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銀行貸款“買”來的青年才俊，辦事一點都“不講人情”

文│張宸

余躍澤作為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首任行長，是重慶解放初期財經工作的主要干部之一。

據馬善勛（原和成銀行職員）回憶：“余躍澤不講人情哦，那個時候美豐銀行的同事去找到他，他不一定買賬的。”余躍澤雖然和美豐銀行有淵源，但除了工作安排、業務聯系等公事外，他盡量與私營銀行人員保持距離，避免私下往來。在私營金融業公私合營的過程中，余躍澤對原美豐銀行同事避而遠之。

余躍澤真是這樣“不講人情”嗎？余躍澤并非“不講人情”，而是在金融接管崗位中時刻牢記黨的宗旨和工作職責，講求原則，不徇私情：對于美豐銀行停業前請求貸款，人民銀行雖未予以直接支援，但美豐銀行停業后解雇的職工，大多轉考入人民銀行，最大程度得到安置；改革開放后，余躍澤多次參加在重慶舉辦的美豐同仁聯誼會，視原美豐的同事為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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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求學，入職銀行

余躍澤

余躍澤原名余昌志，1922年5月生于重慶城區南20公里處的一戶窮苦家庭。父親做過基督教堂的守門人，通過教會的關系，尋求到重慶著名企業家、慈善家劉子如的幫助，余躍澤進入劉子如創辦的重慶孤兒院求學。1914年，劉子如在臨江門創辦重慶地區第一所教養兼施的孤兒院——重慶孤兒院（1927年重慶建市后，更名為重慶市私立孤兒院），招收男女孤兒，并負擔大部分費用。

余躍澤小時候聰明、誠實，深得劉子如的信任和關愛，經常出入于劉子如在富成路的家中，為其送信、拿毛背心或叫家里派轎子接送劉子如等。余躍澤學習成績好，從孤兒院畢業后被保送到川東師范。1986年，他在給孤兒院學生、抗美援朝退伍工程兵張蓬才的信中說：“劉子如在解放前是個愛國者，是個教育家，是個慈善家，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為就我來說，舊社會家貧如洗，就是靠他辦的重慶孤兒院收養，才能受到啟蒙教育，以后又由孤兒院保送入川東師范，才走上革命道路。”

川東師范全名川東師范學堂，最早追溯到1906年清政府在重慶創辦的第一所正規師范學校，是四川東部36縣培養師資的基礎。此后，川東師范多次更名，于1950年并入西南師范學院，是今西南大學的前身。1925年，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張聞天曾短暫任教于川東師范。

1937年，余躍澤從川東師范畢業，考入重慶美豐銀行當練習生。美豐銀行從1931年至1948年共招練習生27屆，共737人，平均每次招考僅錄取27人。盡管考試十分嚴格，錄取率極低，但是報考青年趨之若鶩。美豐銀行十分重視練習生，有意識地進行培訓，作為一支強有力的后備力量。余躍澤進入美豐銀行后，加強專業知識訓練，業務技能提升很快。1938年，余躍澤被派駐美豐銀行遂寧辦事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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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四川美豐銀行舊影

抗戰時期，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大后方金融業中發展了不少黨員和大批積極分子。在抗日救亡運動的熱烈氛圍中，年輕有為、血氣方剛的余躍澤，也受到進步思潮的影響。1937年8月，余躍澤川東師范的同學宋克勤在重慶朝天門登船，前往延安。余躍澤不僅幫他籌集路費，還為他收拾和保存書籍、雜物等。臨別當天，余躍澤到碼頭為宋克勤送行，感受到這位僅比他長兩歲的年輕人胸中“熱血沸騰”，被他的堅定毅力和信心所感染。后來，余躍澤放棄美豐銀行職位，選擇去條件艱苦的延安。

老黨員董仲平在《我們是怎樣到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文中回憶，1939年12月，中共川康特委根據中央隱蔽斗爭的指示，借用閻錫山開辦民族革命大學在成都招生的名義，組織152名需要撤退和要求去抗戰前線的地下黨員及進步青年奔赴延安。歷經57天，行程3000余里后，隊伍最終抵達延安。

