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文 | 謝林律師
第一個想到用“信托”方式來處理財產問題的人，一定是一個鬼才。
他可能是英國人，也可能不是，但在精神上一定很親近英國人。正如艾倫·麥克法蘭在《英國個人主義的起源》中所展現的那樣：在土地上，英國人經過無數的斗爭，想過無數巧妙的策略，在國王、封建領主、教會以及家庭之間尋求利益的平衡。
信托合法性及其核心救濟機制，歷史上也主要由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來確立與維護。
這位鬼才，在土地所有權和收益權相分離的基礎上，利用法律漏洞，面對特定歷史時期的復雜利益格局，成功地將財富奉獻給了上帝。
我很佩服做出這個貢獻的那個人或那群人，甚至感覺：
這是法律歷史上最具創造性的發明之一。
結構因素固然重要，但沒點獨特的精神，也大概率不能做到。
法律史上，有學者將“國家”類比為“信托”，稱國家也是一種類信托模式，可見其價值。
我國的信托法律制度發展比較晚近，2001年才出臺第一部《信托法》。直到今天，還有諸多限制。如股權信托，2025年才出現第一例實踐。據此，很多法律專業人士認為，我國信托法律制度應加快發展，積極回應社會的需求。
對此，我持不同的看法，我贊成對信托制度的推進采取審慎的態度。
信托制度發展到今日，創新闕如，主要是在“堆復雜度”，各種架構設計也不過如此，仿佛眼花繚亂的俄羅斯套娃。
我們需要追問：一種制度游戲是否必然有持續進步的必要，何以還需要擁有“財富風險隔離”的制度性權利？
很明顯，財富風險隔離，只是表象。可以把信托視作資本主義“財富時間機器”的法律引擎：
把所有權拆成法律所有權與受益權，讓財富在名義上“轉手”卻實際“不走”，從而繞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出現的“死亡稅”“破產債”“離婚分割”“公司風險”四大消耗機制。
法律作為社會的一個子系統，隨著社會變遷，對此需要再權衡。
那時，它不過是為了處理特定利益矛盾的權宜之計，后來發展成為一種法律工具。社會變遷到如今，就未必再是一個值得全方面為其持續提供法律權威的好想法。
一種方案是：將其限制在特定領域，如公益慈善、企業破產、殘障監護、養老金等，作為一種有效的公益或救濟工具，它的價值可能更為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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