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25軍長征時擊斃國軍少將以為大捷，結果是自己人，引發肅反升級

在陜北甘泉縣鎮下寺灣村，有一幢前院為三明兩暗的石窯洞，坐北向南，后院有3孔石窯洞，1935年11月2日至5日，長征到達這里的紅軍總部在這里召開過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陜北紅軍創建人之一、時任陜甘晉省委副書記，主持肅反負責人郭洪濤向中央匯報了抓獲劉志丹、高崗、張秀山、馬文瑞等人的相關情況，并關瓦窯堡等候處置。

本想表功的他卻得到與會領導的批評，并認定陜北“肅反”是錯誤，會議決定“刀下留人，停止逮捕”，一切聽候中央處理，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的5人黨務委員會，審查陜北錯誤"肅反"事件，自此，一大批重要領導人得以解放，標志著中國革命的重心開始實現由南方向北方的轉移，陜甘根據肩負起中央根據地的偉大使命，這次會議史稱“下寺灣會議“。

針對這次陜北“肅反”，據后來郭洪濤寫的回憶錄一書記載，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后，與劉志丹等人領導的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勝利會師，會師后的隊伍遵照中央的指示成立十五軍團，徐海東為軍團長，程子華為政委、劉志丹為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兩軍會合之后本有個磨合的過程，然而，當戰士們還未洗掉長征路上的征塵，一場新的肅反運動又迎面襲來，而使肅反升級的事件，正是紅二十五軍在長征途中在陜南柞水縣曹坪鎮九間房村打的一場“九間房大捷“。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5年4月9日，紅二十五軍長征進入陜西境內，創建鄂豫陜革命根據地，進駐藍田葛牌鎮，先建立了葛牌鎮區蘇維埃政府。紅軍在行軍過程中，一直有一支部隊一直尾隨，那便是楊虎城手下的警備第三旅，少將旅長張漢民，紅軍領導人決定在這里打掉這股追尾之敵，九間房鄰近葛牌鎮，這里地勢險要、叢林密布、道路狹窄，是適合伏擊的理想之敵。當年，紅二十五軍曾在這里伏擊過第42師126旅柳彥彪部，不過由于沒有及時占領道路旁的小高地，導致未能全殲敵人。紅軍領導這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訓，在大小高地上都設置了伏兵，就等著警備3旅上鉤。

九間房村位于以唐代文學家韓愈謚號而命名的文公嶺南麓，歷史久遠的佛教名山九華山北苑，森林覆蓋率達95%。一直以來，九間房村就是一塊未經開發的凈土，抱有“文公故居”的美譽堅守尚德仁厚，那時，紅軍為了誘敵深入，紅二十五軍還在一路上布置了許多便衣偵查員，他們化裝為小商小販和放牛娃，零零散散布置于道路旁，好引誘對方上鉤。當時，擔任警備3旅前衛的第9團團長、黃埔一期生閻揆要（后來授予開國中將）感覺不對勁，向張漢民報告：“紅二十五軍已經隱蔽，前面道路似有埋伏，建議部隊就地宿營，以免誤會。”張認為雙方既然已經有停戰協定，就沒當回事。

1935年4月9日，警備3旅進入九間房鎮的山溝，此時天上正下著小雨，張漢民親自帶著閻揆要的第9團走在前面，團長曹伯箴帶領第7團斷后。張漢民詢問路邊打柴人：“紅軍啥時候過去的？”這些實為紅軍偵查員的打柴人答道：“已經抵達葛牌鎮了。”張漢民便放心地下令部隊繼續前進。誰知到了下午一點，當部隊進入伏擊圈時，指揮人員聲令下“打”！霎時，槍炮聲四起，地方武裝從兩邊山上一齊向山路中的敵人射擊，憤怒的手榴彈在敵陣中開花，土炮彈在敵群中炸響，澆了煤油的稻草拋在敵陣中燃燒，無槍人員將石塊砸向敵群。槍炮聲，喊殺聲，軍號聲，鑼鼓聲，爆竹聲，震動山谷，手持棱標大刀的村民、婦女兒童“沖呀”！“殺呀！”“繳槍不殺”！的吶喊聲此起彼伏，震撼山岳。

