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真相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自白

【留美學子】第3659期

12年國際視角精選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

【陳屹視線】教育·人文·名家文摘

【陳屹視線】導語

偶然的機緣讓我認識了楊醫生，并拜讀了他的新作《我在美國做精神科醫生》。在深入交流中，我不僅走近了他18年的精神科臨床心路，也窺見了這條艱難道路背后的堅守與信念。

中美文化在面對心理問題時有何差異？

兩種文化的治療方式各自的優勢與不足在哪里？

當發現年輕人有自殺傾向，該如何及時干預？

為什么今天的學生壓力似乎比以往更突出？

在過去沒有專業幫助的年代，人們又是如何應對的？

而身為精神科醫生，他們自己會不會也遇到心理困擾？

我逐漸明白，精神科醫生的工作遠非表面上的“聊聊天、開點藥”。他們不僅要在生死一線搶救，更要陪伴病人在最黑暗的深淵里，慢慢走向光明。

帶著這樣的好奇與敬意，我與楊醫生展開了這場對話。這篇一萬字的長文，浸透著他18年來被反復追問的同一個問題：為什么要堅持？ 或許，答案正隱藏在那些讓人潸然淚下的真實案例中。

一位精神科醫生的自白

你從未聽過的真相

作者

楊軍，筆名楊伊德，安徽蕪湖人。安徽醫科大學神經藥理學博士，前安徽省醫學科學研究所正研究員，安徽省生物醫藥重點實驗室副主任。2000年赴美博士后留學，從事神經藥理學和動物行為神經影像學研究，后擔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精神科學系助理教授。2007年進入美國西奈銀杉醫學中心(Cedars Sinai Medical Center)，接受精神科住院醫生專業訓練。系美國精神神經委員會（ABPN）認證執業精神科醫生，現任美國洛杉磯郡精神衛生部主治醫生，阿罕布拉市心理精神咨詢中心主任。美國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我在美國當精神科醫生》，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長篇小說《洛城浮生》，安徽文藝出版社即將出版。

陳屹視線：您從事心理醫生工作多少年了？在美國和中國執業有什么不同？是什么讓您一直堅持？

楊醫生：

首先要強調，我不是心理醫生，而是一名精神科醫生。我正式從事精神科臨床工作是在2007年，到現在已經有18年的時間。我畢業于國內的醫學院校，但畢業后，我在國內主要從事藥理學相關的科研工作，并沒有從事臨床醫療工作。我以前的工作偏向醫學基礎科研，并非直接面對病人。我后來在美國接受的醫學訓練，進入精神?？频呐R床領域。

剛到美國時，我在南加州大學醫學院精神行為系工作，擔任研究助理教授。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動物行為分析以及大腦神經影像學。在此期間，我接觸到大量臨床精神科醫生，并參與博士生培訓，也因此有機會接觸許多與精神疾病相關的臨床病例。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對精神科臨床治療產生了濃厚興趣，并最終從醫學科研逐步轉入臨床精神科領域，開始了真正面對病人、提供直接治療的職業生涯。

陳屹視線：在您看來，中美文化在面對心理問題時有什么差異？比如中國人更依賴家人朋友，而西方人更傾向于找專業醫生，這兩種方式各有什么優缺點？

楊醫生：

從事精神科臨床治療這些年來，因為我工作的地點在洛杉磯，這里生活居住了大量的華裔病人。他們來自不同地區，有從中國大陸過來的，也有來自臺灣、香港、澳門，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

傳統華人社會對心理疾病的態度仍然相對保守。很多人，特別是老一代，對心理或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癥等情緒疾病，常常帶有負面看法或理解上的偏差。他們往往認為，出現這些問題是因為自己不夠努力、缺乏能力或意志薄弱。

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精神性疾病”，帶著羞恥感，不愿意向醫生或其它專業人員求助。因此，許多人傾向于尋找一些替代方式來改善病癥，比如加強身體鍛煉，或嘗試打坐、冥想，寄希望于這些傳統治療法來“調整心態”。患者如果能夠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親友的照顧和扶持能夠幫助他們逐漸康復。

然而，在美國，包括其它發達國家，對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療觀念則完全不同。過去一百多年來，這些國家在心理學科和精神醫學學科的發展上已非常成熟，社會整體對精神疾病的認知也更加科學、開放。

