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時期洛陽政治地位的變遷

洛陽居于“天下之中”，向有“九朝古都”之稱。作為古都，洛陽與長安并稱為東西兩京，在唐代以前，往往是兩京輪流做都城，當洛陽不是都城的朝代，也往往是陪都。但兩京的這種密切關系在唐宋之際發生了轉折，長安從五代開始與都城無緣，洛陽與開封組成了一對新“搭檔”，輪流做國都。北宋時期的洛陽稱作西京，成為陪都，而且也是其都城史上最后的陪都時期，北宋滅亡后，其地位迅速下降，與長安一樣淪為一個區域性城市。可見唐宋之際是洛陽都城史的一個轉折時期，這一轉變有什么具體表現，為什么會發生這個轉變，本文就試圖探討這個問題。

一、唐宋時期洛陽政治地位的轉變

唐代的洛陽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正式成為國家的首都，其余長時期內是作為陪都存在的。但即使作為陪都，洛陽的政治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洛陽在唐代政治地位重要表現在這幾個方面，皇帝經常“巡幸”“駐蹕”洛陽，洛陽的宮殿建筑規模宏偉，洛陽的中央政府機構健全，許多重要的事件發生在洛陽，等等。

唐代經常巡幸、駐蹕洛陽的皇帝有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等。隋代洛陽的宮殿在隋末戰亂中被焚毀。唐太宗即位后，于貞觀四年(630)下令修建洛陽宮以備巡幸，因諫官反對而作罷。次年，太宗又命令修洛陽宮，雖遭官員諫阻而不為所動。官員反對的理由是勞民傷財，太宗對自己堅持修建洛陽宮的解釋是“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洛陽宮竣工后，太宗于貞觀十一年(637)、貞觀十五年(641)、貞觀十八年(644)三次巡幸洛陽。

唐高宗在位共33年，期間巡幸洛陽7次，累計時間長達11年之久。顯慶二年(657)，高宗首次巡幸洛陽，詔改洛陽為東都。高宗稱兩京為自己的“東西二宅，來去不恒”,經常往來于洛陽、長安兩都之間。高宗長住洛陽，自然要對洛陽的宮殿進行大規模修建，并設立中央政府機構。洛陽的宮城和皇城的布局基本上和長安相似，宮城中也有含元殿，皇帝常朝所在宣政殿在含元殿的西邊，門下省和中書省分在含元殿和宣政殿的東西兩方，尚書省則設在洛陽東城。高宗時期，在皇城的西南修建了上陽宮，高宗常在此聽政，相當于長安的大明宮。高宗在洛陽處理的大事主要是策劃遠征朝鮮半島的三個國家高麗、百濟、新羅，并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在唐代帝王中，武則天對洛陽的重視無人可比。從高宗去世到705年武則天在政變中被趕下臺，武則天共執政22年，期間只有長安元年(701)到長安三年(703)回長安2年，其余時間全部在洛陽居住。光宅元年(684)，武則天改東都為神都，洛陽正式成為都城。垂拱四年(688)，武則天在神都洛陽建武氏崇先廟，又修建了華麗的明堂。永昌元年(689)，武則天舉行明堂典禮，明堂典禮是帝王功德勛業、至高無上統治權力的象征。天授元年(690)，武則天稱帝，改國號為周，在洛陽建武氏七廟，即皇族武氏的太廟。同年，武則天“策貢士于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神龍元年(705)十一月，武則天病逝于洛陽上陽宮。

