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歲，90后：他憑什么拿下龔古爾文學獎？

2021年，法語文學最高獎龔古爾獎公布，結果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說出人意料，是因為獲獎者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年僅31歲，來自塞內加爾（順便插播個小調查：除了世界杯和達喀爾拉力賽，各位小伙伴對這個國家還有什么了解？不許查AI哦）。他也因此創造了兩項紀錄：第一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得主；第一位90后獲獎者，1976年以來最年輕的得主。《紐約客》也因此驚呼“這是對法國文學界發起的政變”。

說意料之中是因為，他的《本質之書》作為眾望所歸之作，在首輪投票中便獲得通過，而在千里之外的龔古爾文學獎中國之選，也同樣將它評為首選作品。龔古爾獎評委認為薩爾“讓我們回歸龔古爾文學獎的初心”“文筆華麗，堪稱文學的頌歌”。《泰晤士報》和《讀書》更是稱這本書為“獻給文學的情書”“對文學的一份愛的宣言”。

那么，到底是什么樣的作品在法語文壇引起了這場黑色風暴呢？

｜ 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

故事的主人公法耶和作者薩爾一樣，是個來自非洲的年輕人，在巴黎讀書，一心想要在文壇混出個名堂來。法耶出了本非常文藝的書，被幾家報紙譽為“非洲新生代的代表”（有這頭銜的人每年都會冒出幾個），然而真正看過書的人加起來不到一百個。就在他一片迷茫混沌的時候，偶然讀到了前輩同鄉T.C.埃利曼的小說《非人的迷宮》：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先知和一位國王；先知告訴國王，地神將給他絕對的權力，但需以老人的骨灰作為交換，國王同意了；他立刻下令焚燒國內所有的老人，將骨灰灑在宮殿周圍。不久之后，上面長出了一片森林，一片陰森可怖的森林，人們稱之為——非人的迷宮。

這部驚世杰作令他深受震撼，然而作者埃利曼卻僅寫了這一本書后就陷入抄襲丑聞，進而人間蒸發。于是法耶陷入了尋找埃利曼的漫長旅途，從法國到荷蘭、阿根廷、塞內加爾，在這場無止盡的追尋中，法耶邂逅了無數曾和埃利曼有過交集的人，窺見了眾多或隱秘、或慘痛、或爆裂的人生故事。一戰、納粹大屠殺、剛果內戰、拉美右翼獨裁、塞內加爾民權運動……在永不休止的鮮血與痛苦背后，埃利曼要往何處去？文學要往何處去？

這就是《本質之書》的故事。在如洋蔥般一層又一層的敘事背后，既是尋找一本書、一個作家的故事，也是尋找人、國家、文學本身意義的故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本質之書》是一部極有野心的作品，也無怪乎《紐約時報》稱其為“無所不及……追問一切”。

雖然話題宏大，《本質之書》卻并沒有陷入空玄虛泛的形而上學，而是用一段段具體的人生提出彼此矛盾的問題，將判定對錯、尋找答案的任務交給了讀者。這種激烈交鋒的矛盾既是劇情也是文本，貫穿了全書始終。

例如作為故事核心的庫馬赫家族。雙胞胎兄弟烏塞努和阿薩納，前者先出生，卻按照本地傳統被判定為弟弟。兩人雖然長得一模一樣，性格卻大相徑庭：沉默寡言的烏塞努選擇了非洲本地文化和伊斯蘭傳統；而活潑外向的阿薩納則全盤西化，擁抱法國殖民者帶來的“文明”。讓兩人之間的矛盾雪上加霜的是，他們愛上了同一個女人——摩薩娜，而摩薩娜最終選擇了光芒萬丈的阿薩納。然而好景不長，阿薩納對法國發自心底的熱愛和認同，使得他竟然選擇主動參軍，最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場上，為保衛這個從來只把他當作下等種族的宗主國而犧牲，成為陣亡者名單上無人在意的一個黑人名字。后來者成為哥哥，并戰勝了先來者，這正是法國殖民者征服非洲的隱喻。對法國的崇拜，令阿薩納成為人生贏家，卻也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同樣的矛盾螺旋也延續到了烏塞努、阿薩納、摩薩娜三個人的兒子埃利曼身上（為什么是三個人的兒子，這里我們就不劇透了）。他延續了阿薩納的道路，來到了法國，并立志成為作家。在寫出杰作《非人的迷宮》后，他一時間震動了法國文壇。然而評論界關注的并不是這本書本身的文學價值，而是他作為非洲黑人的身份。攻擊者認為，因為他是黑人，所以這樣杰出的作品必然是抄襲的，他是可恥的剽竊者、投機取巧的黑鬼；擁護者認為，黑人也能擁有文學，這是法國在非洲推行文明教化的勝利果實。于是：