當人們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心理精神方面的問題時，第一反應通常是尋求專業人士來幫助。病患們大多先通過家庭醫生的推薦轉診專科醫生處，也有一些人會主動尋找精神科醫生。

當前臨床心理精神疾病的治療方式也更加周到多元。根據具體情況，有些人會先找心理治療師進行心理輔導。但如果心理治療師發現僅憑心理輔導不足以解決問題時，他們會推薦病人去看精神科醫生，讓患者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相結合的綜合治療方案。

從中美文化的差異來看，各有優缺點。中國在心理治療和精神醫學方面起步較晚，因此在心理輔導方法、藥物種類以及治療理念上，仍存在一定局限。

我經常遇到一些從國內轉診過來的病人，通過他們提供的病歷和藥物處方，可以大致看出各地醫療水平的差異。那些來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患者，通常得到的是比較合理、規范的治療；而一些中小城市或醫院等級較低的地方，藥物選擇和治療思路則相對落后。

相比之下，國外在心理輔導與藥物治療方面有著數十年的積累，模式更加成熟。他們強調“綜合治療”，不僅包括藥物與心理治療的結合，還注重社會支持系統的作用，尤其是家庭與社區資源的參與結合。許多病人也非常主動，愿意接受精神科醫生提供的綜合治療方案和建議。

總體而言，中國的治療更傾向于強調個人心理的自我調整和家庭支持理解，這是一個比較緩慢、漸進式的康復過程；而美國這里的治療方式則更加直接高效，病人一旦出現問題，會迅速尋求專業幫助并接受心理精神治療干預。中國的患者因文化和觀念影響，往往在尋求治療時相對被動；而在美國，則普遍表現出更積極的尋求治療的態度。

陳屹視線：在臨床實踐中，心理醫生通常能幫患者解決哪些具體問題？在預防方面，比如發現年輕人有自殺傾向，怎樣能及早干預？能否分享一個案例？

楊醫生：

在臨床治療中，心理醫生與精神科醫生有密切配合，也有不同的分工。心理醫生和精神科醫生會根據病人癥狀的性質與嚴重程度來制定不同的干預策略。通常，心理治療和藥物治療并不是對立的，而是互補、相互結合。

一般而言，如果病人的癥狀較輕，例如輕度的焦慮、抑郁或失眠，我們通常不會馬上采取藥物治療，而是先建議他們與心理醫生合作，通過心理輔導和行為干預等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樣不僅能幫助病人建立自我調節的能力，也避免了過早使用藥物可能帶來的副作用。如果病人的癥狀達到中度或中重度，我們往往采用藥物治療與心理輔導并行的模式。這樣能夠快速穩定病情，并在心理治療的基礎上幫助病人進一步恢復功能。

對于一些病情非常嚴重的病人，比如認知功能明顯受損、幻覺妄想嚴重、無法進行有效溝通時，我們首先會使用藥物治療來控制急性癥狀，待病情穩定后，再將病人轉介給心理醫生，進行更深入的心理干預。

臨床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降低自殺風險，特別是在青少年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當我們發現病人或年輕人有自殺傾向時，會采取以下幾個策略：

心理教育與輔導：讓病人充分了解自己的疾病，知道癥狀是疾病的一部分，而不是“個人的失敗”。幫助他們學會調節情緒、減少自我責備，并建立希望感。

家庭教育與介入：與病人的家屬進行深度談話，指導他們如何觀察病人的行為和情緒變化，并提供支持。家屬需要積極鼓勵病人，創造安全、接納的家庭氛圍。同時，我們也要求家屬一旦發現病人情緒不穩定或出現負面想法、危險行為，要第一時間聯系診所或醫生。

醫療系統的及時干預：在必要時，安排密切的隨訪和急診干預，以確保病人的安全。

案例：一位青少年精神分裂癥患者

我曾接診過一位青少年男性患者，最終通過綜合干預，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也讓他重新融入了社會。

這名青少年大約十六、七歲時開始出現精神分裂癥的早期癥狀，包括焦慮、抑郁、幻聽和妄想。他的父母在病情惡化后將他帶來就診。然而，這個孩子極度抗拒治療，即使出現明顯的幻聽和妄想，也堅決拒絕服藥。

在美國，精神科治療強調自愿原則，如果病人沒有明確危險行為，我們不能強制治療。于是，我們主要通過心理支持，并對家庭進行教育和指導。但我提前提醒他的父母：精神分裂癥患者一生中有約10%的概率最終死于自殺。這個數據讓家人對孩子的潛在風險保持高度警惕。

