我，然后我不報警，對嗎？”
“是這個意思。請你給他一個機會。他以后再也不會了。”
我思索了片刻說：“261903元，這是贓款，既然是贓款那本就應該退還。謝瑞明退還本就不屬于他的贓款，我再給他一次機會，這筆買賣怎么說都是虧本買賣。再說了，謝瑞明是您兒子，不是我兒子，他以后怎么樣跟我沒有半點關系，這是沒有誠意。”
謝瑞明說：“你母親有一套房子在我這里，那套房子我也給你。”
我說：“沒有沒有，那套房子是你的。我查了，最早房產證上就是你的名字，法律上只能算我母親贈予給你的，她贈予你的就屬于你，我肯定不要。要了，那就算是敲詐勒索罪。”
說完，我起身準備離開，走到包廂門口時，我說：“談判條件只有兩個，要么你給我一個我能接受的投案自首時間，要么我報案。別的談判條件我沒想到，你要是能想到，隨時可以找我。單我已經買了。”
走出包廂，身后傳來謝瑞明父親的吼叫聲：“賭錢！賭錢！滿腦子就知道賭錢！這下好了！把你自己賭進去了，我看你怎么辦！”
和謝瑞明一家見面后，我就去公安局報警了。
做筆錄時，我特意強調：
“應謝瑞明父親要求見面，謝瑞明的父母、妻子及他本人承認了盜竊，與我溝通退贓還贓，并提出把他父母名下的房產給我，希望我不要報警。
“以上全部通話錄音及晚上溝通的視頻、錄音均作為證據已經提交。”
警察問：“261903元他已經退還了嗎？”
我說：“他們提出過退還，我拒絕了。最終確定謝瑞明是否是本案犯罪分子，應該是法官基于公安機關提供的證據、檢察院的公訴及謝瑞明自己對犯罪事實的承認，我只能懷疑謝瑞明涉嫌本案盜竊。
“在他沒有被判定有罪，或者他本人直接承認其犯罪事實之前，我不能認定他就是犯罪分子，收取所謂的退款，否則我就構成了犯罪。”
那天晚上，我定了一間能擺下兩張桌子的包廂，一張是冉書記和母親生前的朋友，一張坐滿這些天幫我東奔西跑的朋友，我記不清喝了多少酒，只記得自己不停朝他們鞠躬。
做完這些，我去趟殯儀館領取母親的骨灰盒。骨灰盒被黑布包裹著，上面放著一個精致的塑料小花圈。把骨灰盒抱起來的瞬間，我突然覺得很重很重。
走出骨灰寄存室，陽光照在骨灰盒的黑布上，也照在我的身上。那一刻，我對死亡所有的理性都沒有了，我只覺得懷里不是冰冷的骨灰盒，而是有血有肉的母親，我像抱著一個嬰兒那樣抱著母親。
起飛前，我把航班號發給我爸，讓他晚上來機場接我。
記得讀初中時，我爸已經獲得自由，每回我抱怨母親出走，他就喝止我，再犟嘴就揍我，這些年他沒有說過母親哪里不好，始終覺得她離開一定事出有因。
飛機落地，我在機場出口見到我爸。上車前，我把骨灰盒從箱子里取出來，放在副駕駛的座椅上，再把行李箱放進后備箱。等我爸上車，我說：“我把張霞接回來了。”
他愣了，解開安全帶生氣地說：“她人呢？是不是還在取行李？你怎么不等她？”
我說：“她已經在車上了。”
我爸聲音提高了幾度：“什么意思？”
“人燒成灰，裝盒了。”
他沒有再說話。
到公墓附近的酒店有七十多公里的路，我開了一個多小時。母親的骨灰盒躺在后排座位上，我怕開得太快太急，驚了母親的安寧。
印象里母親很膽小，總是提醒父親開慢一點、再慢一點。那時候是父親開車，母親抱著我坐在后排，現在變成我開著車，母親躺在后排。
回到家里，我爸洗完澡說自己先睡下了。一整晚，我都沒聽見他如雷的鼾聲。
回到四川沒過一陣子，我就接到謝瑞明律師的電話，他姓黃，電話里告訴我，謝瑞明的父母打算和他一起到四川，當面和我再溝通一回。
我讓助理跟黃律師確認他們的人數，和來四川的時間，并且告訴他們，已經安排好機場接送和酒店住宿，到了見面的日子，又派一輛黑色商務車，將他們接到我的辦公室。
我提前準備好茶具，等謝瑞明的父母和黃律師落座，給每人面前放了一個檀木杯墊，往上面放上茶盞，逐個給茶盞摻上茶水。