紅二十五軍突然以猛烈的輕機槍火力從第7團后方發起襲擊，打伏擊戰老手的這支紅軍部隊，秉承的是五種維度：一是準確掌握對手的情況和意圖，敵在明，我在暗，確保主動權始終在我手，做到出其不意、以靜制動。二是對預設戰場的地形、地貌、地物了如指掌，這樣本地的武裝就特別有優勢，必須做到隱蔽，偽裝，讓對手在“思維盲區”里達成突襲，直到槍響仍未察覺遭到了埋伏。三是充分發揮虛實結合的佯攻藝術，做到正面火力壓制，打亂對手隊形，兩側發起白刃沖鋒，迫使敵軍近戰，抵消其火力優勢，迂回包抄，徹底封鎖退路，形成“關門打狗”之勢，對強大的敵人進行分割，一部一部消滅，使其認識遇上強敵的假象。

四是各個關鍵路口有虛張聲勢和打援的隊伍，讓對手在心理上造成已經陷入天羅地網重圍的境地，迫其徹底喪失信心。五是快打，猛攻、迫戰、包圍分割，各個殲敵，才能速戰速決，限制敵人長處。根據地的群眾參與到打掃戰場的行列。形成四面八方有喊打喊殺的隊伍，現場喊話，宣傳“繳槍不殺，優待俘虜”的政策，使沒有信心的對手放棄抵抗做俘虜。

一看這架勢，潰不成軍的敵人更嚇得不知所措，紛紛繳械投降，或四處逃命，完全喪失了抵抗力，指揮員見此情形，傳令吹響沖鋒號，官兵沖鋒在前，其他地方武裝緊隨其后，向包圍中的敵人發起猛烈進攻，把圍在路中的敵人分割成兩大塊進行圍殲，其中不少敵人還未放一槍就稀里糊涂做了俘虜。旅長張漢民吸取上次第126旅的反伏擊經驗，親自帶領部隊沖上路旁高地，想搶占制高點。

然而，早已經設計好的紅25軍，把在伏擊戰斗中隊伍區分為：主攻分隊、攔頭分隊、截尾分隊、對面分隊、火力分隊、預備隊和指揮分隊。并組織阻援、疑兵、牽制分隊。主攻分隊的任務是與攔頭、截尾、對面等分隊協同，迅速圍殲敵人。通常部署在敵必經之路之一側。攔頭分隊的任務是堵擊敵先頭部隊，配合主力殲滅敵人：配置在大路一側地形隱蔽和便于迅速機動的位置，以便及時堵住敵人的去路和退路。他再次陷入包圍之中，山上的紅軍戰士一面高喊；“繳械每人發三塊大洋！”一面把輕機槍子彈、手榴彈一股腦傾泄下來，大部分警備3旅士兵頓時非死即降，隊伍很快瓦解。

交戰之初，張漢民曾高喊：“不要打了！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 可惜戰場上的人都認為這是喘息之機，如何停得下來？張漢民只好收攏起一個營的兵力，依托山腰上的巖石和叢林，集中火力反擊紅軍，給紅軍造成了不小傷亡。最后雙方士兵甚至展開肉搏，地下黨員張明遠也在戰斗中犧牲。打到下午四點，戰斗基本結束，張漢民帶著衛士五六人企圖跳崖逃脫，徐海東看到后對紅軍戰士詹大南說，你帶幾個人去把他捉了。張漢民就這樣被詹大南（后來授予開國少將）給拿下了。

九間房一戰，警備3旅的第7、9團基本被全殲，除旅長張漢民、參謀長魏書林被俘外，第7團團長曹伯箴左臂被斷，躲在死人堆里逃過搜查（一度誤傳為自盡），副團長楊某及第1、2營營長均被擊斃，第9團團長閻揆要率殘部逃脫。紅軍共俘虜國民黨軍1000多人，繳獲長短槍1000支，機槍駁殼槍300支，只可惜無線電臺被紅軍戰士砸壞，吳煥先為此生氣得訓斥他們是“土氣”，后來，這位少將旅長張漢民經過審訊之后被就地正法。

張漢民，化名田慎頤，1903 年出生于山西稷山人西社鎮高渠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自幼天資聰穎，。幼讀私塾成績突出，1920年春考入新絳縣中學。同年秋，在陜西定邊縣楊虎城部教導隊學軍事。1925年，參加了討伐直系軍閥劉鎮華和麻振武部戰斗，在驅逐陜西督軍吳新田的“驅吳運動”中立功，升為教導營中尉排長，駐防三原，并加入先進組織。