不久后，嚴重的風險真的出現了。有一天，這個青少年服下大量臨床常用藥布洛芬，企圖自殺。幸好父母及時發現，送到醫院搶救，才挽回了生命。這一事件后，家人更加重視隨訪，頻繁帶孩子來診所。

在治療的初期，患者依然拒絕承認自己有精神疾病，也不愿意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于是我們換了一種策略——不直接談精神病，而是與他討論如何治療抑郁癥，幫助他降低自殺沖動。

當時，我們選用了碳酸鋰鹽，這類藥物因其有明確的臨床證據，能夠降低自殺想法。隨著藥物的介入，患者的焦慮與抑郁癥狀顯著緩解，自殺風險也明顯下降。

隨后，我們與病人及家屬多次討論后，找到一個折衷方案：他雖然拒絕每日口服藥物，但愿意接受每月一次的長效針劑抗精神病藥物。

這種給藥方式讓他心理上更容易接受，也減少了遺忘或拒服的風險。經過一段時間的綜合治療，他的幻聽、妄想等癥狀明顯改善，逐漸恢復正常生活。后來，他不僅順利完成了高中學業，還考上了大學，生活逐步回歸正軌。

這個案例充分說明了心理干預與藥物治療的靈活結合，能夠挽救高危病人；家庭教育與參與，是預防自殺的重要保護因素；在臨床中，醫生需要根據病人的心理接受度，靈活設計治療方案，逐步建立病人的信任與合作。

通過這些治療方法的調整，許多重癥患者不僅能降低自殺風險，還能獲得長期穩定與康復的機會。

陳屹視線：過去幾十年心理健康領域有哪些重要進展？

楊醫生：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心理健康領域經歷了巨大的發展。這些進展不僅體現在對心理疾病的科學理解上，也體現在治療方式、社會認知和公共衛生體系的建設上?？傮w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心理疾病的理解不斷加深

病因與機制探索：科學家們對抑郁癥、焦慮障礙、精神分裂癥等心理疾病的病因、生理機制及演變過程有了更加深入和系統的認識。神經科學、遺傳學和影像學等技術的應用，使得人們能夠從分子、神經通路和心理社會因素多層面理解疾病的發生與發展。

診斷準確性提高：隨著更先進的技術和診斷理論的引入，心理疾病的診斷更加精確、及時，為早期干預和治療創造了條件。例如，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基因檢測以及標準化的心理測評工具，都為臨床提供了科學依據。

二、心理治療方法的多樣化與進步

多種療法的出現與成熟：除了傳統的“談話療法”，一系列科學化、結構化的治療模式相繼發展，如：認知行為療法：通過改變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來緩解癥狀；辯證行為療法：尤其適用于邊緣型人格障礙等復雜情緒調節問題；人際關系療法：聚焦于人際關系沖突與心理癥狀的關聯；家庭治療：通過改善家庭系統來支持個體康復等。

技術與非語言療法的融合：心理治療中開始融入更多非語言表達方式，如藝術治療、游戲治療、正念冥想等，滿足不同年齡段和心理特征人群的需求。同時，互聯網與數字技術的發展，讓線上心理咨詢成為可能，提升了心理治療的可及性。

三、藥物治療的進步與優化

新型藥物研發：抗抑郁藥、抗精神病藥、抗焦慮藥等在過去幾十年不斷更新換代，療效更高、副作用更小、針對性更強，為心理疾病患者提供了更廣泛和有效的選擇。

個體化治療理念：臨床上越來越重視藥物治療的個體化，根據患者的基因、代謝特點和癥狀特征來調整用藥方案，提高療效并減少不良反應。

四、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的聯系更加重視

研究證實，心理健康與身體健康密不可分：長期心理壓力和精神疾病會增加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下降等身體問題的風險；同樣，慢性軀體疾病也容易誘發焦慮和抑郁。

“身心一體”的理念逐漸成為醫學共識：身心一體的理念促進了精神科與內科、全科醫學等領域的跨學科合作。

五、社會關注度提升與去污名化進程

公眾意識提高：社會大眾對心理健康問題的認識大幅提升，心理健康教育逐漸普及，人們開始理解心理健康與整體生活質量息息相關。

污名化程度降低：心理疾病不再被單純視為“軟弱”或“羞恥”的象征，患者在社會中獲得更多理解與支持，愿意更積極地尋求專業幫助。

這些進展共同推動了心理健康領域的發展，使更多患者能夠得到科學的干預和支持。隨著科學研究的深入與社會認知的不斷進步，心理健康不再是一個被忽視或回避的話題，而成為提高公共健康和人類幸福水平的重要基石。

