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退伍后摔斷腿，竟然與女同學發生了這樣的故事！

我叫林建國，1962年出生在魯中南一個叫柳溝的村子。

1984年深秋，我脫下穿了五年的軍裝，背著褪色的軍綠色帆布包，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家鄉。五年的軍旅生涯把我從一個毛頭小子錘煉成了一個結實硬朗的漢子，村里人都說我有出息，在部隊還入了黨，將來肯定能成大事。

我爹娘也高興，逢人就說兒子回來了，張羅著要給我說媳婦。可誰也沒想到，命運這東西，翻臉比翻書還快。

第二年開春，山里頭的藥材正是好挖的時候，丹參、柴胡、桔梗，滿山遍野都是。我尋思著多挖點藥材賣了，攢些錢把家里的老房子翻修一下，也好娶媳婦。

那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就上了山，背著一個大竹簍，手里拿著小镢頭，沿著后山那條窄得只能容下一只腳的小路往上爬。那條路我走過無數次，閉著眼都知道哪兒有坑哪兒有坎，可偏偏那天早上露水大，石頭滑，我一個沒踩穩，整個人連人帶簍子就從那十幾米高的崖壁上滾了下去。

等我再醒來的時候，人已經躺在縣醫院的病床上了。我爹說我被一個放羊的老漢發現，用驢車拉到鄉衛生院，鄉衛生院看不了，又輾轉送到縣醫院，這一來二去耽擱了將近十個小時。

左腿粉碎性骨折，傷口嚴重感染，醫生說再不截肢，命都保不住。我爹在手術室門口蹲著哭了整整一個下午，最后還是哆嗦著手在手術同意書上簽了字。

從那以后，我就成了只有一條腿的人。

剛開始那段時間，我把自己關在屋里不出門，覺得天塌了。我一個當過兵的人，一個曾經扛著槍保衛國家的人，現在連路都走不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我把墻上的軍裝照全都摘下來扣在箱子里，把部隊帶回來的東西塞到床底下，眼不見心不煩。

我娘端來的飯經常涼透了也沒動一口，我爹蹲在院子里一聲接一聲地嘆氣。

后來是我在部隊的連長給我寫了封信，信上說“建國，你是個兵，兵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敗”，這句話像一記悶錘砸在我心口上，我哭了一場，終于開始學著拄著拐杖站起來。

可站起來容易，走下去難。

到了1986年，我已經能拄著拐杖在村里走動了，家里托人給我介紹對象。

頭一個姑娘是隔壁村的，見了一面，看我拄著拐杖，連飯都沒吃就走了。

第二個倒是多說了幾句話，問我能干啥，我說我能給人看病——我在部隊是衛生員，回鄉后又跟村里一個老中醫學了一年多，一般的小病小痛還真難不倒我。那姑娘將信將疑地看了我一眼，回去跟她爹娘一說，人家回了句“一個瘸子能有什么出息”，這事兒就黃了。

第三個、第四個也大同小異，有的嫌我是殘疾人，有的嫌我家窮，有的干脆連面都不肯見。四次相親，四次碰壁，我把拐杖往地上一頓，跟爹娘說，這輩子不找了，一個人過也挺好。

日子就這么不咸不淡地過著。我平時在屋里看醫書，給村里人看看頭疼腦熱，誰家有個腰腿疼的也來找我，我給扎扎針、開幾副中藥，也不收多少錢，鄉親們倒是念我的好。

慢慢地，我也有了點名氣，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柳溝有個拄拐杖的林大夫，看病實在，不坑人。

我心里也漸漸踏實了些，覺得這輩子就這么過下去也不錯。

直到1987年秋天，鄭巧娥回來了。

巧娥是我初中同學，我們一塊兒在鎮上的中學念了三年書。那時候她坐在我前排，梳著兩條辮子，笑起來有兩個酒窩，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

我記得她上課的時候總愛回頭問我借橡皮，其實她抽屜里明明就有，我也不說破，每次都笑瞇瞇地遞給她。

后來她初中畢業就不念了，再后來聽說她嫁到了外省，嫁了一個煤礦工人，之后就沒再聽到過她的消息。

那天我拄著拐杖去鎮上買藥，在供銷社門口碰見了她。她比以前瘦了很多，臉色也不好，頭發隨便扎在腦后，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棉襖，手里拎著一個舊布包。

我第一眼差點沒認出來，是她先叫的我：“建國？是林建國吧？”我愣了一下，仔細一看，那雙眼睛還是以前的樣子，只是里頭多了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

我們在供銷社門口站著說了好一會兒話。才知道她嫁到山西那邊，男人在煤礦上干活，三年前出了塌方事故，人沒救過來。男人家里頭的人不但不體諒她，反而怪她命硬克夫，把她當外人看，處處刁難，公婆罵她，妯娌擠對她，連飯都不讓她上桌吃。

