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粉圈亂象：“賽博邪教”還是“網絡黑社會”？

2023年，TFBOYS在西安舉辦十周年演唱會，其粉絲的瘋狂舉動引發了普遍爭議——

粉圈問題是一個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的典型話題。但一旦又有了各種新素材，我還是有必要再說一遍。我從來是對事不對人——分析普遍現象，不針對具體的流量明星和粉絲。本文也一樣，我想深入分析一下為什么眾多年輕人對看似“邪教”式追星行為趨之若鶩。

如果一個兩個人這樣，我們可以說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是流量明星那么大量的粉絲群體，資本早就針對性地批量割韭菜了，這就肯定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了。今天我決定整理一篇長長長的文章，從四個方面來闡述這個問題：

第一，微觀的、個體的層面；第二，宏觀的、資本與平臺的層面；第三，更加宏觀的，整個時代的某些問題，具體投射在了粉圈領域；第四，我們作為個體的人，怎樣才能獲得“人”的獨立性與主體性，避免成為各式各樣“邪教”的奴隸。

這個社會現象是可以多維度看待的，如果想看罵資本和流量明星的文章，請移步這些，我實在寫了太多了，但大多由于“眾所不知”的原因無法查看。

對于割韭菜的資本、對于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我們要罵，狠狠地罵。但是對于熱衷于粉圈組織的年輕人，我們還是本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分析一下背后更深層次的問題。

（一）微觀層面的問題

首先，不要在本文搞性別對立。這次引發爭議的確實是女性為主的粉圈，但是男性也有自己的粉圈，比如說當年莫雷剛剛發表反華言論，在隨后的NBA中國賽中，現場依然被狂熱的粉絲坐滿了，還被華爾街日報重點報道，認為中國人“離不開”NBA，實在是丟人丟到國外了。

——所以說這是一個共性問題。很多問題其實都是共性問題，但是我們很容易被性別對立蒙蔽了雙眼。

比如說這種給NBA球星磕頭的，對自己爺爺奶奶估計都沒這么親。單從觀感上來說，穿婚紗看演唱會，總比給美國倪哥磕頭，強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吧？

我現在看見性別對立的言論就很煩，不管是打男拳的還是打女拳的，明明都是無產階級，還天天在內斗。另外性別對立的問題，也跟本文所分析的問題有相通之處。下面開始具體分析上面提出的三點，我的觀點是：正是因為上面三個主要問題，才會讓年輕人被邪教一般的粉圈所吸引。

第一，意義的缺失。

人是需要“意義”的生物。從哲學上講——尤其是存在主義這些“入世”的哲學——是否有意義、意義是否是制造的，并不是太大根本性的問題，問題在于人如何尋找自己相信的“意義”，或者說“意義”如何去規定人。

從哲學層面來講的“意義”過于抽象，我們現實社會還是被非常實體化的“意義”的所構建。符合人類約定俗成、公序良俗的“意義”比如：學習知識、鍛煉身體、職場發展；還有為他人、為集體的“意義”：家庭、社會、民族、國家等等。

而粉圈則是在“邪教”層面所規定的意義，它所規定的內容脫離了人類約定俗成、公序良俗，并且會對他人、對集體造成傷害。粉圈所規定的“意義”變成了要給割割做數據，做得越多“功德”越高；要給割割控評，控得越勤快“福報”越多；要跟割割的黑粉battle，罵人越狠越能證明我存在的“意義”……

這就是為啥說粉圈是“邪教”組織的原因，因為他們實實在在為大環境和粉圈之外的大多數人帶來了負面效應——用專業一點的術語講叫“負外部性”——就像工廠污染環境，就是給全社會帶來了“負外部性”，粉圈現象也在污染整個文化娛樂環境。流量明星讓歌壇、影視圈質量直線下降，絕大多數群眾還不敢說什么，說了就會被邪教粉絲控評網暴。

批判粉圈的內容已經說過很多了，本文還是對流量粉絲多一些“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憐憫：因為這個時代的“意義”普遍缺失，他們才會選擇被資本為割韭菜刻意制造的“劣質意義”。

意義缺失是一個宏大的話題，從后現代的維度來看：前現代人們靠神話、宗教來維系“意義”，現代靠理性主義去維系“意義”，而后現代則是意義缺失的時代，意義被多元化了，而多元化卻意味著很難找到意義。

從資本主義的維度來看，人類最完美的意義、最佳的價值實踐——勞動，被異化了。一方面，勞動者的勞動成果以剩余價值的形式被資本剝削，另一方面，勞動所產生的的成就感、滿足感、自我認同感，也被一起剝奪了。