黃律師輕輕嘬了一口茶水，放下杯說：“張先生，我是謝瑞明的代理律師黃鳴遠。今天來主要是想跟您再溝通一下關于諒解的事。我們專程來您這邊，就是帶著誠意來的。”
我笑著說：“能看出來帶著誠意，畢竟飛了幾千公里來。”
黃鳴遠也笑著，我話鋒一轉：“我也是帶著誠意，飛了幾千公里把謝瑞明送進去的。您給我錢，我給您相應的東西，這叫公平交易。我帶著誠意把謝瑞明送進去，您帶著誠意來找我溝通諒解，咱們這頂多算是講禮貌，遠沒有到談判的誠意層面。”
沒等黃鳴遠說話，謝瑞明的母親起身朝前，重重跪在地上，哭著說：“謝瑞明不是東西，我給你跪下了，求求你給他一條生路！求求你給他的家一條生路！你要什么條件都可以，我砸鍋賣鐵都滿足你！”
她哭訴的時候，黃鳴遠和謝瑞明的父親一直冷眼瞧著我。
我拿起手機站起身，徑直走到辦公室門口，扭頭朝他們說：“別整這些沒用的，要溝通就好好溝通，你們清醒一下，調整好再給我打電話。”
回到辦公室時，茶有些涼了。我把每個人的茶盞夾起來，倒掉涼了的茶，重新摻上滾燙的茶水。
黃鳴遠說：“張律師，咱們談談條件吧。你有諒解的想法嗎？或者說有諒解可能嗎？如果有，我們今天的溝通才有基礎。”
我點燃一根煙，不緊不慢地說：
“我諒解的條件有兩個，滿足任何一個都可以。第一個是讓謝瑞明拍一段錄像，講述自己對我母親所作的所有事，這段錄像由我保存。
“第二個是給我足夠多的錢，你們也看到，我經營壓力其實很大，我算了下，給我一個億。這兩個條件你們能滿足哪個？”
謝瑞明的父親猛地拍了下桌子說：“你這分明就是不想談！”
我沒有回答，黃鳴遠說：“第二個條件我想你很清楚是不可能達到，那只有第一個。我可以問問你提第一個條件的目的是什么嗎？”
我盯著謝瑞明的父母說：“這段視頻我會公開，多精彩的劇情。等你們的孫女長大，看到她父親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多有意思，是不是！”
謝瑞明的母親站起身，帶著哭腔、發出顫抖的聲音吼道：“魔鬼！你就是個魔鬼！”
我說：“你們的兒子是魔鬼嗎？你們祈求一個被魔鬼傷害的人，希望他寬恕魔鬼，你們是什么？魔鬼由你們誕生，接受你們的教育，你們又是什么？”
黃鳴遠沉默許久說：“所以你就一定要通過毀掉謝瑞明的方式去滿足你的仇恨？”
我說：“我沒有要毀掉誰。毀了他的是他自己，不是我。黃律師，一個人犯罪了，他要被法律懲戒，你能說是法律毀了他嗎？我認為法律是合法的暴力和必要的邪惡，你不能說我毀了他，這個罪名我擔不起。”
“但是你的行為超出了法律的尺度。”
我說：“我的行為也許超出道德的尺度，但是否超出法律尺度，應該由法律來裁定，而不是由你來裁定。”
黃鳴遠說：“我們不談諒解，換一個方式吧。多少錢你愿意放棄對謝瑞明的報復？”
我重新接了一壺水，放在加熱爐上，回到沙發上對謝瑞明的父母說：“你們找了一個很專業的律師，思路清晰，也很出其不意。”
謝瑞明的父母對視了一眼，不說話。
我望向黃鳴遠，笑著說：“黃律師，今天的談話你全程都有記錄吧，視頻還是音頻？”
黃鳴遠沒有確認，也沒有否認。
“當你聽到我的諒解條件中有類似對謝瑞明的報復以后，你就開始跟我聊法律、道德。表面上看話語權在我這里，其實你要獲得我主觀上對謝瑞明有打擊報復的想法。
“接下來，你問我多少錢能放棄對謝瑞明打擊報復的想法，其實就是挖了一個坑，等著我往里跳。
“你應該很清楚，敲詐勒索罪是主觀方面的直接故意犯罪。你與我溝通道德、法律的話題便是為確定我有主觀故意的動機，你關注我所謂的打擊報復行為引出了可能的結果，而這個結果對于今天在場的謝瑞明父母來說其實是構成了恫嚇，使他們感受到恐懼和威脅。
“你只差我明確要多少錢來停止打擊報復，便可以坐實我存在涉嫌敲詐勒索的嫌疑。