唐玄宗生于洛陽，在位期間共巡幸洛陽5次。開元五年(717)，玄宗首次巡幸洛陽，清理武則天時期的一些不合禮制的建筑，為被武則天鎮壓的李唐宗室進行平反。玄宗第二次巡幸洛陽在開元十年(722)，處理了同契丹相關的事情，并北上巡幸了山西。開元十二年(724)，玄宗第三次巡幸洛陽，這次主要是到泰山進行封禪大典。開元十九年(731)，玄宗第四次巡幸洛陽，期間巡幸了唐朝的龍興之地北都太原。同時策劃了攻打奚、契丹的戰役，并取得勝利。開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第五次巡幸洛陽，主題依然是關注東北同契丹的戰事。開元二十四年(736)自洛陽返回長安后，玄宗再也沒有巡幸洛陽。安史之亂后，唐朝的國力大大衰落，關東大部分地區淪為節度使割據、混戰的場所，唐廷無暇東顧，洛陽受到冷落，其重要性大大降低。

宋代西京洛陽是陪都，與都城東京開封并稱二京。如上所述，唐代東都洛陽政治地位很重要，并一度成為都城。宋代洛陽的政治地位則不如唐代高，正如學者指出，洛陽結束都城的歷史，成為典型的陪都后，“淡化政治，走向新的發展道路”，“政治失落，文化又崛起了；朝廷遷走，園林則發展了；權力削弱，魅力卻突出了”。宋代洛陽政治地位下降集中表現在朝廷關于遷都的幾次爭論中。

開寶九年(976)，宋太祖巡幸洛陽，考察遷都洛陽事宜，結果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對。大臣李懷忠勸阻道：“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

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晉王趙光義也認為“遷都未便”。宋太祖不為所動，遷都的態度很堅決，“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最后晉王說：“在德不在險。”太祖不得不放棄遷都的想法，但發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之嘆。宋代最堅決的一次遷都洛陽的動議就此流產。

真宗是宋代唯一兩次巡幸洛陽的皇帝。景德四年(1007)真宗到鞏縣祭祀皇陵后，巡幸洛陽。“西京父老懇祈駐蹕”，無奈真宗根本沒有這個意圖，對宰相說“周公大圣人，建都據形勝，得天地正中，故數千載不可廢，但今艱于饋運耳”。在洛陽停留不到一個月便匆匆離去。大中祥符四年(1011)，真宗到汾陰祭祀后土，順路巡幸洛陽，真宗對隨行大臣說：“洛陽宮闕壯麗，然城北地隘，谷、洛淺滯，輦運艱阻，諒非久居之所，第因行禮，暫巡幸耳。”皇帝兩次巡幸洛陽，都表達了洛陽不宜久居的意思，想必令洛陽父老相當失望。

景祐三年(1036)，遷都之議再起。大臣孔道輔建議遷都西洛，仁宗征求范仲淹的意見，范仲淹認為不必遷都，但可以在洛陽廣積糧草，以備急難之需，“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范仲淹顯然很看重洛陽的險要地形，認為當戰爭來臨時可以退守洛陽，但宰相呂夷簡認為范仲淹的建議很迂闊，不切實際，所以這個建議未被采納。

仁宗慶歷年間，宋朝與西夏的戰爭使宋朝邊防薄弱的問題暴露了出來。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一些官員想起了范仲淹“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這個事，請求按范仲淹的主意辦。宰相呂夷簡依然表示反對，“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敵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范仲淹不同意呂夷簡的建議，他認為建都大名只能是虛張聲勢，因為大名根本守不住，不過修建洛陽來不及了，當務之急是加固東京開封。最后，朝廷接受了呂夷簡的建議，建大名府為北京。有宋一代，主張營建洛陽、倚重洛陽的聲音雖然很大，但這種意見從來沒有被采納，畢竟形勢比人強。

宋代洛陽政治地位的下降還表現在洛陽設置的官僚機構級別低。唐代洛陽設置了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等最高中央機構，而宋代洛陽只設置了御史臺、國子監等機構。設置在洛陽的西京留守也是沒有實權的榮譽頭銜，以安置那些級別高但政治上失勢的官員。宋代洛陽以文化和園林著稱，政治上的重要性降低。

總之，唐代東都洛陽一度上升為都城，其政治地位與西京長安難分軒輊，而宋代西京洛陽則成為一個具有濃厚文化氛圍、休閑性質的城市，唐宋之際是洛陽城市定位的一個轉折期。為什么會發生這樣巨大的轉變呢，下文將作具體分析。