再細化一些，具體到我們這個短暫的時代、特定的社會，多元化的意義也越來越少。如果社會處在上升期、經濟繁榮、主流意志尊重多元化，那么狀況就會好很多。現在的情形大家也都看到了，年輕人最優選的前途就是考公、考編，

意義剝奪是一種什么狀況呢？我在這篇文章中講過我一個朋友的故事：

2020年6月，當時第一波廣泛影響的疫情基本結束，但還有零星的復發。我回北京請了一位在京東工作的朋友吃飯，618他連續加班幾天幾乎都沒合眼，周六周日又要去抗疫志愿者，過于辛苦所以請他吃頓大餐。他講現在北京疫情穩中趨好，所以沒有什么太繁重的工作，而過年期間才是真的要命。過年期間京東公司承擔起了不少抗疫工作，他是北京土著，彼時交通不通，沒有什么人能回到京東總部；而協調抗疫工作總部又是重要樞紐，所以我這位朋友包過彼時回到公司的人，承擔起了大量不屬于他們的工作，為抗擊疫情盡心竭力。

我這位朋友從初二開始加班，整整到正月十六，都沒回過家（畢竟亦莊離北京市區還是有距離的，雖然主要是線上辦公，但是需要實地協調很多事宜），真正體會到了“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心境。而且他從初二開始工作，到初八這段時間是不算加班的，沒有過年期間的三倍工資，只給一個北京市志愿者的補貼（大概率是國家出而不是公司出），初八之后才開始算正常工作，但是正常工作之外又要承擔很多的防疫工作——即京東公司的公益行為。

當然錢是次要的，畢竟抗疫大局眾志成城，也是為國家為人民做貢獻。更何況互聯網公司本身收入就不低，公司也給這些他們志愿者發了獎金和大量內購券（算是變相補了一個三倍工資）。只是他說，略微有一點心理落差：一線的醫務人員就不用說了，不管是媒體還是全國人民，都是輪番致敬；武漢的志愿者也很辛苦，不過全國人民都知道他們的付出；但像我們這樣也忙前忙后的，沒有誰會給我們說聲謝謝，反而覺得我這是為公司打工，理所應當，仿佛我們大公司就是欠全社會的，現在是要贖罪。

我說這個問題的根源并不是你所說，不是你的問題，也不是你某家公司的問題，而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有一說一，今年疫情爆發初期，京東公司的反應和對策是甩了阿里一個身位的，畢竟京東公司有著自己龐大的倉儲體系和物流體系，在緊急的環境下顯示出了集中的優越性。

而劉強東本人也通過疫情期間京東公司的種種舉措，一舉扭轉了輿論口碑。去年整整一年里，劉強東都陷入了在美國的性侵案件的影響，大家都開開心心刷著“直視我，崽種”“你轉身離開”的表情包，熱熱鬧鬧討論著“一東”的計量單位，而疫情期間京東公司承擔的社會責任完全扭轉了劉強東的名聲，社交網絡都充斥著類似“東哥又是我兄弟了”的聲音。

在我國疫情最嚴重的期間，劉強東和夫人章澤天現身倫敦，高調共度情人節。相信沒有整個京東公司在疫情期間給他賺來的好名聲，劉強東也絕對不會在這個敏感時間點挑戰輿論。

社交網絡下面的評論也明顯能夠看到京東公司的公關痕跡，控評方向無非是“東哥為疫情做了那么多事，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資格評價他？”“人家有條件去倫敦，憑什么不能去，他為疫情做了這么多事怎么不說？”“就沖著疫情期間東哥做的事，我就一輩子不黑東哥。”

遠在倫敦的劉強東做了什么呢？你說他什么沒做，確實不客觀，他“操心”指導一下工作肯定是有的；但是，京東公司為疫情做的種種貢獻，是像我朋友這樣千千萬萬個基層員工，無數平凡而普通的快遞小哥，上傳下達溝通協調的中層干部，過年期間十數天沒有休息共同取得的成就。但網絡輿論卻把這樣大的成就和善行全都歸功于劉強東一個人，我能理解我朋友的心理落差，因為好名聲是東哥的，他什么都沒有。

這背后其實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普遍規律：資本家把勞動者的勞動據為己有，同時也把勞動所產生的聲譽、榮耀和成就感一并占為己有；勞動者從無法從勞動中獲得正反饋或價值歸屬，自然會產生驅離、抑郁等情緒——這就是異化。甚至在公益慈善工作中，本身就是為正反饋去奉獻，而資本家甚至都要把這種正反饋“巧取豪奪”，變成了他們一個人的好名聲。