一個作家，自覺被誤解，被誤讀，被羞辱，被放在非文學的棱鏡下看待，被簡化成一種膚色、一種出身、一種宗教、一種身份。

或許是因為對高高在上的文明法國、法語文壇的美麗幻想破滅了，埃利曼從此選擇了沉默，在無數爭辯中，他從講述故事的作者變成了活在別人語言中的被講述者。法耶尋找埃利曼的過程，就是試圖從這無數“別人的語言”中打撈出作為作者的埃利曼。

“尋找埃利曼”本身，也是矛盾的鏡像，因為埃利曼自己也在尋找，甚至尋找了一生。首先是尋找他那參軍之后就杳無音訊的父親阿薩納，然后又是尋找殺死他猶太好友的納粹軍官。他浪跡三大洲，耗費數十年，最終回到了塞內加爾老家，住進了已故的父親盲先知烏塞努的房間，和已故的母親瘋子摩薩娜一樣整天坐在墓地邊的樹下。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正是兩位父親人生的拼合。走時意氣風發，歸來滿心悲涼。他渴望寫出能道盡一切的“本質之書”，卻發現“道盡一切”其實就是一言不發。或許這也正是法耶在尋找埃利曼的終點所發現的：一切講述者的歸宿都是沉默，一切尋找者的結局都是迷失。

不過，薩爾之所以能“對法國文壇發起一場政變”，靠的不只是對非洲殖民主義的批評或是對文學藝術的思考，事實上這類題材在法語文壇是非常多見的，甚至不如說現代法語文壇最常見的就是充滿了各種形而上學的意識流式純文藝作品。最重要的是，薩爾以“對自己開炮”的真誠，撕開歷史的傷痕，向身份政治這個敏感話題、向我們時代的虛偽發起了挑戰。正如書中所說：

我們開始談論文學，談論美學價值了嗎？我們談論的到底是寫作還是身份？是風格還是摒棄風格的多媒體屏幕？是文學創作還是個性煽情？ W 是第一位榮獲了這樣獎項，或者進入那樣學院的黑人小說家：快去讀他的書吧，一定很棒。 X 是第一位以包容性寫作方式出版著作的女同性戀作家：這是我們這個時代偉大的革命性作品。 Y 周四是雙性戀的無神論者，周五又變成順性別的伊斯蘭信徒：他的故事壯麗、感人，而且無比真實！ 正是因為所有這些，所有這些被拔高、被嘉獎的平庸，我們才該死。我們所有人：記者、批評家、讀者、出版商、作家、社會——所有人。

很遺憾，這就是現實。身份而非作品本身占據了我們的注意力，隨便看看各種社交媒體就不難發現，黨同伐異的聲音總能壓過對文本的閱讀與討論。當作者的性別、膚色、民族、性取向、職業已經成為一本書的最大賣點甚至是唯一賣點的時候，當編輯不停生產炒作性物料的時候，當評論者先按身份立場站隊后講作品好壞的時候，文學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道路：越來越粗糙、越來越口號化，變成了比賽誰更政治正確、更極端、更能站在道德制高點的表演。于是文學作品越來越彼此相似，成為 “被拔高、被嘉獎的平庸”。

那么，文學的意義如果不是立場，又應該是什么呢？此時此刻，我們的世界仍然沉浸在戰爭、種族主義、性別壓迫、貧困、自然災害等等巨大而深刻的痛苦之中，面對這些，文學能做些什么呢？用殖民者的語言講述非洲的苦難，是不是對那段血腥歷史的另一種背叛？靠書寫別人的苦難名利雙收階級躍升，是不是一種令人作嘔的虛偽？歸根結底，為什么要寫？為什么渴望有人讀？

或許正如《本質之書》中的那句話：

尋找文學，往往是在追尋幻影。尋找文學，要有尋找狗屁的勇氣。

然而，

文學當然無法拯救世界，但文學是唯一可以不去逃離世界的手段。

答案就在那部永遠無法寫成，卻又道盡了一切的《本質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