△ 唐·李昭道《洛陽樓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

二、唐代洛陽政治地位特別重要的原因

唐代東都洛陽的地位非常重要，尤其是從高宗朝到安史之亂爆發這段時間，既是唐代國力最為強盛的時期，同時也是洛陽地位最高的時期。可以這樣說，盛唐的歷史是與洛陽聯系在一起的，盛唐時期洛陽的光芒甚至蓋過了長安。

唐代洛陽為什么會如此重要？這要從陳寅恪先生所謂“關中本位政策”說起。關中本位政策，指的是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后，西魏政權割據于關隴一隅之地，無論經濟、軍事實力還是文化實力，西魏都比不上東魏和南朝，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西魏為了與東魏、南朝相抗衡，制定并實行了關中本位政策。具體說，就是“融合其所割據關隴區域內之鮮卑六鎮民族，及其他胡漢土著之人為一不可分離之集團，匪獨物質上應處同一利害之環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淵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習，始能內安反側，外御強鄰”。關中本位政策的創立者是西魏權臣宇文泰，地域范圍是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地區，民族是以鮮卑族為主體融合了關中的漢族豪強，內容包括禮制、官制、兵制、刑律和財政等方面。實行關中本位政策使原本落后的西魏、北周強大起來，最后消滅了北齊，統一了中國北方，隋朝代北周后，南下消滅了陳，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關中本位政策核心是人的因素，即鮮卑貴族把關中的漢族豪強納入府兵系統形成統一的軍功貴族，這樣關中勛貴便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和信仰，能夠團結起來共同戰斗。關中本位政策是關中地方政權打天下的利器，一旦統一了全國，這個政策的狹隘性就顯露了出來，所以必須進行適時的調整。仁壽四年(604)，隋煬帝下詔營建洛陽，指出“關河懸遠，兵不赴急”，“南服遐遠，東夏殷大”，以洛陽為中心，最便于控制全國。唐代重視洛陽在政治上的作用是隋代政策的延續，本質上是對關中本位政策的修正和調整。李淵雖然在太原起兵，但其家族與隋朝皇室同屬關隴集團，因此他首先設法進入關中，定都長安，爭取到關隴貴族的支持，有了鞏固的后方，然后再謀求統一全國。

李淵稱帝后，派秦王李世民出關平定山東。在山東地區爭霸的群雄被稱為“山東豪杰”，陳寅恪先生認為所謂山東豪杰“乃一胡漢雜糅，善戰斗，務農業，而有組織之集團，常為當時政治上敵對兩方爭取之對象”。要平定山東地區，就要爭取這些山東地方豪強的支持。于是李世民首先帶領歸唐的山東豪杰徐世勣打敗劉武周，收復并州；接著又帶領徐世勣東征，一舉消滅了竇建德和王世充，收復洛陽，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可以說洛陽是李世民的福地，是他的龍興之地。太宗即位后，刻意壓抑山東士族，但對山東豪杰則是著意籠絡和重用。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遭到屢次諫阻的情況下，唐太宗還是堅持要大力營建洛陽宮。因為這是對關中本位政策的修正和調整，長安是關中集團的中心，洛陽是山東集團的中心，要保持大唐的穩定，長安和洛陽缺一不可。

唐高宗生性懦弱，太宗為其選定的輔政大臣也兼顧了關中與山東之間的平衡，長孫無忌、褚遂良是關隴貴族的代表，徐世勣是山東豪杰的代表。這兩股勢力的對立在高宗廢后事件上完全顯露了出來。高宗要廢掉王皇后，立武則天為后。王皇后家族本與李唐皇室有聯姻關系，皇后舅父柳奭又屬于關隴貴族，可見王皇后家族根基深厚，而武則天父親只是一個木材商人，屬于山東寒族。這樣，皇后廢立之爭遂演變成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之間的一場斗爭。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后是關系唐朝政治走向的一件大事，從此以后，在關隴集團與山東集團的對立中，天平開始向山東集團傾斜。