勞動者無法擁有自己的勞動產品，同樣也無法擁有自己產生勞動果實的成就感、認同感、價值歸屬感。就像我在京東工作的那位朋友一樣，做了那么多好事，除了我們這些朋友心疼他鼓勵他一下，沒有任何其他的正反饋，正應了那句話：熱鬧是他們的，我什么都沒有。

那么有朋友會問了：給錢算不算正反饋呢？發工資也很“快樂”啊，你這位朋友雖然沒有獲得認可，但是補貼京東一定發了不少吧？掙到錢了還不能偷著樂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馬克思區分了勞動的社會價值與其的貨幣表現形式。我們可以簡單理解為，工資僅僅是勞動社會價值的貨幣表現形式。

更進一步地，當今世界的貨幣也不再僅僅是一般等價物，而變為了一種更加虛擬的資產，虛擬資本的流通借由種種非生產活動（即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語境下不會生產價值的活動）榨取財富，最終填滿金融業者和債券持有人的荷包。這就進一步削弱了勞動價值和意義的獲得。

在這種情況下，多元化的意義趁虛而入——包括有害的“邪教”式意義。

資本時代，萬事萬物皆被“異化”為了商品，我們每個人都是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商品”；而明星是文化商品的一種，再具體細分一些，流量明星是劣質假冒偽劣商品——他們沒有唱功、沒有演技、沒有藝德藝品，只能靠資本維系下的“邪教式洗腦”才能割到韭菜。

在工業時代，消費是生產的實現部分，是依附于生產，生產賦予了商品怎樣的品質、功能、效果，那么消費就是這些的實現。但是，在后工業時代，消費不再是生產的依附、不再以生產實現為目的，而被賦予了一種獨特的意義——即消費本身的意義。這一種意義成為了消費的目的，用鮑德里亞的話講是：“消費主義時代的消費不再是針對實體的消費，而是針對于意義系統的消費”。

對于我們消費者來說，我們已經不僅僅是在消費食物、衣服、日用品等, 而必須接受“某種話語權下構建的意義體系”與物品本身的綁定, 這一種體系規定著物體額外的實現與功能。也就是說我們的生產物品想要變成消費品，必須先經過這一種意義體系的構建。于是，被消費的不再是物品, 而是人與物品之間的被構建的意義本身。這一種“意義”可以是某種被激發的需求，可以是某種價值實現，也可以是身份和等級的象征，亦或者就是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甚至集體儀式。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中寫到：“消費者與物的關系因而出現了變化：他不會再從特別用途上去看這個物，而是從它的全部意義上去看全套的物。洗衣機、電冰箱、洗碗機等，除了各自作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層意義。櫥窗、廣告、生產的商號和商標在這里起著主要作用，并強加著一種一致的集體觀念，好似一條鏈子、一個幾乎無法分離的整體，它們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因為它們相互暗示著更復雜的高檔商品，并使消費者產生一系列更為復雜的動機。”

這一種“意義”，用鮑德里亞的話講叫做“符號”，用居伊·德波的話講叫做“景觀”，它們都是被構建的超出于本質的幻象。同時，普通人也把自己的“意義”與這諸多消費品所綁定，一個人的自我實現被消費起什么級別的商品、買得到什么樣的服務僅僅聯系在了一起。

流量明星就是這樣一種幻象，被它所控制的就是被扭曲意義的邪教粉圈。

第二點，集體的缺失。

簡而言之一句話：人是集體的動物，從在非洲大草原合作捕獵大于自己體型幾十倍的獵物開始，到漂洋過海統治地球，都離不開團結協作，這是深深刻進人類進化的基因中的——換句話說，不融入集體、不能團結協作的基因，已經在進化中被殘酷的環境淘汰了。

然而問題在于：現在是一個原子化的時代，集體被徹底打散了，一個個人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獨。

我簡單解釋一下大家就能深刻理解什么叫“原子化”，因為這發生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曾經，工業化流水線大生產的時代，無產階級之間有著密切的紐帶，很容易就團結起來。那個時候工人們吃穿住行娛樂都是在一起的，因為社會生產力和他們收入不足以支撐他們脫離這個群體，吃就得吃大食堂，住就得住集體宿舍。

90后可能還有這樣的記憶：國企大廠、前場后院、子弟幼兒園和小學、工人文化宮，鄰里之間都非常熟悉，孩子們都是隨便串門隨便去別人家吃個飯的。但是95后、00后的童年生活就完全不是這樣了：商業化的小區，市場化的教育機構，鄰居之間誰也不認識誰，周末就是去購物中心四五層的兒童區玩一玩人造的沙子。

同樣，生產工作模式也發生了“隔離勞動者連接”式的變化：生產力的發展足以支撐他們點外賣、租單間，就算合租也基本跟室友沒有交流，只有交水電費的時候合租群里才會有人說話；周末抱著個電腦刷一天的劇，基本沒有與他人交流的需求和欲望；工作就在一個格子間中，可能連同事的真實姓名都不知道也就知道個微信昵稱。這樣的原子化工作與生活，自然就消解了“團結起來”的基礎。