她在那邊舉目無親，熬了三年實在熬不下去了，只好帶著一點微薄的撫恤金回了娘家。

她說這些的時候聲音很平靜，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情，但我看見她攥著布包帶子的手指關節都發白了。

我心里頭一陣一陣地發酸，嘴上也不知道該說什么好，就說了句：“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她看了看我腋下的拐杖，又看了看我空蕩蕩的左褲腿，問我怎么了。

我把當年上山挖藥材摔斷腿的事跟她說了，她聽了眼圈就紅了，說：“你當兵那會兒多精神的一個人啊，我記得你穿著軍裝從鎮上走過的時候，我們都趴在窗戶上看，那時候我還跟同學說，要嫁就嫁林建國這樣的人。”

我被她這話說得有些不好意思，笑了笑說：“現在可沒人想嫁我了，上回相了四次親，全讓人給拒了。”她也笑了，說那是她們沒眼光。

我也不知道哪兒來的膽子，半開玩笑地說：“你不是說當年想嫁給我嗎？現在機會來了，不如你嫁給我算了。”

我本是一句玩笑話，說出來就后悔了，覺得太冒失。可她愣了一瞬，竟然想都沒想就說：“好啊。”

我以為她也是隨口一說，笑著打了聲招呼就拄著拐杖走了。

誰知道第二天一大早，天剛蒙蒙亮，我就聽見院子里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娘開門一看，鄭巧娥拎著一個舊皮箱、背著一個大包袱站在我家門口，說找林建國。

我拄著拐杖出去，她把東西往地上一放，看著我說：“我說了嫁給你，不是開玩笑，你要是愿意，我就住下來照顧你。”

我站在那兒，手里的拐杖差點沒拿穩。

我爹我娘也愣住了，半天沒反應過來。我把她讓進屋，認認真真地跟她說：“巧娥，你可想清楚了，我是個殘疾人，只有一條腿，你跟著我要吃很多苦。”

她說她想了一夜，想得很清楚，她這輩子命苦，但看人不會看錯，我林建國是個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過得下去。

那天我們說了很多話。我跟她說我學過醫，會給人看病，雖然不是正規的大夫，但養活一家人不成問題。

她說她不怕窮，只怕心窮。

我又說你要是顧慮什么你就說，你父母那邊我去說，我雖然缺條腿，但嘴不缺，該說的話我一句不會少。

她看著我，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說：“你都這樣了還想著替我去說，我還顧慮什么。”

就這樣，巧娥住進了我家。一開始我爹我娘還有些顧慮，怕她是一時沖動，待不了幾天就走。可巧娥這人說話算話，住下來就沒再挪過窩。她把我家收拾得干干凈凈，把我的醫書按大小排好，每天幫我洗藥罐、曬藥材，我去給人看病她就扶著我走山路，一步都不讓我多走。

村里人開始說閑話，說什么的都有，有人說她是圖我家什么東西，有人說她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才找個瘸子，她聽見了也不惱，該干啥干啥。

我們在一起半年后辦了婚禮，沒請多少人，就在自家院子里擺了幾桌，鄉親們來吃了頓飯，熱鬧了一下。

結婚那天晚上，她跟我說：“建國，咱們好好過日子，把日子過好了，比什么都強。”我說好。

1988年秋天，我們的兒子出生了，胖乎乎的，哭聲特別大。巧娥說這孩子隨我，嗓門大，有勁兒。

我給兒子取名叫林志遠，志存高遠的意思，我希望他將來能走出大山，去看看更大的世界。

兒子出生后，我越發覺得身上的擔子重了。光靠在村里給人看病那點收入，養活一家三口確實緊巴。

巧娥看出了我的心思，有天晚上她跟我說：“建國，你的醫術這么好，來找你看病的人越來越多，咱家的房子太小了，要不咱想個辦法把攤子鋪大一些？”

我一想也是，可家里沒多少錢，拿什么鋪攤子？

巧娥把她藏在箱子底下的那點撫恤金拿了出來，又把結婚時她娘給她的銀鐲子賣了，湊了兩千多塊錢。

我爹我娘也湊了些，零零碎碎加起來不到三千塊。這點錢想在鎮上蓋房子那是天方夜譚，但巧娥說：“咱們可以先在家里干，等攢夠了錢再說。”

從那時候起，我們倆就像上了發條一樣。我白天給人看病，晚上看醫書做筆記，巧娥一邊帶孩子一邊幫我抓藥、熬藥，有時候半夜有人來敲門，她就趕緊起來燒水、點燈，從來不抱怨一句。