武則天是政治奇才，她是絕對不會滿足于當皇后的。但武則天要在政治上繼續前進面臨著兩個障礙，那就是她的女性身份和山東寒族身份，這都是關隴貴族反對她的理由。所以武則天要在政治上大顯身手，必須對關隴貴族痛下殺手。如果說唐太宗的政策是平衡關中集團和山東集團的話，那么武則天就是利用山東集團打擊關中集團。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是關隴貴族的大本營，為了擺脫關隴貴族的阻撓，武則天決定把政治中心從長安遷到洛陽。武則天當權后，首先把反對她當皇后的長孫無忌、褚遂良貶官、流放。王皇后的舅舅柳奭被殺，裴炎因反對武則天立武氏七廟，并勸武則天歸政于子而被殺。武則天任用酷吏，鼓勵告密，實行恐怖政治，重點打擊反對她的以李唐宗室為首的關隴貴族。

武則天在打擊關隴貴族的同時，大力提拔庶族地主充任各級官吏。關隴貴族主要通過門蔭制入仕，出將入相，文武不分。武則天大力發揮科舉制在選拔官員中的作用，是對關隴貴族入仕的一種抑制。在太宗統治的23年中，共錄取進士205人，而在高宗和武則天統治的55年中，據不完全統計，“進士即有一千余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較貞觀時增加一倍以上”。武則天為取得下層士人的支持，還開不定期的制科選拔人才，并命令朝臣薦舉人才，允許官吏和一般士人自薦。

陳寅恪先生指出：“武后柄政，大崇文章之選，破格用人，于是進士之科為全國干進者競趨之鵠的。當時山東、江左人民之中，有雖工于為文，但以不預關中團體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變革之際會，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楊隋及唐初將相舊家之政權尊位遂不得不為此新興階級所攘奪替代。”武則天的用人政策不僅打擊了關隴軍功貴族，也打擊了山東士族。士族的根基在鄉里，一旦脫離宗族鄉里，士族就將失去勢力依托而走向衰落。伴隨著士族的衰落，出身寒族、以文詞之科為進身之階的進士階層興起了。可見，武則天之所以在面臨巨大反對力量的情況下，還能夠牢牢掌握政權，一步步登上皇位，除了用鐵腕手段打擊政敵外，還借助于并積極推動士族地主衰落、庶族地主上升這個歷史潮流。門閥士族衰落，庶族地主興起是唐宋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大進步。武則天促進并利用這個進步登上權力的頂峰，而這個進步是與洛陽聯系在一起的。

府兵制是唐朝關中本位政策的重要內容，破壞府兵制是武則天破壞關中本位政策的重要途徑。唐朝設置軍府以關中地區為中心，貫徹內重外輕的原則，中央兵力足以控制全國，所謂“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武則天執政后，反其道而行之，“徙關內雍、同等七州戶數十萬以實洛陽”，目的是把國家的軍事重心從關中移到山東。貞觀年間在河北是不設軍府的，武則天破例在河北地區設置軍府。為應對府兵逃亡、普遍征兵制難以為繼的情況，武則天實行軍制改革，改革的實質是由兵農合一的征兵制轉為兵農分離的職業軍制。結果，內地府兵制破壞，東北邊防節度使坐大，“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唐朝的兵力部署由內重外輕轉變為外重內輕，關中本位政策徹底破壞。