大衛·哈維就指出：“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服務業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上世紀70年代，美國雇傭勞動力最多的企業是通用、福特和美國鋼鐵公司。但今天這些企業變成了麥當勞、肯德基和沃爾瑪。那時，工廠是工人階級的中心，今天我們發現工人階級主要集中在服務業。”

那么現在的同事是集體嗎？你工作的公司是集體的載體嗎？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回答是否定的，具體原因我在這篇文章中分析過，簡而言之一句話：現代管理學中的績效考核、末尾淘汰制，把“同志”變成了“仇人”。

原因很簡單，公司內部的獎金激勵體系，都是“零和博弈”：績效A的10%，B的30%——還一定要有5%的D，連續兩年拿D就被辭退……等等這些規定，導致同事之間并不是協作的關系，更多還是利用、提防、搶功勞、互相卷的存在。

每天上班只是看似人多，并不能稱之為“集體”，當今的白領們在CBD鋼筋水泥構筑的森林中，感受到的是人類前所未有的孤獨。

美國社會學家勞里·格雷厄姆專門對當代新型企業的生產方式進行過批判，她指出，現在新興企業中普遍流行的“扁平化管理”“開放式空間”“團隊生產”等不過是資方控制、監視勞動者的一種新手段，并用來對抗工會的工團主義的力量，因為資方普遍認為：“如果管理方與基層員工處于一個‘團隊’之中，那么基層員工對于工作的不滿程度就會大大降低，也應當不會有勞資沖突”。

更進一步地，管理者們會向基層員工灌輸這種觀念：要求提高薪水或拒絕加班會被認為缺乏團隊精神。格雷厄姆采訪過的一位從事創新性團隊工作的勞動者對她吐槽，本來自己對團隊工作充滿熱情，但后來發現只是“來自同事互相監督工作‘到死’的一種新手段”。

正因為此，資本豢養的“邪教粉圈組織”才趁虛而入，偽裝出了“集體”溫情脈脈的樣子，向徹骨寒冷的孤獨白領們拋出了橄欖枝，把他們變成了自己腦控下的奴隸。

第三，進步的缺失。

這也很好理解：應試教育是很殘酷很折磨人的，但是我們對于學生時代的回憶，通常都很懷念，這是因為那個時代恰好擁有我們現在缺失的兩個因素——集體和努力的方向。

現在是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每個人的天花板往往是自己父母決定的——現在還不僅僅是“天花板”了，兜底的“地板”，也就是購買一處屬于自己的居所，也往往要靠父母的支持。這就跟我分析“躺平”的社會氛圍如出一轍——努力沒有什么用了，那還努力什么呢？

所以大家就沉迷奶頭樂了，這就給了資本割韭菜的可乘之機。而粉圈則是終極版“資本主義奶頭樂”：別人沉迷消費主義至少還是想花錢當大爺的，加入粉圈是花錢又找虐，天天被大粉PUA你這種表現怎么配愛自己的割割——又花了錢，又被白嫖了勞動力，又被凌辱了精神，堪稱“剝削兩開花”。這就是粉圈邪教式洗腦的威力。

所以說我們從微觀，要去批判那些割韭菜的資本、德不配位的流量明星、PUA的粉頭；但是從宏觀角度來講，年輕人還是普遍缺乏一個為之共同奮斗、共同進步的宏偉目標。這就涉及到第三部分的更加宏觀的、時代層面的問題了。

（二）宏觀視角

第一，從本質上說，流量明星是資本豢養的割韭菜的工具，流量也成為了資本增殖必不可少的助力，二者密不可分，流量明星即是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就當前來看，豢養流量明星的資本主要分為以下三部分：

1、傳統影視娛樂資本。我們耳熟能詳的各大電影公司，基本都有自己的藝人經紀公司。他們很快就發現正經演員來錢太慢，養流量、造偶像一本萬利，他們算是這個行業的先行軍。

2、互聯網壟斷平臺。優酷、騰訊、愛奇藝這些互聯網公司，既有自己的視頻播放平臺，又有自己的影視娛樂投資公司。他們的特點就是財大氣粗，為捧紅一擲千金，捧紅后全平臺聯動噶韭菜，出了負面信息也可以由平臺出面擺平事端。

