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東來關年賺1億店，只因房東漲租太離譜，這種亂象該咋整治？

前言

各位朋友，我是小李。

最近兩條熱搜悄然引爆輿論場，揭開了當下經濟運行中最令人揪心的現實：無論實體門店還是數字商鋪，大量中小經營者正不約而同地為同一類角色持續輸血——房東與平臺。

一條聚焦胖東來許昌生活廣場店閉店消息，另一條則圍繞中國首富鐘睒睒在央視公開喊話，表面毫無交集，實則共同指向一個深層癥結：空間與流量的雙重租金壓榨。

胖東來宣布閉店

據胖東來創始人于東來近期直播披露，許昌生活廣場店將于2024年12月正式停止運營。這座年銷售額突破20億元、單店年度凈利潤穩超1億元的零售業燈塔，此次退場的關鍵動因之一，正是物業方大幅上調租金，漲幅已明顯偏離區域商業承載力與經營可持續性邊界。

幾乎在同一時段，農夫山泉掌舵人鐘睒睒亮相央視深度訪談，直指電商平臺過度攫取流通環節價值，呼吁從制度層面規范平臺權力邊界。這并非首次發聲——早在去年初，他便點名四大主流電商，指出其規則設計正在系統性壓縮實體制造與終端服務的盈利空間。

不少觀眾誤以為兩則新聞彼此割裂，其實它們共享同一邏輯內核：線下承受物理空間租金擠壓，線上面臨數字通道租金盤剝，中小商家正被“雙軌租金”牢牢鎖死在微利甚至虧損區間。

行業監測數據顯示，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上半年，全國餐飲類經營主體注銷數量達205.52萬家，折算下來平均每分鐘就有近8家門店永久歇業。

新入局者處境更為艱難：每百家中式快餐、社區茶飲或烘焙小店開業，僅75家能維持營業滿六個月；其余25家往往在兩個月押金耗盡后，被迫清空設備、轉讓執照、黯然離場。

為何生存如此艱難？租金成本始終是懸頂之劍。中國飯店協會《中國餐飲業年度發展報告》連續三年顯示，全行業凈利潤中位值穩定在5%左右，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熱門商圈，餐飲商戶租金支出占總營收比重普遍介于25%至40%之間，部分網紅街區甚至逼近50%。

你在甲級寫字樓底層花15元點的一碗牛肉面，原料采購成本約4.5元，人力與基礎能耗合計亦為4.5元，店主實際可支配利潤僅0.75元；而房東單筆收取的月租攤至該碗面，竟高達5.2元——相當于拿走了店主全部毛利的七倍之多。“給房東打工”，從來不是調侃，而是無數小微經營者的日常賬本。

線上平臺

線下租金壓力尚未緩解，線上獲客成本卻持續飆升。《中國經濟周刊》2023年專項調研指出：一單標價30元的外賣訂單，平臺名義傭金率雖標注為6%-8%，但疊加騎手補貼、平臺滿減補貼、搜索競價排名費及活動坑位費后，商戶實際向平臺讓渡的資金總額高達13元。

剩余17元中，配送端分走4元，商家到賬13元；再扣除食材、水電、人工及固定房租分攤，單筆凈收益僅余2元。這意味著，即便日均出餐300單，月毛利也不足2萬元，尚難覆蓋核心崗位薪資與基礎運維開支。

這種結構性擠壓同樣蔓延至綜合電商平臺。以年營收破百億的三只松鼠為例，2023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的凈利潤僅為4940萬元，整體凈利率不足0.5%。

而同期支付給天貓、京東、拼多多等渠道的推廣費用總額達13.12億元，相當于凈利潤的26.6倍——一家市值百億的國民品牌，實質上正以資本化方式為平臺基礎設施持續注資。

外界常疑惑：為何巨頭不惜巨資長期補貼用戶？答案在于市場格局固化后，流量入口即成稀缺資產，平臺由此獲得類似傳統地產商的定價權，通過算法權重、搜索排序與活動資源分配，變相征收“數字地段稅”。

全球都在出手整治

經濟學界將此類不參與實物生產、不承擔庫存風險、僅憑借對關鍵節點的控制權獲取超額回報的盈利模式，定義為“食利型經濟”。當該模式無序擴張，社會財富創造與分配機制將發生根本性偏移。

過去十五年間，我國名義GDP由41萬億元躍升至140萬億元，整體經濟規模擴大逾3.4倍，但實體經濟所能分享的增量紅利卻持續收窄：2010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占GDP比重為12.7%，而2023年該指標已滑落至5.3%。

招商銀行最新年報揭示一組耐人尋味的數據：資產規模超50萬元的金葵花客戶占比僅2.49%，卻掌控著全行81.7%的零售金融資產；其余97.51%的普通儲戶，人均持有資產僅為1.33萬元。價值由千千萬萬勞動者共同創造，收益卻高度向少數節點集中。

這一趨勢具有全球共性。世界不平等實驗室發布的《2024全球財富分配圖譜》顯示，當前全球資本平均年化回報率達8.7%，顯著高于3.1%的全球實際GDP增速，“錢生錢”的復利效應早已全面超越“勞動換收入”的增長曲線。

為遏制食利邏輯野蠻生長，多國陸續推出針對性法規：日本施行史上最嚴《借地借家法》，規定房東調租必須同步提交政府認證的物價指數變動證明與區域租金評估報告。

法國立法限定商業用房年租金漲幅不得超出建筑成本指數增幅；德國民法典第566條明確，若房東惡意抬租且無法提供合理依據，最高可處三年有期徒刑。

歐盟《數字市場法案》（DMA）已進入強執行階段，谷歌、蘋果、Meta三大科技巨頭累計被罰金額超過40億歐元；美國司法部與聯邦貿易委員會對亞馬遜、Meta發起的反壟斷訴訟仍在持續推進。

我國監管體系亦加速迭代：針對阿里巴巴、美團、攜程等平臺企業的行政處罰總額已超百億元；市場監管總局牽頭開展“平臺經濟反內卷專項行動”，約談外賣與電商頭部企業，核心目標正是壓縮平臺抽成空間、重建公平交易秩序、托底實體經營底線。

于東來在關閉許昌店后，宣布投入65億元啟動自有產權商業綜合體建設，徹底擺脫租賃依賴；鐘睒睒一邊公開質疑平臺生態，一邊推動農夫山泉自營小程序用戶數突破4200萬，線上直營占比逐年提升。

作為行業領軍者，他們擁有資本與品牌雙重杠桿實現突圍，但全國數百萬社區便利店、桶裝水配送站、街角面館、淘寶C店店主呢？他們的盈虧平衡點能否守住，直接關系到千萬家庭的飯碗安穩與城市煙火氣的存續根基。

一旦企業利潤被持續壓薄，員工薪資增長乏力，居民消費意愿自然萎縮，最終形成“關店—失業—降薪—少消費—再關店”的負向循環。放任食利機制無限膨脹，沒有誰能夠置身事外，所有參與者終將付出系統性代價。

結語

真正值得全社會傾注關注的，從來不是掌握議價權的平臺與資本，而是那些沉默卻堅韌的中小經營者。他們站得住，經濟底盤才穩得住；他們走得遠，發展動能才可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