陳屹視線：為什么今天學生壓力、“躺平”“空心病”等現象比以前更突出？過去沒有專業幫助的人又是如何應對的？

楊醫生：

一、近年來的社會心理現象

在過去這些年，我們觀察到一個愈發明顯的現象：社會變遷下心理健康的新挑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以及就業、學業競爭壓力的增加，年輕人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心理負擔。特別是在幾年前新冠疫情流行期間，大量社會活動受到限制，學校停課、工作中斷、社交隔離，這些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了深遠的心理影響。

疫情結束后，經濟和社會秩序雖逐步恢復，但新的挑戰隨之而來：經濟不確定性——失業率波動、工作機會減少，使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茫與焦慮。競爭壓力過大——學業與職場競爭殘酷，導致部分年輕人精神狀態緊繃，甚至陷入極度疲憊與倦怠。

在這些壓力下，一些年輕人開始出現“躺平”或“空心病”的心理傾向。“躺平”是選擇消極回避，對努力和奮斗失去動力；“空心病”則是雖外在表現正常，但內心失去方向感與目標感，精神上感到空虛與無力。

這不僅是個體的心理問題，更是一種嚴重的社會現象，反映出整體文化與價值觀的變遷。

二、臨床工作中的局限

作為精神科?？漆t生，我們能夠提供的幫助是有限的。精神科治療與心理輔導都是基于自愿原則，醫生不能主動干預沒有尋求幫助的人群。因此，對于這些處于亞健康或心理困境中的年輕人，我們更多是通過間接方式提供支持：

心理健康教育：在學?；蛏鐓^中開展心理健康講座，向學生講解壓力管理、情緒調節和心理衛生知識；在課堂上或社會活動中滲透心理健康理念，幫助他們認識心理問題并降低偏見。

臨床輔導與治療：對于主動來診所或醫院求助的年輕人，我們會提供規范的心理輔導和藥物治療。治療中不僅注重癥狀控制，更強調培養他們的自我認知和自我調節能力。

三、引入“自我心理治療”理念

在實踐中，我們越來越多地運用一種被稱為“自我心理治療”的方式。這是一種在心理醫生和精神科醫生指導下進行的自主學習模式，旨在讓患者逐步成為自身心理健康的主導者。具體步驟包括：

知識學習：病人在專業指導下，通過網絡課程、心理健康資料或書籍，學習心理疾病的常識，包括可能的病因與發病機制；常見的癥狀與自我識別方法；基礎的心理治療理念與調適技巧。

自我覺察與反思：通過知識學習，病人逐漸了解自己的心理狀況，認識到問題并非個人的失敗，而是一種可以理解和調整的狀態。

醫生指導與矯正：病人在自主學習后，再與醫生討論與反思，由醫生進行方向性的指導，幫助他們糾正誤區、鞏固正確的認知和方法。

這種模式不僅治療癥狀，更培養病人的自我管理能力，讓他們在面對未來壓力時擁有持續的心理韌性。這正應了那句古話：“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迸c其僅僅解決當下的困境，不如教會他們理解心理、管理心理，從根本上提升心理素質。“自我心理治療”理念的引入，使病人不僅獲得治療，更獲得自助與成長的能力。

通過醫生與病人的共同努力，我們希望未來能夠建立一個更健康的心理支持體系，幫助年輕一代走出迷茫，重拾對生活和社會的信心。

陳屹視線：在您的職業生涯中，有哪些令您印象特別深刻的案例？這些經歷對您個人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楊醫生：

這里我想分享兩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

案例一：精神控制下的抑郁癥妻子

在我多年的臨床實踐中，遇到過一對夫妻共同前來就診。妻子患有長期且嚴重的抑郁癥和焦慮癥，癥狀非常典型，且持續多年未見明顯緩解。她曾在不同醫生處接受治療，嘗試過多種藥物，但療效始終不理想。