比如肖戰的粉絲這幾年頻繁惹出了不少爭議，但是各種資源依然豐沛，就是因為鵝廠在背后力挺。像京東代言人這樣的大單子，鵝廠跟京東什么關系不用我說了吧。

3、地方衛視。不要小瞧這些地頭蛇，深耕一省電視領域多年，真的很有錢。有些地頭蛇不思進取，搞一搞抗戰神劇，搞一搞養生節目，做一做男科婦科廣告就日入斗金。有些地頭蛇著眼于新興行業，也做起了流量明星藝人的勾當。

多一句嘴，這幾年影視行業一直嚷嚷著寒冬，沒人敢投錢了沒有新項目了，但是那些抗戰片諜戰片還是不少，地頭蛇的現金流是真的現金流，別以為《娘道》不賺錢。

第二，所以大家要明白，流量明星即是資本的組成部分，整個文化娛樂圈已經被資本化了，由資本驅動。像三十年前的《大決戰》電影系列、《西游記》、《三國演義》這些舉全國之力不計回報的藝術創作，已經無法出現了。

資本的首要目的就是實現自身增殖，而不是在藝術上取得怎樣的突破，也不是要滿足老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而流量明星就是資本增殖的最佳載體。

第三，流量明星的天價片酬要辯證看待，一方面他們確實德不配位，輕輕松松掙到了普通人幾輩子的錢；另一方面，他們只是資本游戲中的一個小角色。壟斷平臺花大價錢投資某部流量劇，這部劇就意味著平臺的資產，上映后隨便刷刷幾十億的播放量，平臺相應的估值也就會相應變高；而流量明星簽約的娛樂公司，壟斷平臺都有或多或少的股份，就相當于把錢左手倒右手，就吹起了一個金融泡沫——反正財報上不會寫你這部劇有多垃圾，網絡評分二點幾。

近年來非常離譜的制作成本，基本都是這些平臺互相炒起來的，等金融游戲玩不下去了就開始哭窮了，大家千萬別信他們。

第四，流量明星在資本泡沫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因為演技和口碑難以量化，而“流量”卻可以作假，我買上百萬陰兵水漫金山，我煽動無腦粉絲蜂擁控評，我PUA數據女工夜夜發帖，這些都構成了資本泡沫的一部分。金融這個東西非常奧妙，很多都是“看破不說破”的擊鼓傳花游戲，你拿出一份幾十億播放量、幾億互動的數據來，是可以唬到人的。

第五，流量明星的天價片酬還有很多“現實意義”。比如鄭爽的1.6億片酬是北京文化給的，北京文化屬于上市公司花的是股民的錢。而鄭爽拿了片酬之后，這個錢也不是全落在自己口袋里的，她要開展業務注定要跟更下游的公司有合作。

這時候你就會發現，行業下游的諸多產業，比如化妝公司、燈光攝影公司、營銷公司等等，它們紛紛都是上市公司董事們的產業——非上市哦，個人所有哦。再跟流量明星們簽個“自愿”的合同，就相當于把股民的錢倒到自己手里。

在這諸多下游公司中，藝人營銷、網絡水軍公司是他們最青睞的，原因也很簡單：好做賬。因為網絡這些東西太虛了，像攝影器材、服裝服飾這些都有明碼標價，你弄個太離譜的價格不太好說。網絡水軍多簡單吶，隨便你怎么定價，你說一億就是一億。

第六，領導青睞流量也是同理。一方面資本和流量有求于領導，希望小鮮肉們能在重大節慶演出、主旋律作品中露臉、相關獎項的傾斜，這也就意味著搭上了“官方的線”。

有些領導是真的脫離群眾，發自內心地地相信現在年輕人就喜歡這玩意；有些領導心知肚明，但也愿意做那個擊鼓傳花中“看破不說破”的那個人；還有些領導壓根就是利益相關，非常建議查一查這些領導是不是有一個在娛樂傳媒公司有股份的小舅子。

所以說啊，流量明星就是搖錢樹、是放大器、是杠桿，出一個整個家族都沾光。君不見“子彬公大家族”為何對易烊千璽考編如此上心，因為都是利益相關的一條線啊。

第七，也正因為此，娛樂圈“素人”“草根”越來越少了，因為各種富豪們都把他們的子女往娛樂圈送，就是因為娛樂圈既弱智又來錢容易。

如果要讓富二代接班參與運營家族企業，那確確實實是一個技術活，各種敗光家業的故事在富豪們肯定都耳熟能詳。于是拿資源把子女捧進娛樂圈最好了，資本增殖能力遠超實體產業，還能讓草包子女遠離家族核心資產且不會心懷不滿。

最牛逼的是還會有一群傻逼粉絲給自己家族洗白。老賴子女？不怕，沒看見我家割割已經出道打工努力還錢了嗎？貪污犯親屬？不怕，我家割割出道憑的是自己本事，你憑啥說他用的是貪污的錢？家族企業員工得塵肺病（比如華晨宇大伯的礦場）？不怕，他們得塵肺是他們自己不努力，不注重生產安全，我家割割從小也在那里長大，他為啥就不得塵肺病？

