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社往事：招了個博士當打字員

90年代，孔雀東南飛。

無數的人，帶著夢想、野心，或者僅僅是活下去的念頭，從四面八方涌向東南沿海。浙江、廣東、福建，這些地名像是被施了魔法，代表著機會、金錢和另一種活法。

在東南沿海，有一座很特別的城市。說它是城市，其實是剛從鄰市割四個鄉鎮拼出來的，戶籍人口不到十萬，工廠卻有十萬家之多，家家戶戶都在開工廠。外地人從湖南、江西、四川、更遠的北方涌過來，把巷子塞得滿滿當當。

這座城市很小，但有一種別處沒有的氣息，沒有人問你的來歷，只問你能不能干活。遍地是錢，就看你會不會撿。很快，小城產生了一大批時尚品牌，被稱為“中國時尚之都”。

1998年，各地都在精兵簡政，小城走得最遠。當時的市委市政府，把機構精簡到了極致，別的縣級市有三四十個局，這里只有十一個。經濟局合并計委、經委、農委、財委、外經等部門職能，科技、教育、衛生、文化、體育全塞進一個局里，叫科衛文體局；內務局承擔民政局、勞動局、信訪局、人社局、計生辦等職能，不設工業局、交通局、商業局、糧食局、農業局、水利局等傳統專業局，工會、團委、婦聯、僑聯、工商聯等社群不單獨掛牌、不配專職編制。市委只設了兩個部門：市委辦公室、黨務工作部，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紀委等職能整體納入黨務工作部，這在全國是極其罕見的。

另外一個罕見的，是報社市場化。

這個報社，是市里面的日報，科級，最初只有兩個人，后來變成了五個。市委市政府的思路很明確：報社完全市場化，沒有財政撥款，自己到市場里找飯吃，面向全國招聘社長兼總編。

來應聘的人里，有一個從西北來的。

這個人，原來是西北某省日報社的處長，正處級，管著一個部門。在那個年代，這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位置：安穩，體面，一輩子看得到頭。他決定來東南這座小城的時候，原單位不想放人，臨時給他加了“總編助理”的頭銜，沒留住。他還是來了，坐了三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從大西北來到東南沿海這座連火車站都沒有的小城市。

一個正處級干部，領導一個科級單位，這件事本身就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闖勁。

這家報社，就這么成了中國第一家完全市場化的報紙。

沒有財政撥款，但他看到了另外一些東西。這座城市有十萬家工廠，有四十萬外來打工者，每家工廠都是潛在的信息源，每個人都需要知道這座城里發生了什么。滿街的商鋪、工廠、攤販，它們需要被看見，需要一個窗口。這里不缺信息，不缺需求，缺的只是一個把它們連接起來的媒介。

這個人來了以后，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面向全國招人。記者、編輯、廣告、發行，全都要。招聘廣告打出去，記者來了，編輯來了，廣告和發行也陸續招到了人，隊伍擴大到幾十個。這些人來自天南海北，口音各異，但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沖著“市場化”三個字來的。

第二件，找省日報社談掛靠。他說，我們做你的子報，我們有報紙刊號、有采編隊伍、有讀者群體，正常運作，不用你們撥一分錢，我們自收自支，也不用出人，只要個名分。省報想了想，答應了。既然是“一家人”了，省報也不好意思空手來，送了兩臺電腦。

1998年，電腦是個稀罕物。在北京中關村，互聯網的萌芽正在破土，但在東南沿海這座小城里，絕大多數人連鍵盤都沒摸過。那兩臺電腦搬回報社的時候，所有人都圍上來看。方方正正的機箱，鼓鼓的屏幕，誰也不知道開關在哪。

沒人會用。

沒人用，不行啊，報社開始招打字員。

登了半個月，無人問津。

那年頭，會用電腦的人太少了。在這座遍地工廠的城市里，會打字的人，鳳毛麟角。

直到有一天，一個電話打進來。

他是這座城市里四十萬外來工的一員，三十來歲，在一個不知名的服裝廠做雜工，干打包，最普通的力氣活。服裝出貨前，一件一件裝進袋子里，一袋一袋扛到倉庫。那一天，貨打包完了，沒什么事，他隨手翻起報紙，看到了那則招聘廣告。

他打了電話，用工廠的電話。

第二天，他去了報社。

主編聽說有人來應聘打字員，很稀罕，親自出來面試。他沒多問，把人領到庫房，指了指電腦。

電腦還在角落里，落了灰，從搬來那天起就沒人動過。

“會嗎？”

“會。”

“你試試。”

應聘的人拆開紙箱，組裝好電腦，然后蹲下去，用插線板接上電源。輕輕一按，機箱發出低沉的轟鳴，屏幕亮了。屋子里的幾個人都伸長脖子看。

“會打字？”

“會。”

“打幾個字看看。”

“打什么？”

主編想了想：“就打咱們報社的名字。”