“我一旦提出要多少錢，你們今天可能馬上把錢給我，坐實我敲詐勒索罪的事實，迫使我與你們達成諒解。
“黃律師是這個想法吧？”
黃鳴遠露出一絲尷尬，謝瑞明父母沒再說話，只是連聲嘆氣。
最后，我起身對他們說：
“我目前不會諒解，但我不知道以后會不會。黃律師，作為受害方我不喜歡您，但作為律師我很欣賞您的專業。抱歉沒能給您預想的結果，如果我對諒解的事有什么新的想法，第一時間聯系您。”
母親下葬的那天，只有我和我爸去了。
公墓的音響里放著婉轉而舒緩的輕音樂，樹上發出清脆的鳥叫。我抱著骨灰盒站在母親的墓前，轉身環顧四周，盡可能以母親的角度去看此刻的世界。
這里位置很好，是我們特意請人算的位置。靠近公墓中央的位置，四面被樹蔭遮擋，前方是順著山勢而下自然的坡度。
封墓石緩緩蓋上，封墓工人用水泥把最后一絲縫隙填上后，我彎腰在桶里挖出一點水泥，輕輕把水泥涂抹不均勻的地方抹勻，直到所有縫隙都看不出一絲棱角。
那天晚上，我回到外婆家。
外婆的身上殘留著蒜和蔥的味道，還有淡淡的油煙味。我拿了兩個碗，盛了兩碗米飯，外婆說：
“你是不是有病？吃完一碗你再盛一碗就是了，盛兩碗放在那里干嘛？”
我笑著回答：“您讓我多吃啊，我餓了，盛兩碗放那兒讓您看看，我胃口有多好。”
我心想，二十二年了，回來看看外婆，吃口飯再走吧。
在我的辦公室見面后，謝瑞明家人沒再聯系我。其實我不是不能給謝瑞明出具諒解書，真正的諒解條件很簡單：
承認他與我母親的關系，找我要母親墳墓的位置，給她道歉。
我一直給謝瑞明和他的家人強調誠意，但是他們始終沒能理解。或許是我說得不夠直接，不想輕易諒解，但這是我的權力。
我也不會真給謝瑞明的孩子造成什么心理陰影。雖說殺人誅心，但禍不及妻兒父母，道義還是要講，我拋出虛假的報復計劃已然夠誅心了，沒必要真的去做。
最終，謝瑞明被判四年有期徒刑。
三月中旬，我和父親去給母親上墳，他給母親買了一捧漂亮的花，還買了很多母親生前喜歡的零食，那些零食最后被我倆坐在墳前吃了，公墓里上墳的人看到，阻止我們：“你們這樣是大不敬，不能這樣。”
我們笑著應和，嘴上說著自己不懂，感謝提醒，等人家走遠了還是接著吃。
父親說：“咱們這是一家三口春游，跟很久以前一樣，一家三口坐在那里吃零食，只是今天看不見你媽而已。”
吃完零食，父親點燃兩支煙，一支放在墓碑前，一支自己抽。
我提醒父親：“她不抽煙。”
父親低頭看了看墓碑前的煙，又掏出兩支點燃，湊齊三根放在墓碑前，“我知道她不抽，香燒完了，下次多帶點。”
我看著墓碑打趣：“他還是不正經，晚上托夢嚇唬嚇唬他。”
歐美影視劇里，反派被解決前常說一句臺詞："This is business, not personal."
意思是說，全是公事公辦，沒有私人恩怨。
張飛以往的故事，再精彩也是business，這次對謝瑞明，是純粹的personal。
讀到中間我開始緊張，怕再翻一頁變成自首材料。幸好沒有。
這也是這個故事最打動我的地方。
他對敵人有多狠，對親人就有多柔軟。換作別人，這本爛賬早該撕了。
可他轉頭抵押了房子，把救命錢塞給那個曾掛斷他尋親電話的女人；又在母親死后，彎著腰，用水泥把墓碑上最后的一絲縫隙抹平。
我們在《不要臉律所》的系列里，總習慣看他插科打諢，但直到今天，他才親手切掉了心里那塊藏了二十二年的潰瘍。
看完故事，我真想立刻飛去四川找他喝一杯。
（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
編輯：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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