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庭審法官檢察官后代殫力搜輯 90后收藏家接力尋證捐贈“薩頓檔案”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公園。

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

中國法官梅汝璈(左二)在東京審判現場。　新華社資料圖

中國法官梅汝璈之子梅小璈

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萬

鄒德懷手捧捐贈證書。

“今天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開演的第一天，也就是我參加客串的這出富于歷史性的戲劇的開鑼第一幕。”這三行力透紙背的墨字，見于中國法官梅汝璈的個人日記，現由其子女珍藏。整整80年過去，布質封面早已褪色，但這些用漢字寫下的記錄，依然完好、清晰。

1946年，東京審判開庭。當時，中國曾派出以梅汝璈為法官、向哲濬為檢察官的專業團隊凡17人，為伸張國際正義、懲治戰爭元兇做出了重要貢獻。南都記者走訪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上海交通大學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等歷史地標、研究機構，前往北京拜訪東京審判親歷者后代、相關史料收藏家，發現這段歷史一度湮沒無聞，而它的“重見天日”，有賴于各方的努力，還有諸多機緣。

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萬，退休后追尋父親的足跡，多次自費赴海外查檔，親身推動了國內的東京審判研究。他對南都記者表示:“世界正面臨百年變局，戰爭陰云遠未消除，中日關系又經嚴峻考驗。希望人們牢記歷史教訓，為制止侵略和維護世界和平而不懈努力。”

現如今，還有更多年輕人加入搜證行列。今年4月，90后收藏家鄒德懷，將海外競拍所得東京審判“薩頓檔案”捐贈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為相關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他告訴南都記者，這批檔案是一個歷史切片，明明白白告訴世人，為什么東京審判足以稱為正義的審判。

遺物里的一沓書稿和一本日記

今年7月，南都記者在北京的一間茶館見到了梅汝璈之子梅小璈先生。74歲的他，銀發如雪，面龐和氣質與東京審判時期的梅法官頗為相近，讓人有一刻恍惚，原來那場“世紀審判”已過了80年。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及莫斯科會議的決定，11個同盟國在日本東京組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二戰日本甲級戰犯進行國際審判，史稱“東京審判”。

1952年梅小璈出生時，父親梅汝璈已擔任外交部顧問，一家人住在北京。梅小璈告訴南都記者，父親從沒有跟自己講過東京審判，他為人溫和、低調，1973年4月在北京病逝，終年69歲。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梅小璈整理父親的遺物時，意外發現了一個四四方方的紙包。揭開外層報紙，里面有厚厚一沓書稿，但從內容上看，似乎并沒寫完。

此外，還有一本布面手札，側邊有繁體的“修養日記”四個燙金字。日記從1946年3月20日抵達東京起筆，記錄到同年5月13日東京審判正式開庭之后，共200多頁。最末一篇注有“14日起見另冊”，但這個“另冊”，至今沒有找到。

梅小璈對父輩往事的了解，就從這一沓未完的書稿和這本僅存的日記開始。

此后，他與姐姐梅小侃持續整理父親的著作，近40年來，先后推動出版《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梅汝璈法學文集》《東京大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國法官梅汝璈日記》等書，為這段歷史填補了“局內人”極具分量的觀察與思考。

在此過程中，梅小璈對東京審判司法工作有了更深的感觸。他告訴南都記者，無論是80年前還是現在，很多人并不理解，為什么東京審判如此復雜，以至于成了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審判。“大家認為，日本已經簽署了投降書，由戰勝國的代表去懲處那些戰爭責任者，應該沒什么障礙吧?甚至有的人會說，‘很簡單啊，槍斃就完事了!’可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不是這樣運作的。”

事實上，東京審判基本采用了英美法系的程序規則，強調無罪推定、檢方舉證；法庭要保障被告“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組織了一大批律師為他們辯護，使得審判廳成了激烈又瑣碎的攻防戰場。而包括梅汝璈在內的11國法官，必須居中裁決，他們又代表各自國家的利益，有不同的文化信仰和思維傾向……在這種情勢下，為受害國爭取實質正義，何其艱難!