所以，一切資本原始積累中的罪惡就被腦殘粉洗白了，資本家終于找到了最便捷最方便控制輿論的途徑——把自己子女送進娛樂圈。于是乎，娛樂圈也變成了資本的游戲、富人的舞臺，曾經“窮小子靠才藝實現夢想”“灰姑娘在舞臺變身公主”的傳奇故事，已經徹底淪為神話傳說的范疇。

以前星光大道等節目草根氣息特別濃，現在哪還有平民百姓去選秀啊，都是被娛樂公司先簽下來才有資格上臺，都是要拼資源拼背景，平白無故不會有人愿意捧你的，所以自然成為了有資源富二代們為所欲為的游戲場。以前選秀都是怎么慘怎么說，現在選秀都是一個賽一個去炫富。

他們那群弱智粉絲也是不爭氣，代入感強的一批，現在都是這種說辭：我家哥哥/妹妹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從小就是富家闊少小姐，受過貴族教養富豪教育，你們這種凡人怎么配吐槽哥哥/妹妹唱歌跑調跳舞拉胯？

就連粉圈搞CP互掐都要講“門當戶對”，我家哥哥比你家哥哥有錢，你家哥哥就不配倒貼我們。一個個的都被PUA出錯覺了，覺得自己追星追了一個富家子弟，就覺得自己也特么有錢了。

第八，流量明星現象已經對傳統文藝界形成了“劣幣驅逐良幣”，擠占了傳統演員、藝術家的生存空間。原因很簡單，影視作品需要資本投資，資本會傾向于用“自己人”——即自己經紀公司的簽約藝人或是有利益相關的明星。這樣一來，必須要拜碼頭、認大哥才能有資源、有戲可拍、有約可簽。但資本更青睞于好控制、從小簽下賣身契的自己人，真正的老戲骨恐怕也不愿意成為資本的傀儡。

諸如《人民的名義》中的老戲骨、《我不是藥神》或《無名之輩》中的實力派演員，他們得到了主流資本的青睞么？可曾有一檔熱門的綜藝或真人秀讓他們擔當臺柱子么？可曾有時尚大牌邀請他們做代言了么？可曾有娛樂公司像推廣小鮮肉小花們的力度去包裝營銷他們么？從來沒有。

還是那句話，“資本”是最精明最嗜血的“動物”，如果有一個最低風險最低成本的方案，這只“看不見的手”絕對不會選擇次低成本的。因此資本不需要審美，不需要實力，只需要復制成本最低廉的“精神鴉片”就足夠了，保障資本增殖的收益在“自己簽約的人”手中，至于作品質量、演員演技之類，who cares?

第九， 資本和富豪想要通過流量明星變現，必不可少的就是通過各種粉圈邪教組織。首先還是本文開頭所述：大家看看身邊的例子不難發現：一個人追星，他同樣是一個很友善很可愛可以正常交流的人，這并不沖突；但一個人加入了粉圈，他就變得極端、狂躁、富有攻擊性且言論和思想都變成了“復讀機”。

我能夠體諒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狂熱喜愛，但我不能夠體諒這種狂熱喜愛的行為嚴重影響到他人和社會秩序，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教育、價值觀等問題。我們不是反對追星，而是反對“邪教式追星”——也就是正常追星變為極端粉圈的現象。

人性都是有弱點的，如權健這類的保健品傳銷，就是利用了老年人的弱點；年輕人的弱點也是相同的，只不過他們不吃保健品傳銷這一套，轉而被精神鴉片傳銷所吸引。經紀公司、營銷傳媒機構、粉頭，就是在極端粉圈現象中，扮演的類似忽悠老年人買保健品的角色。

不要小瞧粉頭、站姐、私生飯們的斂財能力，販毒多賺錢，販賣精神鴉片也就多賺錢。看吳亦凡事件的時候報道，他的經紀人萌萌以拍攝MV、商業合作為名，給吳亦凡物色剛入行的新演員；而他的粉頭毛可愛，專門給他從粉絲中物色漂亮的姑娘，可以說是分工明確。某種程度上講，這些粉頭就是高級工賊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十，在宏觀的層面，不要忘了從中賺得盆滿缽滿的社交平臺——最典型的就是新浪微博。

2014年被稱作是“流量元年”，這一年發生了幾件標志性的事件，開啟了流量時代：第一是吳亦凡、鹿晗等流量明星從韓國回國，意味著對于流量明星來說，中國娛樂市場的重要性（韭菜肥沃程度），已經超越了“精神鴉片主產地”韓國。第二是新浪微博推出了“明星勢力榜”，通俗點講就是比誰家粉絲氪金多、刷得多誰家偶像就排名靠前。