這時，組織急需培養大批干部領導群眾的革命斗爭，上級任命他以“三民軍官學校”的名義，在西安舉辦一個軍事政治隊，培養軍隊骨干，他擔軍政隊的隊長，我黨的秘密發展，為陜甘邊區的鞏固，為紅軍的不斷壯大，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人稱為“神秘的雙面人”，隨后，他出任楊虎城部警衛團團長，上級任命他為陜甘特派員，主要秘密保護組織的干部，曾經掩護陜甘游擊隊領導人劉志丹、謝子長、閆紅彥、楊重遠等到西安向省委匯報和請示工作，安排和轉運紅軍傷員在西安看病就醫。同志們稱贊他領導的警衛團是地下黨的“可靠保護傘”。

在打入敵人內部的日子，張漢民還負責有關情報搜集和傳遞，幫助和解決邊區紅軍急需物資。1931年秋，張漢民派閆揆要、馬子敬到陜甘邊區三原給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反帝同盟軍送去子彈和情報。1932年，給陜甘游擊隊（后改為紅二十六軍）送去槍支彈藥，藥品器械，望遠鏡軍用地圖等急需物資。1927年三原縣農協會組織武裝暴動，張漢民領導的炮兵營提供了大批武器。中共三原縣委經費急缺，無法解決干部食宿和辦公用度。借警衛團和紅軍交戰的機會，實行“假戰真送”。戰斗打響三營故意亂作一團，高喊：“紅軍來了，快跑!”好多士兵放下武器向后撤去。游擊隊取得首次大捷，繳獲了400余件武器，斃、俘民團500余人，擴充了紅軍。人們說，警衛團即送武器又送人，張漢民是陜甘游擊隊的“模范運輸隊長”。

后來，張漢民的警衛團擴編為警備第三旅，他升任少將旅長；轄七、八、九團，曹伯珍、李家驥、閻揆要分任團長。此時，他接到一項任務，負責堵截紅二十五軍，當時，警三旅的地下組織研究決定，如果兩軍遭遇，黨團員要“槍朝天，打空彈”。這一決定分頭傳達之后，張漢民一面派兩名黨員去紅二十五軍，通報西安綏靖公署的堵擊部署，一面率七、九兩團（八團時駐西安）由鎮安東進，“尾隨”紅二十五軍。部隊出發后，擔任前衛的第九團團長閻揆要，隨時將沿途所得情報，向張漢民報告。

張漢民在九間房作戰被紅25軍俘虜之后，紅26軍軍委代表汪峰（有的史料寫作汪鋒）曾經出面為他作證，說明他確實是組織發展起來的地下組織成員。問題在于：這時候，紅25軍和紅26軍本來有些誤會。這一點在郭洪濤的回憶材料中有提及，他認為紅26軍執行富農路線，而紅25軍是純潔的隊伍，因此，他們的話沒有被采信，由于當年信息不通，加上地下組織的單線聯系發展，特別是一些聯系人在戰爭年代犧牲，他不能出具證明地下組織身份的證人和證詞，再加上軍情緊急，最后在交待出供詞之后被處決，警衛旅和紅25軍在柞水縣發生誤戰，張漢民等被誤殺，造成了紅軍歷史上不可挽救的重大損失和慘痛教訓。

然而，張漢民犧牲這件事情還沒有完，由于被俘后在審訊過程中，反復提到與紅26軍的交往，特別是與劉志丹、高崗、張秀山、馬文瑞等人有書信往來，這一階段，臨時中央和北方局派來的朱理治和聶洪均來到陜北根據地開展工作，作為地方領導的郭洪濤，還有紅25軍戴季英等向他們匯報工作，郭洪濤的回憶材料中有提及，他認為紅26軍執行“富農路線”和“對武裝斗爭消極”的論斷，戴季英則重點提到當時被定位為“反革命“的張漢民與他們的交往。

為此，朱理治主持西北工委擴大會議，郭洪濤出席，討論肅反準備。決定加強審查，郭洪濤配合建機構，集指控材料。這樣導致肅反擴大，全面審查紅26軍干部，使矛盾升級。會議強調張漢民身為少將旅長，聲稱自己是地下組織身份，但無人能夠出具證據以證其言。“他提及與劉志丹、高崗有所聯系，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聯系？是革命戰友的同志情誼，還是其他性質的關系？”在劉志丹麾下的隊伍中，地主與富農的成分占據相當比重，而他自身亦出生于知識分子階層，長期以來，他倡導并踐行著所謂的“富農路線”……郭洪濤的話語在窯洞內回蕩不息。