玄宗雖然對武則天的過激做法進行了一定的修正，但那都是表面現象，關中本位政策的破壞是不可逆轉的。科舉制的壯大，進士集團的出現，府兵制的破壞，募兵制的興起，這些都是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開元盛世正是在武則天時期打下的人才和制度基礎上出現的。武則天的統治創造了洛陽的輝煌歷史，這種輝煌一直保持到安史之亂爆發。唐代洛陽創造了偉大的歷史，洛陽的偉大在于它結束了一個門閥士族統治的舊時代，開創了一個新興的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統治的新時代。洛陽既是盛唐歷史的見證者，同時也是唐宋變革的見證者。洛陽為什么能夠有這樣重要的地位？僅僅從天下之中的優越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和漕運，或表里山河的險要地形等，諸如此類的客觀條件都不能解釋這個問題，客觀條件必須與人的因素結合起來才能起作用。以洛陽為中心的東方地區代表了先進經濟、制度和文化的發展方向，關中政權則在軍事上占有優勢，關中本位政策是統一天下的政策，國家統一以后，歷史的天平就開始向以洛陽為中心的東方傾斜，這就是唐代洛陽政治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

三、唐宋時期洛陽政治地位轉變的原因

唐代洛陽政治地位特別重要，而宋代洛陽則成為一個具有濃厚文化氛圍和休閑性質的城市，此后更是下降為一個區域性城市。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化，其中原因值得探討。

洛陽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北宋時并沒有被忘記，宋太祖曾極力推動遷都洛陽以去冗兵。仁宗朝每當邊境吃緊的時候，總會有人提出遷都洛陽的建議，原因自然是洛陽有表里山河的險要地形。以至于后人將北宋的亡國歸罪于未能遷都洛陽，“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逮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而反對遷都洛陽的最大理由就是開封有漕運之便利。

其實，山河形勝是否對都城的安全真有那么重要，漕運為什么成了建都最重要的因素，這些本身都是需要探究的問題。在長安、洛陽、開封三個城市建都的利弊得失上，宋人秦觀提出了獨到的見解，值得重視。秦觀不認可主張建都洛陽的觀點，“臣以謂漢、唐之都必于周、雍，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唐沒有那么多軍隊，所以必須定都在四塞之國，而宋朝駐扎數十萬軍隊于京師，軍費又全部由國家供給，所以必須建都在漕運便利之開封。宋人張方平也有類似的看法，“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己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開封有漕運之利不是什么新觀點，宋朝“以兵為險”“依重師而為國”是獨到之見，這確實是宋朝出現的新現象。

為什么漢、唐的“以地為險”到宋朝就轉變為“以兵為險”？筆者認為，這個問題與唐宋之間的社會變革有關系。唐宋變革的一個重要表現是士族地主退出歷史舞臺，平民地主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另一表現是寓兵于農的普遍征兵制退出歷史舞臺，兵農分離的募兵制正式形成。“以地為險”的實質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人對土地有一種依附性，正因為人不能離開一定的地域，所以為了政權的安全，必須尋找一個險要的地形作為根據地。安史之亂前的唐朝正好符合這種情況。唐朝政權的核心集團是關隴貴族，關隴貴族是門閥士族的一種，即士族中的軍功貴族。士族是不能離開鄉里的，因為士族的力量在于以家族為核心控制了大量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依附人口部曲、佃客，這些部曲、佃客是亦兵亦農的。關隴貴族的特殊性在于其依附人口中有大量的部落兵，所以戰斗力很強。李唐皇族本身就是軍功貴族，又得到了關中其他貴族的支持，所以最后統一了全國。另外，府兵是唐朝統治倚重的核心武裝力量，府兵制與均田制相互配合，府兵其實就是國家的部曲、佃客，亦兵亦農。唐朝軍府的部署貫徹了內重外輕的原則，全國共634個折沖府，其中261個部署在關中。府兵屬兵農合一制，當然也是不能脫離土地的，所以必須堅持“以地為險”，集中在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保衛中央政府。

唐朝以關中為本位的政策，到安史之亂爆發前已經破壞殆盡。表現之一，在用人方面，原來是關隴貴族出將入相，亦文亦武，后來關隴貴族沒落，以宰相為首的文官由科舉出身的下層士人擔任，武將則由邊境的蕃將擔任。表現之二，府兵制徹底破壞，唐朝軍隊集中在北方邊境，都是招募的職業軍人，安史之亂爆發前內地已經無兵可派，內重外輕的軍隊部署原則轉變為了外重內輕。“以地為險”的基礎已經被掏空，所以關中與洛陽地區的險要地形已經不再發揮作用，很快被安史叛軍攻破。