開始接診時，她的丈夫表現得非常理性、支持。他告訴我，他一直鼓勵妻子去鍛煉、積極面對生活，看起來像是一位愿意陪伴病人走過難關的好伴侶。然而，隨著復診次數的增加，我敏銳地察覺到一些不對勁的地方——這位丈夫雖然口頭上支持，但在實際治療過程中，并沒有發揮積極作用，甚至似乎在阻礙治療的進行。

為進一步深入了解背后的家庭動態，我開始在復診時只讓妻子單獨進入診室，進行更深入的談話。通過逐步引導，我了解到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這位丈夫長期對妻子實施精神控制，雖然沒有身體暴力，但通過羞辱性的語言、負面評價和情緒操控，不斷打擊妻子的自尊。他對藥物治療持極度輕蔑的態度，甚至干涉妻子用藥，貶低精神科治療的價值。

在日常生活中，他以高壓的方式控制妻子的行為，使她處于持續緊張、恐懼的狀態。這些精神上的虐待，使妻子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也解釋了她在多次治療中療效不佳的原因。

在掌握了足夠信息后，我安排一次復診時，單獨與這位丈夫進行了談話。最初，我嘗試以建議和說服的方式，讓他理解自己的行為對妻子康復造成的巨大阻礙，并希望他能夠轉變態度，給予積極支持。然而，他的認知極為固執，談話過程充滿抵觸和不理性。

在此情況下，我只得嚴肅指出：他的行為已經明顯構成精神上的家庭暴力，屬于法律范疇內的家暴問題。如果他不能立即停止這些行為，我將向政府相關部門（如社會服務機構）報告，由他們介入調查。這可能會引發法律警告甚至訴訟。

這番話給他帶來了極大的震撼。他的神情明顯變化，態度開始有所軟化，并在隨后的日子里逐漸克制自己的負面行為，不再干涉妻子的治療。

當精神壓迫被限制后，病人的心理壓力明顯下降。我們在藥物治療的基礎上，輔以心理輔導和行為訓練，她的情緒逐漸穩定，自信心得到恢復。

最終，她不僅重返工作崗位，還重新找回了生活的熱情和方向。夫妻關系也有所改善，雖然仍存在問題，但不再像最初那樣充滿壓迫。

后來我才得知，這位丈夫在警局工作，雖不是警察，但長期接觸各類社會糾紛與案件。

這些經歷或許讓他形成了扭曲的認知模式，把家庭管理也變成了控制與權力的展示。這讓我更加深刻地意識到：精神控制與心理虐待的危害，并不亞于身體暴力。

案例二：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的重生之路

另一個讓我記憶深刻的病人，是一位患有嚴重抑郁癥和長期精神分裂癥的年輕大學畢業生。第一次見到他時，他由自己的哥哥陪同而來，神情木訥、行為被動，幾乎不與人交流，整個人散發出深深的絕望感。哥哥滿臉焦急地告訴我，家人已嘗試過多種治療方法，但效果都不理想。

面對這種情況，我決定采用一種賦予病人主觀能動性的方式。我沒有急于制定僵化的治療計劃，而是通過一系列問題，引導他提高自我意識，逐漸覺察自己的情緒與需求。在溝通中，我向他提出一個“治療打賭”的概念——這并不是賭博，而是一種心理策略：讓病人感受到，他在康復過程中的選擇和努力將直接影響結果，從而激發他的主動性。

與此同時，他的哥哥成為了治療中的關鍵支持力量。他陪伴弟弟按時服藥，并嚴格遵醫囑；帶他進行規律的冥想練習和健身鍛煉；在日常生活中提供情感支持和積極反饋。

在藥物選擇上，我刻意保持方案簡潔有效，并強調一個核心要求：醫生不尋求大劑量藥物治療，但患者必須承諾每天堅持服藥，不得中斷。因為治療的穩定性，比單純的藥物劑量更重要。

隨著時間推移，病人的癥狀逐漸緩解。他的情緒穩定下來，思維變得清晰，開始展現出對生活的興趣。他的康復的過程是循序漸進的：病人重新進入社區學院，逐步適應學習節奏。兩年后，他成功轉入加州大學系統的一所大學繼續深造。

在他畢業前一年，我建議他參加一些志愿活動，例如在圖書館或社區提供計算機技能培訓，積累工作經驗。最終，他順利進入專業相關領域實習，并憑借出色表現獲得私人公司的工作機會。之后，他又通過努力進入州政府，成為一名計算機管理方面的專業人員。