我們倆配合得越來越默契，她甚至學會了辨認幾十種常用藥材，我忙不過來的時候，她能幫我給病人包扎、換藥，鄰居們都說巧娥是半個大夫。

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來看病的人越來越多，家里的三間小屋子根本坐不下，病人就在院子里排著隊，冬天冷得直哆嗦，夏天曬得冒油。我跟巧娥商量，這樣下去不行，得想個辦法。

1998年，我們咬咬牙，在鎮上買了一塊地，建了一棟三層的房子，一樓做診室和藥房，二樓住人，三樓用來晾曬藥材。總共一千來平米，還雇了兩個工人幫忙。蓋房子那段時間，巧娥瘦了二十多斤，天天在工地上盯著，搬磚、和水泥，什么活都干，工頭都佩服她，說她比男人還能吃苦。

診所開起來以后，我給自己定了幾條規矩：能用中藥治好的，絕不給人家開西藥；能花十塊錢治好的病，絕不讓人花二十。

我那個年代當衛生員的時候，部隊上的老軍醫教過我一句話，叫做“醫者仁心”，我一直記在心里。咱們莊稼人掙錢不容易，一塊錢掰成兩半花，我不能昧著良心賺人家的血汗錢。

有個鄰村的老漢，七十多歲了，得了風濕性關節炎，疼得走不了路，兒子帶他去大醫院看，花了三千多塊也不見好。后來找到我，我給他開了幾副中藥，又用針灸和艾條給他治了兩個月，總共花了不到二百塊錢，老漢就能下地走路了。他提著兩斤豬肉來謝我，我死活沒收，我說您留著自個兒吃吧，比我吃了還管用。老漢當時就哭了，說林大夫你是個好人，好人一定有好報。

這樣的話我聽過很多遍，但每一次聽到，心里都熱乎乎的。我時常想，我林建國這輩子雖然斷了一條腿，但老天爺待我不薄，給了我一個好媳婦，又給了我一個好兒子，還讓我有一門能幫人的手藝，我還有什么不滿足的呢？

兒子林志遠從小就很懂事，學習成績一直排在班里前幾名。他上高中的時候，每個月回家一次，從來不跟我們要零花錢，衣服也是能穿就穿，從不跟同學攀比。

我跟他說，你別省錢，該花的花，家里診所生意不錯，供你讀書沒問題。他就笑笑說，我知道，我就是不愛花錢。

其實我心里明白，他是心疼我們，怕我們太累。

后來他考上了省城的大學，畢業后進了國企，一步一步從基層干起，現在已經是高管了。每次回來都帶著大包小包的東西，給我買茶葉，給巧娥買衣服，還給他媳婦和孩子帶各種新鮮玩意兒。

我和巧娥看著他們一家三口和和美美的樣子，心里頭那個甜啊，比喝了蜜還甜。

前年，兒子非要把我和巧娥接到城里去住，說我們辛苦了一輩子，該享享福了。我們拗不過他，就把診所交給了跟了我十幾年的徒弟打理，搬到城里跟他們一塊兒住。

兒媳婦也是個好姑娘，賢惠懂事，把我們當親爹親娘一樣孝順。每天早晚，我和巧娥就到小區旁邊的公園里散步，她扶著我的胳膊，我拄著拐杖，走累了就找個長椅坐下，看花看草看孩子，日子過得安安靜靜的。

有時候我坐在陽臺上，看著城市的萬家燈火，就會想起從前那些事。想起那年摔下山崖的疼，想起相親被拒的難堪，想起巧娥拎著皮箱站在我家門口的樣子，想起我們兩個人蓋房子時灰頭土臉的模樣。

這些事就像放電影一樣在我腦子里過，過完了我就扭頭看看正在廚房里忙活的巧娥，喊一聲：“巧娥，今晚吃啥？”她在廚房里回一句：“你愛吃的燉排骨。”我就笑了。

說起來，我這輩子最幸運的事，不是后來過上了好日子，而是在我最落魄的時候，有一個人拎著箱子就來了，沒要我一分彩禮，沒嫌棄我少一條腿，就那么安安心心地跟著我過了三十多年。她當年跟我開玩笑說“要嫁就嫁林建國這樣的人”，后來真的嫁給了我，這一嫁，就是一輩子。

我時常想，什么叫好報？發了大財叫好報嗎？當了高官叫好報嗎？我覺得不全是。我這輩子最大的好報，就是在最難的時候遇見了巧娥，有了一個溫暖的家，養出了一個爭氣的兒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地過日子。好人未必大富大貴，但好人往往能遇見另一個好人，兩個好人在一起，日子再苦也能熬出甜味來。

那個拄著拐杖的退伍兵和那個拎著舊皮箱的苦命女人，他們誰也沒想到，當年供銷社門口的一次偶遇，會把兩個人的后半生緊緊地拴在一起。如今我常跟年輕人說，別嫌日子難，別怕命不好，你只管做個好人，上天自會安排。你看我，斷了一條腿，不也走出了一條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