朱理治靜默無聲，面容鐵青。那孔原信中提及的“反對暗藏的右傾分子”之言，在他心頭縈繞。張漢民的供述、郭洪濤的“匯報”，以及他對“老劉”這一稱呼的抵觸，種種線索匯聚一堂，勾勒出一個令他心生寒意的結論。他用力一拍桌面，桌上的茶碗隨之震動，跳躍了一下，茶水不慎濺灑而出。“此事務必徹底調查！無論涉及何人，無論其地位如何顯赫，功績如何卓著！”他的話語中帶著激動的顫抖，“我們絕不能容忍一個投機者、一個兩面派，占據我們組織的領導職位！”

于是，對嶗山戰役前夕，陜北肅反全面升級，先是后方進行，凡是與張漢民有一定關聯的張文舟、李啟明、黃子文、蔡子偉、姜旭、張文華等人先抓起來，隨后搞逼供信，屈打成招，有的人還供出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結果原紅26軍營以上、陜甘邊蘇區縣以上干部幾乎全部逮捕了。

在逮捕劉志丹時，其手段很卑劣。劉志丹是紅二十六軍的締造者，陜甘邊蘇區的創始人之一，對陜北紅軍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蘇區軍民中享有崇高威信，又是現任紅十五軍團副軍團長、軍委副主席，直接帶兵，不便隨意逮捕，就假借調后方主持工作名義調離軍隊，并寫信給前線，說是為了“防止突然事變”。此信，恰恰送到了正在返回瓦窯堡途中的劉志丹手里。他拆閱后，交給通訊員繼續送往前線。自己坦然返回瓦窯堡，封后當即被戴季英逮捕。

幸好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及時召開“下寺灣會議“后，派出工作組基本查清事實之后，確認這次肅反是一個大錯案，一致認為劉志丹等都是好同志，并報經中央批準，釋放了劉志丹等三四十名紅二十六軍和陜甘邊蘇區的主要領導干部。同時，大張旗鼓地召開了平反會，宣讀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黨中央決定立即釋放，并且分配工作。

劉志丹上臺講話，他說：這次肅反是錯誤的，我們相信中央會弄清問題，會正確處理的。我們也相信犯錯誤的同志會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團結在中央周圍一道奮斗。會上，宣布了黨中央對戴季英、聶洪鈞的處分決定：撤銷了戴季英、聶洪鈞的職務；黨內給予戴季英以最后警告處分，給予聶洪鈞以嚴重警告處分。隨后，對朱理治、郭洪濤等“肅反”主要負責人予以組織處分。

隨后，這場歷史的錯位，在中央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追認張漢民為革命烈士，承認其全部歷史，張漢民被殺事件，后來被定性為“重大悲劇”和“黨的重大損失”， 張漢民被莊嚴地列入《死難烈士英名錄》，讓世人永久紀念這位杰出的革命先輩。當時的 在五十年后審定《中國工農紅軍25軍戰史》時，專門撰寫了此事，上面直言不諱地指出：“當時紅25軍與主力紅軍失去聯系，不了解組織在西北軍中的兵運工作情況，將我軍紅色特工張漢民錯誤殺害，造成了沉痛的教訓。”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一生戎馬，卻對張漢民一事難以忘懷，可見此事在他心中留下了多么深刻的烙印。

我們再回過頭審視紅25軍的九間房戰斗這場悲劇，不難發現，當時的處境是導致這一切的根源，這支部隊在長征途中與組織失去了聯系，他們對張漢民的真實身份、警備第三旅的“白皮紅心”性質，以及楊虎城與紅軍之間存在的“漢中密約”都一無所知。他們只清楚地知道，一支國民黨部隊正在緊追不舍，在信息極度不對稱的情況下，任何一位謹慎的指揮員都會將張漢民視為真正的敵人。不過這次戰斗在軍事層面堪稱完美，戰術運用得當，伏擊地點選擇精準，部隊執行有力，根據地群眾配合得當，取得戰果輝煌。然而，這個“完美”的勝利，最后卻發現，你誤傷了自己的同志，的確令后人唏噓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