這位從最初被動、無助、沉浸在疾病中的年輕人，到后來成為自信、獨立、有成就的專業人士，這個過程讓我深刻體會到：家庭支持的重要性；醫生在治療中賦予病人主動權和尊嚴的力量；以及長期堅持和循序漸進的重要意義。

這兩個案例，一個揭示了隱形的精神虐待如何破壞病人的康復，另一個則展示了病人在支持和自我能動性下的蛻變與重生。它們共同反映出精神科臨床治療的核心理念：不僅僅是藥物和技術，更是對家庭結構、人際關系以及個體心理力量的深刻洞察。精神科醫生既是治療者，也是協調者和教育者，幫助病人與其周圍環境共同建立健康的心理生態系統。

陳屹視線：您出版過兩本書，這些書主要想傳遞什么信息？能怎樣幫助普通人更好地面對心理問題？

楊醫生：

我完成的兩部作品中，第一本《我在美國當精神科醫生》已經正式出版。這本書通過文學化的敘事手法，以平和、淺顯易懂、生活化的文字，向讀者介紹臨床常見的精神疾病及其診斷與治療。

書中除了提供一些醫學常識，并沒有大量強調治療細節或藥物機制，因為這是一本偏向科普的作品。我更注重展現醫生與病人之間的互動，以及在治療過程中人文關懷、家庭支持和社會幫助對病人康復的重要意義。通過這些故事，我希望讀者不僅了解精神疾病，更能感受到背后的人性與溫度。

我的第二本書《洛城浮生》即將出版。這本書的內容主要圍繞我身邊的朋友，以及我所了解的華人在美國的生活經歷。故事跨越了過去二三十年，中美兩國在政治和社會風云變幻下的背景。特別關注美國華人群體的生活歷程，描述了來自不同背景的眾多華人掙扎奮斗的故事。在這本書中，讀者可以明顯感受到我作為一名心理醫生的獨特視角和角色。

最近，我完稿了一本新作品，書名叫《人性的閱讀》。本書依然通過不同的臨床案例展開，介紹精神科疾病和治療中的真實故事。與前作不同的是，這次我花了大量筆墨去探索人性：人性的善與美、人性的脆弱與虛偽、以及人性的真誠與偉大。在這些故事中，我希望讀者不僅僅看到病人與醫生的互動，更能通過案例理解人性在疾病和康復中的復雜變化，以及心理困境如何影響一個人的命運。

我也希望借助這本書，向讀者和心理工作者傳遞這樣幾個思考：心理疾病患者如何掌控自己的命運；如何建立一個健康、完整的人生觀；如何在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環境中生存、發展，并保護自己。我期望《人性的閱讀》在面世后，能夠為讀者帶來啟發與力量，也為心理健康工作者提供新的視角和思考。

這三本作品書的主題與風格差異更加分明，希望能夠更好地體現自己在精神心理疾病科普、社會人文觀察和人性探索三個層面上的創作脈絡。

陳屹視線：心理醫生自己會遇到心理困擾嗎？為什么有些心理醫生也需要同行的幫助？您又是如何處理患者帶來的負面情緒的？

楊醫生：

在臨床工作中，心理醫生和精神科醫生也時常會遇到心理上的困擾。雖然我們的工作是幫助病人，但在面對大量負面的情緒與信息時，我們自己同樣可能受到影響。

因此，除了自我調節之外，心理醫生有時也需要向同行尋求幫助，通過同行的支持與督導來恢復健康的心理狀態。這在精神衛生領域并不罕見，也是一種專業自律的表現。

在精神科臨床工作中，我們每天都會接觸到各種各樣的個案，并且面對負面情緒的挑戰：病人本身的心理痛苦與癥狀；病人家屬帶來的焦慮、沖突甚至絕望；以及社會中最丑陋、最沉重的一些現實。

這些信息像一股股暗流，不斷沖擊著醫生的心理防線。如果沒有良好的訓練和心理建設，醫生很容易被病人的情緒裹挾，甚至將負面情緒帶回自己的生活中，從而造成情緒耗竭。

我在精神科住院醫師培訓期間，接受過非常嚴格的職業訓練。這段訓練讓我學會了一項關鍵技能：在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建立心理邊界。

