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培凱 | 我們都是文化遺民

余英時先生

文 | 鄭培凱

最后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2019年暮春普林斯頓草長鶯飛的時節。每年春天，我們夫妻都會安排到普林斯頓大學開會，目的是專程探望余先生與師母陳淑平大姐。余家離大學校園不遠，沿著幾條蜿蜒的鄉村公路前行，轉折三五次，就能看到鄉間小道旁邊林木蔥郁后面隱藏著一棟兩層樓的獨立屋。我們一般都是下午到達，跟余先生報告近來的情況，吃淑平大姐準備的點心與水果，天南地北暢談一番，然后外出吃晚飯。早先幾年，我們還會選擇西餐館，在學校附近找一家高級餐廳吃頓大餐，我們三個點海鮮，余先生則點一客牛排。淑平大姐每次都說，他吃東西不挑剔，吃海鮮比較麻煩，他喜歡吃簡單的大塊肉。后來我們干脆就去普林斯頓購物商場那家中餐館，固定叫幾道菜，一定有小籠包，有時吃紅燒蹄髈，有時吃東坡肉，青菜是蒜蓉空心菜或清炒豆苗，還會叫個紅燒劃水與清炒或干燒大蝦，算是犒賞我們海鮮族人的偏好。

這次我們到了余家，照例還是淑平大姐來開門，余先生就隱在她身后，笑吟吟地說，進來吧。我們坐定了，余先生說，很高興你們又來看我，然后嘆了一口氣，說：“我真沒想到能夠活到九十歲，到了這個年紀，還能看到你，真沒想到。”我聽得一愣，趕緊說，余先生看來身體好得很呢，百歲以上絕無問題，以后我們每年還要來看望你呢。他就說，上了年紀，看書比較容易累，出門也麻煩，你們來，總是高興的。我就說：“在院子里散散步，多動動，對身體好。不看書的時候，可以寫寫字，余先生字寫得好，每天寫寫字還可以練氣，增強體魄。我認識一家涇縣的宣紙廠，固定向他們買紙的，回去給你寄點好紙來。”余先生就說，你上次寄來的一刀紙還有一大半呢，用不完的，不要寄了。我趁機就說，鄢秀最喜歡你送給她的字了，蒼勁有力，骨氣崚嶒，有空的時候可以給她再寫一幅。鄢秀在旁邊聽了偷笑，淑平大姐也笑。余先生不禁也笑出來，說：“她沒開口，你就幫著她要，可算是體貼入微了。一定寫，認真寫一幅。”

再也沒想到，那次會面居然是我最后一次拜謁老師，而他見面隨口的感嘆，竟然一語成讖。我們在2019年底安排了第二年春天訪美的行程，還打算租一輛大一點的七座車，帶老師及淑平大姐到距離普林斯頓一小時車程的特拉華河邊憑吊獨立戰爭期間華盛頓渡河的歷史遺跡，然后到新希望古鎮去散散心。誰會想到，一場新冠疫情來襲，全球隔離抗疫，疫情過了一年半多還沒消停，所有遠游的計劃都被迫取消。更沒想到，十天之前余先生竟然撒手人寰，永遠睡過去了。

在他離世前兩個星期，淑平大姐還打電話來，說：“余先生給鄢秀寫的字完成了，很大的一幅，用心寫的。不過，署名的時候，把年份寫錯了，‘辛丑’寫成了‘乙酉’，變成了2005年，提早了十多年呢。英時說，寫錯了不好，再寫一幅吧。我看他有點累，就說，不要緊的，鄭培凱有辦法的。”我在電話這頭就說：“有問題，我可以在后頭寫個跋，說明一下，還沾了老師的光。”淑平大姐高興得很，說：“我去跟他說，你會在字幅后面題個跋，問題就解決了。”我不禁想：老師為人寬厚，律己卻極嚴，題字出了小錯，就想重新寫過，不過，年紀大了，有點力不從心；我自告奮勇寫個跋，狗尾續貂一下，解除了老師筆誤的耿耿于懷，也算“有事弟子服其勞”吧。過了兩天，淑平大姐又打電話來，說自己去郵局寄快遞了，同時還有寫給香港另外兩位朋友的字，因為疫情，一直拖著沒去郵局，這次一并寄了，希望很快能夠收到。過了兩三天，我們收到了余先生的字，寫的是李商隱的《重過圣女祠》：“白石巖扉碧蘚滋，上清淪謫得歸遲。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郎會此通仙籍，憶向天階問紫芝。”后面題署是“書奉鄢秀清賞”。

余先生題寫這首仙氣飄逸的李商隱詩，心中在想什么呢？他答應給鄢秀寫幅字，一隔經年都沒提筆，卻時常在電話里提到，說還沒想好寫什么，想好了就下筆。余先生認真書寫贈字，有時會特地作詩，使用讓人汗顏的謙遜的字句，請人“兩正”，有時會書寫舊作，都會考慮受贈者的情況，即使是應酬之作，也十分應景。書寫李商隱的《重過圣女祠》，也一定與他當時的心境有關。最簡單的解讀，當然是借詩美言幾句，提到萼綠華與杜蘭香都屬仙班，讓受贈者感到自己是謫落凡間的圣女，早晚還是會回歸仙籍的。然而再深一層解讀，就不是那么簡單了，因為余先生學究天人，解詩的本領超逾一般古典文學專家，當然知道這首詩有自喻的性質。李商隱一共寫過三首圣女祠的詩，每一首都語出雙關，自喻“淪謫”凡世，等著被掌管仙籍的“玉郎”召回生長祥瑞紫芝的天庭。馮浩、張采田與汪辟疆疏解此詩，都說是李商隱感嘆自己流落江湖，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回到朝廷施展抱負。余先生是現代知識人，當然與李商隱的期望不同，不會心存魏闕到政治領域去施展抱負。但是，那種“處江湖之遠”的感覺，憂心中國文化前景的關懷，卻與這首詩的迷離悵惘又永不言棄、九死而未悔的決心，有相通之處。