任何一個政權必須有武裝力量作后盾。在士族社會中，皇族本身是士族，皇權統治想要穩固，還必須得到其他士族的支持，可謂得士族者得天下。中唐以后，士族瓦解，軍閥成了政治上的主角，得軍隊者得天下。五代政權的更替，便是軍閥角逐的結果。后晉大將安重榮公然聲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軍閥的軍隊都是脫離土地的職業兵，這是與以前兵農合一的征兵制不同之處。職業兵的特點是“全家隨軍，脫離農耕，子孫也只能把從軍視作出路，從而出現父終子繼、世襲為兵的現象”，由于職業軍人“仰賴糧餉、衣賜為生，如果藩鎮節帥不能按時發放足夠的糧餉、衣賜，或‘優獎不如意’，兵士就會訴諸武力，喧嘩求索，甚至變易主帥有如兒戲”。這就是職業募兵制下的驕兵悍將現象。募兵制下，得軍隊者得天下，這就是秦觀所謂“以兵為險”。

所有這一切都是北宋面臨的現實問題。趙宋皇權本身就是軍閥通過兵變建立的政權。宋朝建立后，太祖最大的焦慮就是怎樣防范軍隊將領效仿自己發動兵變，如何才能避免讓宋朝成為第六個短命王朝。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收兵權。杯酒釋兵權的實質是用經濟收買的辦法解除高級將領的兵權。宋太祖可以用經濟手段收買兵權，而以前沒有類似情況發生，原因也在于唐宋之間的變革。士族此時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軍隊將領并沒有宗族背景，士兵與將領之間只有經濟關系，并沒有宗法依附關系，這為解除大將的兵權提供了便利條件。

解除大將的兵權后，龐大的職業軍隊卻不能像以前那樣復員歸農，而是要集中軍隊于中央。這樣，“冗兵”問題又產生了。宋初軍隊有22萬，此后一路攀升，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達到最高數額125.9萬，宋夏戰爭結束后略有下降，也維持在110萬的水平上。維持龐大的職業軍隊帶來的沉重軍費負擔，決定了宋朝只能建都在漕運便利的開封，遷都洛陽只能是一句空話。

如何減少軍隊數量是宋朝君臣一直在討論的問題。宋太祖執意遷都洛陽，就是為了“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但如上所述，定都長安、洛陽“以地為險”，那是兵農合一制度下的事，宋朝的形勢是募兵制下“以兵為險”，即便定都長安、洛陽也不可能減少軍隊數量，山河形勝必須與人的因素相配合才能發揮作用。恢復兵農合一制以“去冗兵”，這一點宋朝大臣也想到了。范仲淹和王安石都曾改革兵制，企圖恢復兵農合一制，但都失敗了。募兵制的出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開歷史倒車沒有出路。

宋代皇權的階級基礎是平民地主階級，這個階級主要通過科舉制進入政權。平民士大夫在地方社會沒有強大的宗族鄉里勢力，所以對皇權有了更大的依附性，這是他們與門閥士族相區別的地方。宋代皇權的武裝基礎是龐大的職業軍隊，募兵制是兵農分離的兵制，軍隊對鄉里社會也沒有依附關系，這是與唐代府兵制的不同之處。宋代實行“重文抑武”政策，正是基于其政權基礎做出的理性選擇。因為平民地主階級與職業募兵都脫離了對宗族鄉里社會的依附，所以“以地為險”的時代過去了，“以兵為險”的時代來臨了，長安、洛陽作為國家都城的時代也結束了。洛陽政治地位在唐宋時期發生的變遷應當放在這個巨大社會變革的背景下才可以理解。（節選自《中州學刊》，2017年第11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