這就是粉圈話語中“打榜”一詞的由來——上篇文章中講解了粉圈“逼氪”的特性，而這種精準針對粉圈割韭菜的排名榜單，可想而知是多么的暴利。因為這個榜單吸血吃人的本質，以及微博“一言堂”制定霸王規則的特性，該榜單自誕生之初就受到了廣泛的質疑，還經常被主管部門約談。

2019年，因某明星的粉絲花費千萬元打榜，以及隨后引發的持續爭議，“明星勢力榜”被北京消費者協會約談。之后，微博調整了送花規則：鮮花不能買，只要是微博會員就免費送。月度或季度會員每月可送3朵、年度會員每月可送5朵。但是，微博會員也得花錢買啊。這個調整，無非是從恰大錢變成了恰小錢，這五年的野蠻生長中，微博早就賺得盆滿缽滿。

微博最牛逼的事情還不是這個，而是推出了與打榜制度密切結合的“追星貸”。使用新浪金融旗下借貸產品“微博借錢”，借款金額大于1000元，點贊翻2倍；借款金額大于5000元，點贊翻5倍；借款金額大于8000，點贊翻8倍。這個點贊數據是流量明星“打榜”排名的重要數據，所以被洗腦的粉圈小孩子們紛紛趨之若鶩，成為了“當代黃世仁”的韭菜。

當然，后來微博解釋：這都是誤會——點贊翻倍在特定的活動界面才生效。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微博通過宣傳誤導、曖昧暗示、并在特定的場所（追星打榜）下推廣貸款業務，是嚴重的擦邊球行為。

本身混粉圈的人特點就很明顯：第一，智商不高，難以分辨好壞——不管是演技的好壞還是金融產品的好壞；第二，服從性強、或者說“盲從”，割割說啥就是啥、粉頭說啥就是啥，像一個機器人一樣在重復著打榜、數據、控評；第三，把割割的數據看的無比重要。

所以在這些大前提下，微博非常曖昧的定向推廣互聯網貸款產品，真的是有點太……太那個了。講道理，咱正常人刷微博，誰會需要5倍贊、8倍贊啊？給你點了就是點了么。這種規則絕對就是精準投放，常威你還說你不會武功呢？但是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從銀保監會到各大官媒也頻繁提醒追星中的金融風險——

（三）時代性問題

這個問題我在講好萊塢電影的時候分析過，包括我最近多篇歷史、時政的文章：晚期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一個下行周期了。而諸如審美滑坡、流量橫行等，只是時代問題的一部分。

在二戰前后的幾十年中，電影這一新興的藝術接受了美國資本的助力，不斷創造出許多偉大的實踐。雖然文化藝術被資本馴化，變成了文化流水線商品，但不能小看藝術的作用，它其實一直在指導著文化商品的生產，為文化商品提供“范式”。

比如說卓別林大師的喜劇，就為后來近百年的喜劇橋段提供了諸多經典范式；希區柯克的懸疑片，也是日后無數同類題材的模仿對象；《教父》系列為黑幫片、犯罪片提供了范式；《控方證人》《十二怒漢》為法庭片提供了范式；《金剛》《大白鯊》為怪獸片提供了范式；《2001太空漫游》為太空科幻片提供了范式；《阿甘正傳》為美國夢勵志片提供了范式；《音樂之聲》《羅馬假日》《亂世佳人》等等，則是愛情片的經典范式，現在好萊塢的感情戲可以從男強女弱，變成男弱女強，甚至于男男、女女、貓狗，但是其核心橋段都離不開那些經典作品設計的模型。

所以現在好萊塢的問題就是沒有創新力了，變成了“炒冷飯”的機器，拿著舊范式小修小補，甚至連小修小補的創意都沒有了。大家不要以為漫威的超級英雄片是什么創新，其實超級英雄片的內核就是西部片，只不過把當年騎著馬拯救小鎮的神槍手，變成了有超能力拯救地球的超級英雄。

現在他們就連小修小補的創新都懶得做了，只能靠搞“粉圈”來收割消費者了。看漫威電影的評論，很多都是“鋼鐵俠不要拉踩我們家美隊”“小蟲來貼貼么么噠”“錘基太甜太好嗑了耶”類似的角度，就已經證明了他們徹底放棄了藝術層面的創新，轉向了文化垃圾食品的生產。

為什么今天要講“好萊塢喪失創新力了”這一話題，是想證明整個資本主義的生命周期律問題。資本的驅動確實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世界，就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類比在電影部分，就是好萊塢為整個電影藝術的發展，做出的不可磨滅的實踐。