梅汝璈在日記和書稿中對東京審判的法律根據、審判原則、審訊程序等進行了介紹，還記錄了法庭的組成情況、法官團內部的協調與爭辯，以及他自身對“個人承擔戰爭罪責”“事后法”等法理問題的見解，從中可以一窺東京審判的復雜性和開創性。

同樣令梅小璈印象深刻的，還有父親梅汝璈深摯的愛國心、強烈的使命感。1946年4月26日，他寫道:“‘止謗莫如自修’，中國還得爭氣才行。”1948年4月24日，他向國內發送電報說:“璈職責所在，自當竭其綿薄，為我國在此次空前國際法律正義斗爭中之勝利盡其最后之努力。”

梅小璈對南都記者表示，盡管東京審判在罪責追究上存在欠缺和遺憾，但也成功地將日本的戰爭行為定性為侵略戰爭，將南京大屠殺等史實寫進最后的判決書。更重要的是，它和紐倫堡審判一起，在國際社會建立了反戰的共識，讓人們從這個重大事件中獲得經驗和教訓。正如梅汝璈法官所言:“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推動創建上海交大東京審判研究中心

東京審判中，向哲濬帶領的中國檢察官團隊，為懲治侵華日軍提供了大量鐵證。

今年4月，南都記者來到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上海交通大學等歷史地標及研究機構，對話了向哲濬之子向隆萬。85歲的他，于一周之內輾轉三地出席東京審判相關活動，卻總是神采奕奕、笑容和煦。

對于東京審判，向隆萬自身僅有模糊的認知和片段式的記憶。他有一個印象深刻的場景是，為時兩年半的東京審判期間，父親曾多次回國取證，“總是匆匆回家和我們打個照面，晚上則用自己的打字機輸入他親自翻譯成英文的文字資料，有時我睡一覺醒來，仍聽到‘噠噠’聲不絕。第二天一早，父親就攜帶著文件匆匆飛往東京。”

過去很多年里，國內對東京審判鮮有研究。向隆萬對南都記者惋惜道，以前他沒有足夠的意識向父親詢問此事，而父親也沒有主動談起過當年的庭審見聞。1987年8月31日，95歲的向哲濬在上海逝世，幾乎沒有留下關于東京審判的文字回憶。

時間來到新世紀初，國內外學術界和媒體對東京審判的關注漸多，陸續有人聯系到向隆萬，希望了解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的作為。這讓他愈發意識到，父親這段經歷若無人記述，實在可惜。從上海交通大學退休后，他便開始自行搜集、整理關于東京審判的資料和線索，深感國內基礎文獻的嚴重缺失。

于是，2006年起，他和夫人蔣馥多次自費前往美、日、澳等國家的圖書館、檔案館和紀念館搜集資料，并結合母親周芳的回憶、相關媒體報道等，輯成《東京審判·中國檢察官向哲濬》一書，2010年出版。書中收錄了許多國內首見的歷史檔案，很快引起社會關注。

更令向隆萬意想不到的是，此書也得到了國家層面的重視。隨后，教育部選定于上海交大創建東京審判研究中心，由向隆萬擔任名譽主任至今。經過15年發展，該中心已經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東京審判研究高地。

隨著了解的深入，向隆萬愈發體會到80年前檢方調查取證工作的艱辛。

他向南都記者回憶，中國檢察官團隊一開始只有他父親向哲濬和一位秘書裘劭恒。時間緊迫，人手短缺，他們仍想方設法搜集日軍侵華的殘存罪證，動員了包括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在內的重要證人出庭。

同一時期，梅汝璈法官在日記中寫下，看到向哲濬檢察官為收集證據、草擬起訴書晝夜奔忙，他自己卻因職責有別，不能施以援手，還得注意“避嫌”。

最終，17位中方工作者各司其職、不懈努力，保障了國際司法的公正，也捍衛了國家民族的尊嚴。28名被告日本甲級戰犯，除2人病死、1人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訴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

如今，親歷東京審判的中國人均已逝世，但在向隆萬看來，東京審判的故事還未終結。他再次引用父親于1983年留下的警語:“歷史是抹殺、歪曲、篡改不了的……如果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硬要卷土重來，那么它必將被再次押上歷史的審判臺。”