隊伍中，除了到第二戰區工作的旅外劇隊和獨立小隊的中共地下黨員外，還有民族革命大學在成都錄取的120名進步知識青年，他們大部分是高中生，少數是大學生和初中生，文化程度較高。余躍澤就在這120人之中。此時，他已由“余昌志”改名為“余躍澤”，毅然與過去告別，也似有鯉躍龍門、潤澤萬物之意。就這樣，不到18歲的他在抗日救亡宣傳的感召下，逐漸走上了革命道路。到延安后，余躍澤進入陜北公學學習，表現優異。

1937年10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改組為陜甘寧邊區銀行，曹菊如任首任行長。1940年3月，朱理治繼任邊區銀行行長。朱理治就任后，努力促進邊區銀行發展建設，對知識和人才尤為重視。他一面聘請邊區著名經濟學家組成銀行顧問團，一面大批選調知識青年加入。為推動邊區銀行內部機構改革，朱理治著重整頓中層干部，把學有專長和有實踐工作經驗的人調整到領導崗位上。在此背景下，就讀于陜北公學的余躍澤被邊區銀行用貸款“買”過來，還簽訂了合約。

1946年，東北銀行訓練班畢業典禮留影

康心如之子康國雄回憶，余躍澤曾在一封信上說，他到解放區后參加過邊區的銀行建設，所有的會計制度和銀行的規章制度都是從美豐銀行學到的，為邊區開辦銀行做了很多貢獻。由此可見，美豐銀行的任職經歷，成為余躍澤參加革命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礎。

因工作表現突出，思想積極進步，余躍澤于194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余躍澤先在承德的冀察熱遼長城銀行工作，接著調任哈爾濱東北銀行發行處處長。1948年3月15日，東北銀行舉辦第二期金融干部訓練班，培養銀行專業干部，由總經理秘書余躍澤講授匯兌業務。同年9月15日，東北銀行總行成立資料室，主任由總經理曹菊如兼任，余躍澤任副主任。

東北銀行是新中國銀行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共產黨最先成立的大區一級銀行，從1945年建立至1951年并入中國人民銀行，為支援戰爭、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培養大批金融干部，做出了重要貢獻。隨著解放戰爭勝利推進，1948年至1949年間，余躍澤調入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金融組，進行專業干部業務培訓以及研究新區接管政策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當天，余躍澤隨劉鄧大軍西南服務團直屬財經大隊進入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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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故鄉，接管金融

原重慶中央銀行舊址

闊別十年，重返故鄉的余躍澤不再是初出茅廬的毛頭小子，已經成為一名能力出眾、年輕有為的金融戰線干部。重慶解放后，余躍澤在重慶市軍管會金融部人事處，負責原省市銀行的接管工作。他認真貫徹中央關于接管工作的各項指示，接收官僚金融機構，從思想政治和業務能力兩方面對舊職員進行考察，并部署工作。

1949年12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正式成立，張茂甫任經理，郝振乙、余躍澤任副經理，行址設在市中區（今渝中區）道門口原中央銀行舊址。不久張茂甫調任中國人民銀行西南區行任副行長，郝振乙調至人行川東分行。人民銀行重慶分行實際由余躍澤主持工作，他于1951年任行長。

余躍澤人行重慶分行行長任命通知書

人民銀行重慶分行成立之初，主要任務是收兌銀元券，發行人民幣，和上海、北京、漢口等地建立通匯關系，辦理西南財政部的軍政撥款等。1950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西南區行正式成立后，重慶分行開始將工作重心之一轉移到對私營行莊的監管上去。作為重慶分行的主要負責人，余躍澤對工商業的信貸工作十分謹慎，相關金融會議內容，對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工商聯籌委會主席胡子昂也進行保密。余躍澤后來回憶，“剛主持銀行工作時，對私營工商業發放貸款顧慮重重，膽子很小”，曾忽視胡子昂的提議，拒絕給私營裕華布廠發放貸款。經過在人民銀行積極展開業務活動，進行市場調研，余躍澤逐漸掌握了重慶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情況。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