但是，資本主義是作為推動生產力、生產關系發展的存在，但是隨著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它們又成為了阻礙的存在。“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

就是本文所分析的，為什么文化商品、流量模式扼殺了文化藝術，為什么整個世界從政治到經濟再到文化藝術，變得越來越不可避免地保守化。

（四）個人的應對

關于這個話題甚至可以再拔高一些，我在這篇文章中說過：我們要區分什么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什么是“客觀規律”。有些人天天覺得“客觀規律”不如自己意，就妄圖改變“客觀規律”，這是小布爾喬亞唯心史觀的一種。

具體到這件事之中，粉圈亂象、邪教式追星，都是特定的經濟社會環境下誕生的特定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就是我們再覺得邪教傻逼，再覺得怎么有人會喜歡這玩意，但你不能理解不代表這一現象沒有存在的土壤。

存在的土壤就是本文所闡述的三個話題，是客觀的、短時間內難以逆轉的；但是，從微觀角度來講，我們個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做出正確的選擇，避免被“粉圈思維”“邪教洗腦”所影響。

我就針對第三部分“進步缺失”的話題簡單談一談：誠然從宏觀角度來講，上升通道是固化的，但是對于個人微觀層面來講，努力依然是可以改變自身處境的。很簡單的一點，絕大多數年輕人離開學校之后，就放棄了學習、放棄了知識的獲取，這是很糟糕的現象。“活到老、學到老”可不是一個順口溜，背后隱含著是改變人生唯一的契機。

對資本家的剝削，我們可以“躺平”；但是對自己的人生，可不能自暴自棄。每一個無產階級可以在職場上“躺平”，作為抵御資本家剝削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但是不能在自我進步上“躺平”，即便走出了學校，每個人也應該保持學習的習慣，既要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積攢經驗，也要保持學習理論知識、跨學科知識、前沿學說的終身習慣。

毛澤東主席有一句口頭禪：活到老，學到老。他老人家一生也是在踐行這個理念：六十多歲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都是退休頤養天年的年紀，但是老人家在這個歲數開始重新學習英語，大家去杭州旅游的時候可以去國賓館看看，涼亭里就有一個“毛主席學英語舊址”。

（毛主席學習英語的卡片）

當年有一個嘴仗，可以證明他老人家的英文造詣學到了什么層次。最早有一個提法是“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有人覺得這個詞太兇了，容易擴大打擊面，也不利于被批評的人日后的改造，應該改成“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毛主席同意了。后來又有人說，“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是一個完整的句子，用它來做定語是有語病的，念起來也拗口。

最后毛主席拍板了，就叫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并且用英語給大家做了解釋：原來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線），后來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對革命路線），最后還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動路線）好。就單從翻譯這幾個名詞的水平來看，現在90%的大學生都達不到。

所以他老人家就是我們的榜樣，不僅僅是英語，他早年為了學習馬列著作，還簡單進行過德語、俄語的學習，經常接見國際友人時，都要跟他們和身邊的翻譯人員探討一些具體的翻譯，比如說接受史沫特萊采訪時，就發明出一個寫進英文詞典里的新詞匯——Paper Tiger——紙老虎。這種學習態度可比那些為了趕時髦去法國留學，結果一句法語都學不會的人強多了。我們就應該用老人家的故事激勵自己：我們還遠遠沒到六十歲呢，工作再忙也忙不過毛主席，我們還有什么理由拒絕學習和進步呢？

無產階級不能做裝糊涂的高手，不裝糊涂就得不斷督促自己學習進步，掌握更先進的生產力。當然，在996無償加班的大環境下，有自己的時間確實很難。

但是我們跟革命先烈比一比，他們在戰爭的槍林彈雨中還不忘學習、不忘進步，現在資本家再兇殘也比當年反動派們溫情脈脈多了吧。給大家看一下，這是美國記者福爾曼在長征結束后與延安拍攝的一處紅軍講堂的照片：

后面的背景里有中外知名的軍事家，各種武器、戰斗、軍械的科普圖：

在那個時候，還在陜北窯洞里的紅軍就開始研究航母了，要知道，美國記者拍攝照片的時候，距離二戰太平洋戰場上航空母艦大放異彩還有五年之久。

見賢思齊，看看歷史上的無產階級們是怎樣奮斗的，我們現在吃得飽穿得暖就算再累也不能跟革命先輩們比吧？

學習、進步、哲學、思想、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這些就是應對“異化”的個人方案。

每當大家喪失了學習與進步的動力時，就看一看這些照片，看看當年窯洞與小米加步槍孕育了怎樣的夢想與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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