他的手放上鍵盤。那雙手，指甲縫里的灰還沒洗凈。此刻落在鍵盤上，穩得很。

嗒。嗒。嗒嗒嗒。

電腦屏幕上，光標一閃一閃，報社的名字一個字一個字跳出來，一字不差。

主編看著屏幕，字打出來了，但他要的，不只是打在屏幕上的字。“你怎么讓它出來呢？拿到手上那種。”

他說，得有打印機，接上線就行。

打印機也在角落里，和電腦一起送來的。他走過去，拆了封，接上數據線，接通電源。整間屋子安靜下來。

打印機響了，針頭敲著色帶，來來回回地走。整間屋子安靜下來，所有人都盯著那臺打印機。一張紙從機器里慢慢吐出來。

圖片

他還調了幾個字號給主編看，大的，小的，加粗的。主編接過那張紙，看了很久。

“什么學歷？”

“高中。”

“明天來上班吧。”

這個服裝廠的打包工，就這樣成了報社的電腦打字員。他也是報社里，第一個用電腦的人。

日子就這么過著。

他每天的工作是帶徒弟，把記者交上來的稿子敲進電腦，排版，打印。有人寫，他就敲。沒人寫的時候，他就自己琢磨那臺電腦，學排版軟件，學修圖。

主編是個老報人，見過的人多了，他越來越覺得不對勁。一個高中生，會開機、會打字、會連打印機，還能自學報紙排版系統；這些在今天看來稀松平常的事，在當時那個年代，是稀缺技能。稀缺到不正常。

主編把他叫到辦公室，關上門。

“你到底什么學歷？”

他沒說話。

“大專？”

“不是。”

“本科？”

“不是。”

“難道是碩士？”

還是搖頭。

主編盯著他，沉默了很久。

“博士。”

主編以為自己聽錯了，“博士？”

“嗯。”

“什么博士？”

“地球物探。”

這個名詞，對一家報社的主編來說太遙遠了。他后來才弄明白，地球物理勘探，是研究地下結構、找礦、探油的一門學問。

“在哪兒讀的？”

“國外，公派留學。”

他說得很平靜，像是在講別人的事。

回國后，他進了對口單位。沒幾年，單位改制，漸漸就垮了。他結了婚，孩子剛出生，家里等米下鍋。一個學地球物探的博士，在社會上找不到對口的工作；他去過幾個大城市，沒找到合適的工作。最后，他輾轉到了東南沿海這座小城，尋找機會。

這座遍地工廠的城市，需要扛包的人。

他只說自己是高中畢業，在一家服裝廠找了份雜工的活。在工廠里扛包，賣力氣吃飯。一個月三百來塊，寄回家，剛夠給孩子買奶粉。

主編聽完，站起來，在辦公室里走了兩圈，然后說了一句：“你留下來。”

檔案調出來。真的，美國留學的博士，地球物探。一個在石油、礦藏、地震波里打轉的冷門專業，雖然和報紙沒有一點關系，但是是貨真價實的博士。

博士，放在哪里都是人才。

后來，博士開始跟報社的記者學采訪，學寫稿，后來做編輯，再后來做編輯部主任。

而那份報紙，那個最初只有兩個人的科級小報，在完全市場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規模越來越大，市場越來越好。在這座工廠林立的城市里，它找到了自己的活法，不是靠財政撥款，而是靠真正扎根市井的新聞，靠廣告，靠發行，這種模式，在那座遍地商機的城市里，如魚得水。

當時，互聯網在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開始萌芽。但在東南沿海這座小城，互聯網的浪還沒打過來。人們獲取信息，靠的還是報紙。報紙上不光有會議新聞，還有服裝廠的出貨信息、招工廣告、電影排片、菜市場價格。本地人要看電影，先翻報紙；老板想知道服裝市場的行情，也要翻報紙。超市開業，上一版廣告，子女考學，也要上一版祝賀廣告，公司上市，更要上幾版廣告，套紅的，彩色的，錢不是問題，怎樣有面子怎樣來。

報紙發行擴到周邊縣市，廣告收入年年往上漲，隊伍從幾十個人擴張到三百多人。最高峰的時候，年收入達到了四千五百萬，一般一般，全國第三。

很多年以后，那個西北來的主編，退休了。

那個在服裝廠扛過包的打字員，后來成了這家報社的社長兼總編輯。

這個故事，在報社里，人人都知道。

它關于一個人的選擇。那個西北來的主編，在四十多歲的時候，放棄了一個安穩的處級位置，跑到兩千多公里外一座小城，接手一份隨時可能活不下去的報紙。

它也關于一個人的隱忍。一個在國外讀了博士的人，回國后發現自己的專業在現實社會里找不到任何位置，他把學歷藏起來，在服裝廠扛包；一袋一袋地扛，一天一天地熬，直到一份招聘廣告把他從工廠里撈出來。他沒覺得委屈，至少沒對任何人說過委屈。

他只是需要一個機會。

這兩個人，一個舍棄了安穩，一個熬過了至暗。他們在那份完全市場化的報紙里會合，然后用自己的方式，讓它活了下來，活得很好。

這不是一個關于“逆襲”的故事，這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也是那個年代，無數“孔雀東南飛”的人里，最傳奇的兩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