　　90后收藏家參與競拍獲珍貴文獻

除了歷史見證者的直系后代，現如今，還有更多年輕人加入搜證，傳承記憶。

今年4月29日，90后收藏家鄒德懷將東京審判時期美國副檢察官大衛·尼爾森·薩頓(David　Nelson　Sutton)的18件(套)檔案，正式捐贈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這批史料包括薩頓1946年至1948年間的6本日記、揭露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報告，及其1946年提交的關于日軍在華反人類罪行的報告等，很多記載在中文世界前所未見，極具研究價值。

今年7月，南都記者在鄒德懷位于北京的工作室中，聽他講起了從美國拍賣市場打撈這批珍貴文獻的經歷。他從事二戰相關歷史影像和文獻收藏已逾十年，工作室的書架、長桌，甚至腳下的大收納箱里，堆滿了一摞又一摞到處“淘”來的寶貝。

2025年11月10日晚，鄒德懷在多次光顧的美國軍事文物拍賣網站上，留意到一批與“大衛·尼爾森·薩頓”有關的紙質拍品，“感覺信息量很大”。經過檢索外文資料，鄒德懷確認薩頓是一位曾參與東京審判的美籍檢察官，決定參與競拍。

拍賣過程比他想象中更激烈，最終，他以遠超預算的價格競得多件“薩頓”相關拍品，后在親友和熱心人士的幫助下付清全款。

談及當時為何如此篤定，鄒德懷告訴南都記者:“我覺得非常值，因為很少能在市場上見到這么完整的東京審判檔案資料，甚至在全球范圍內都很罕見。”

經過多方接力轉運，今年1月底，鄒德懷終于盼來了“薩頓”系列拍品回國。隨著包裹的送達，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楊夏鳴也專程趕到北京協助鑒定，確認這些檔案是東京審判時期國際司法調查者薩頓的遺物。鄒德懷這才進一步知道，東京審判開庭前數月，薩頓曾作為國際檢察局調查小組成員來華，專責調查日軍的戰爭罪行，尤以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為搜證重心。

正因其身份的關鍵性和獨特性，楊夏鳴早在20年前就開始研究薩頓，還曾親赴其母校——美國里士滿大學，申請復印該校收藏的薩頓舊檔，卻被工作人員告知“無法找到”。如今看來，鄒德懷輾轉購得的文件，很可能就是原收藏機構不慎丟失的，結果流入了拍賣市場，又機緣巧合地回到中國。

靜下心來翻閱手中的薩頓檔案，鄒德懷越看越覺得，“太難受了”。

薩頓在日記中寫道，他于1946年4月7日考察了長江邊的一處大規模屠殺場地，“據稱，日軍曾在此使用機槍處決6000名中國人……”

一份由薩頓執筆的89頁檔案《來自中國的報告:針對平民的南京暴行》，匯編了27份中國證人的證詞，講述他們親歷的大規模屠殺、強奸和酷刑的具體案例，包含大量令人不寒而栗的細節。

一份70頁的法律文書《暴行摘要——丙級罪行，日軍在華所犯反人類罪1937-1945》，將南京大屠殺作為首起且最嚴重的典型案例，收錄了多位西方證人的證詞，并指出，日軍在各占領區的暴行持續時間長、范圍廣，系在日本軍政當局的默許乃至授意下進行，構成“國家層級的戰爭模式”……

此外，薩頓還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證據獲取、證人甄選、控罪整理等國際調查工作過程，講述了與許傳音、程瑞芳、伍長德等南京大屠殺中國證人，以及梅汝璈、向哲濬、裘劭恒等中國司法工作者的交往，很多細節能與國內已有的文獻記載和研究結果相互印證。鄒德懷由衷感慨，這份第一視角的記錄，分量太重了。

“我確實覺得不適合我一個人收藏，我也很難透徹地研究它們。”鄒德懷對南都記者說，他因此選擇把這批檔案全部捐出，讓文獻的價值更充分地發揮出來。

南都記者了解到，目前研究人員已對這批檔案展開系統性深入研究，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還計劃對其進行高精度數字化掃描、推進相關展覽和出版。

至于鄒德懷自己，另有一個計劃:“其實我更關注大時代背景下的個體故事。”既然與薩頓“結緣”，他決定重走80年前薩頓在華調查時的路線，或許有意外的發現，抑或能找到一些歷史問題的答案。

《重返二戰審判地標》專題報道

統籌:南都記者 向雪妮

采寫:南都記者 侯婧婧 發自上海、北京

攝影:南都記者 侯婧婧(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