當我離開診室的那一刻，我會有意識地“關閉”臨床模式，將當天在診所中接觸到的所有負面信息徹底留在工作場所，不讓它們進入我的家庭或私人空間。

經過多年實踐，我已能做到：不把病人的痛苦與情緒投射到自己的生活中；在工作結束后，迅速切換到放松和平靜的心理狀態；以更加清晰、平和的心態面對家人和朋友。

為了保持心理的健康，我一直堅持豐富而多元化的興趣愛好，讓生活充滿色彩與樂趣：通過寫作與閱讀，將所思所感轉化為文字，是自我表達和心理釋放的過程；聆聽或演奏音樂，使情緒得到舒緩；投入園藝與釣魚，學習與自然相處，讓心靈沉靜；通過規律鍛煉釋放壓力、保持身體活力。

在投入這些活動時，我的思緒會隨著興趣自然流動，頭腦也變得輕松愉快。這種積極的生活方式，讓我保持忙碌卻不壓抑，幫助我在工作與生活之間找到平衡。

除了興趣愛好，我還長期堅持冥想訓練。當感到疲勞或情緒緊張時，我會播放一些冥想音樂，通過深呼吸和放松練習，讓自己逐漸進入平靜的狀態。

這種方法不僅幫助我調節情緒，還能增強專注力，讓我在第二天以更加清醒的狀態投入工作。冥想已經成為我日常自我心理調節的重要工具，讓我能夠持續面對高壓力的臨床環境而不至于被壓垮。

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認為自己在保持心理健康方面做得比較成功。通過專業訓練，我學會了有效的心理隔離；通過興趣愛好，我豐富了生活的層次；通過冥想與自我訓練，我隨時調整情緒狀態。作為精神科醫生，我深知：只有當醫生自己保持良好的心理狀態，才能更好地幫助病人康復。這不僅是職業的需要，更是對病人和自己負責的一種專業態度。

陳屹視線： 從整體來看，您認為現代社會心理問題越來越多的根源是什么？未來心理健康領域最需要改進的地方在哪里？

楊醫生：

當今社會，心理問題越來越普遍，其根源十分復雜，很難用簡單幾句話概括。歸根結底，這是一種“因果關系”的體現。

欲望與現實的差距：很多時候，人們對社會懷有一定的欲望與期待，并為之努力奮斗。然而，當個人的努力與社會給予的回報之間產生過大的差距時，心理失衡便容易出現。這種失衡表現為挫敗感、焦慮，甚至抑郁；而如何以一種健康的心態看待世界，降低過高的期待值，則是緩解心理困擾的重要方法。

多重社會因素的影響：教育、文化、經濟、突發事件等，都是心理問題頻發的重要外部因素。例如，經濟波動帶來的失業壓力；文化價值觀沖突導致的認同困惑；突發公共事件，如疫情、自然災害等，都會加劇心理問題的發生。

心理健康領域的改善空間巨大，無論在美國還是中國，都面臨各自的挑戰。

美國的不足與挑戰：在美國，心理健康問題不僅是醫療問題，更是社會結構問題。醫療資源分配不均，不同地區之間、不同社會階層之間差距明顯。全民醫保不完善，作為發達國家，美國至今仍未實現完全的全民醫療保障，仍有許多人群完全沒有醫療幫助，無法獲得基本的精神衛生服務。社會資源利用不足，如何讓更多病人能夠有效地利用現有的社會支持與醫療資源，是未來亟待改進的方向。

專業治療與藥物的進步：心理健康的發展還依賴于更科學的治療手段，開發更高效、安全的藥物，以改善治療效果并減少副作用；探索更有效的心理治療模式，將心理學與現代科技結合，提高診療效率。

中國的積極進步：令人欣慰的是，中國在過去多年里，對心理衛生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專業的精神?？漆t院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心理咨詢師和精神科醫生投身臨床工作；在心理咨詢、心理治療方法的引入與本土化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進展。我個人認為，未來，中國的心理精神治療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加強專業訓練，提高心理工作者的整體素質；普及心理健康知識，提高社會大眾對心理問題的理解與接受度；改進診斷與治療體系，引進并本土化國際先進的治療理念與技術。

心理健康不僅關系到個人幸福，也關乎社會穩定與發展。

從根本上說，我們需要幫助人們調整欲望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培養健康的心態。同時，政府、社會、醫療體系需要共同努力，改善資源分配、提高治療水平。更重要的是，讓心理健康服務真正普及化，讓更多人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幫助。心理健康事業的發展是一條漫長而艱難的道路，但通過不斷努力，我相信未來一定能夠看到更多希望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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