我想到老師在生前最后一個月題寫這首詩，是不是已經窺知天機，知道自己快要飛升天庭了呢？在疫情嚴重之際困居家中，沒有任何人來訪，心境應該是有點凄清的，正應了李商隱一詩的頸聯：“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好在老師通達人情世故，洞察古今之變，對世事的看法比較超脫，即使最后斷絕了人際交往，相對寂寞，也博得了人生最后的清凈。

收到墨寶的第二天，淑平大姐打電話來，問收到“拋磚”的結果沒有。這是我們之間的“隱語”，我每次寫信給老師與大姐，總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信箋上，有一次還附上印得精美的空白信箋，以供余先生使用。大姐就說，又拋“磚頭”來了，想“引玉”是吧？于是，我寫字就成了“拋磚”，余先生寫字就是“引玉”。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我得拋好幾塊磚，才引得出一塊玉來。淑平大姐這次打電話，是說陳方正打了電話，說收到寫的字了，想來我們也應該收到，同時寄的嘛。我趕緊說，收到了，還沒來得及寫信呢，鄢秀收到后雀躍不已，把墨寶收起來了，我還沒仔細看，就不知她藏到哪里去了。大姐說，收到就放心了，疫情當中郵寄也變得不太可靠，好在是限時快遞，順利寄到就好。平時大姐總會問我，要不要跟老師說幾句話，我當然回答好極了。馬上就聽到電話那頭，大聲呼喊，“英時、英時，鄭培凱跟你講話”，于是師生就會聊上一陣子。這次大姐沒問，我也怕余先生勞累，就沒提和他說話的要求，只是問他身體如何。大姐就說沒什么變化，一切如常。我們互道珍重，就掛了電話。我也寫了一封謝函，稟告老師接到墨寶的欣喜之情，并說明會在字幅后面寫個跋，說明書寫的日期是今年。

沒想到幾天之后就傳來了噩耗，我震驚之余，撥了電話到余家，卻沒人接，只有嗡嗡之聲飄蕩在半個地球之間。我想，淑平大姐一定是關了電話，以免閑人干擾，同時摒除了媒體的無端騷擾。我們心想，過一段時間，待師母傷逝的心情平靜之后，再設法聯絡。過了余先生“頭七”之后，突然接到淑平大姐的電話，我一時心情激動，悲從中來，哽咽地喊了聲姐姐，就說不下去了。大姐的聲音卻出奇地平靜，說收到你的信了。我想把信放到英時的墓前，讓他知道你跟他說的話。下次你們來的時候，可以到墓地去看看，墓地離我們家很近，就在校園盡頭那一帶，他的父母也葬在那里，全家都團聚在一塊。說著說著，我們談話的氣氛活躍起來，就如平日話家常一樣，好像余先生還坐在沙發上，笑吟吟地聽我們說著人間的事，超越了悲喜，只是家常。大姐說，他是睡過去的，十分安詳，去看他父母了，以后我們也會上去團聚的。我說是的，我們到了時候，都會過去的，不過，上天之前，只要疫情控制了，我們還是先來普林斯頓，和你一道去余先生墓前祭奠，以表弟子的追思之情。

我突然想到，三四十年前，我在紐約教書，每個星期還得開車四個多小時回哈佛，當中經過耶魯，幾乎每次都到余家聊天蹭飯，老師說他家就是驛站，隨時歡迎。有一年他寫關于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文章，遭到學者馮衣北的批評，馮說他誤讀了陳寅恪的詩，闡釋得不對。余先生跟我說，“你是寫詩的，你來看看，我解釋他寫給吳宓的詩，其中有句‘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唯剩頌紅妝’，難道不是抱怨只能歌功頌德嗎？下面幾句的典故你都熟悉的——‘鐘君點鬼行將及，湯子拋人轉更忙。為口東坡還自笑，老來事業未荒唐。’”我說是的，說的是鐘嗣成的《錄鬼簿》、湯顯祖《牡丹亭》的“標目”，以及蘇東坡貶謫黃州寫的《初到黃州》一詩，頭兩句就是“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專業轉荒唐”感慨自己晚年的境遇不順，但在行將入木之前，還要做一番事業。他又指出陳寅恪讀《霜紅龕集》所寫的詩——“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余海外王。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寫的是傅山作為明遺民的感慨，而陳先生則是中國文化傳統的遺民，與20世紀中國不斷的革命是格格不入的。我完全贊成余先生的解讀，同時靈光一閃，跟老師說：“我們都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遺民。”老師直直地看著我，許久沒有說話。

（2021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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