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同盟國對日軍戰爭罪行進行系統清算——歷史鐵案不容辯駁、褻瀆

近代以來，日本軍國主義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國家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日軍在亞太各地大肆實施屠殺、強制奴役、人體實驗等一系列反人類暴行，行徑手段殘忍、波及范圍廣泛、實施過程系統化，是人類歷史上極為黑暗的一頁。

馬來西亞檳城戰爭博物館。二戰期間這里曾被日軍占領并改造為秘密戰俘營。人民日報記者 白元琪攝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同盟國先后開展針對日本乙丙級戰犯的審判，以嚴謹的司法程序、海量的實證鐵案，對日軍遍布亞洲的戰爭罪行進行系統清算，與針對日本甲級戰犯的東京審判一道，捍衛了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以史鑒今，日本必須停止任何美化侵略、歪曲歷史的行徑，正視日軍在亞洲犯下的滔天暴行。各方應共同捍衛戰后正義審判確立的歷史結論與法理原則，切實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后國際秩序。

日軍反人類暴行累累

　　在日軍各類暴行之中，有組織、大規模的平民屠殺最為觸目驚心。除在中國境內制造南京大屠殺等慘案外，日軍還在東南亞多地大肆屠戮無辜民眾。1942年2月，為切斷新加坡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并以暴力手段威懾當地民眾，日軍發起所謂“檢證肅清”行動，以人口審查為借口，將當地18至50歲的華僑男性分區集中，篩選后轉運至海邊、叢林實施集體射殺。日軍官方承認的遇難人數約5000人，而據華僑社群與多數學者考證，真實遇難者多達2.5萬至5萬人。這起“肅清大屠殺”，與南京大屠殺、馬尼拉大屠殺并稱為二戰期間日軍屠殺平民三大慘案。

　　肆意虐殺戰俘，是日軍公然違背國際戰爭法規、踐踏人道底線的又一典型罪行。石垣島美軍戰俘處決案極具代表性。1945年4月，3名美軍機組人員在戰機迫降后被俘，日軍警備司令井上乙彥擅自下令將其處決，官兵們以斬首、反復穿刺等方式殘害戰俘，事后還焚毀遺體、銷毀證據，行徑惡劣至極。1945年3月發生在法屬印度支那（今越南）北部的“諒山事件”是二戰后乙丙級戰犯審判中規模最大的俘虜虐殺事件之一，駐印度日軍在發動“明號作戰”并攻破諒山防線后，殘忍屠殺300名繳械投降的法軍戰俘。相關罪行在西貢審判中被起訴，4名涉事軍官均被判處死刑。

　　長期以來，部分片面的歷史敘事淡化了亞洲戰俘與勞工的苦難，忽視了亞洲民眾是日軍奴役政策主要受害者的事實。1942年起，東條英機內閣決定強征中國勞工前往日本填補勞動力缺口。1944年至1945年，近千名中國勞工被押送至花岡地區，在惡劣環境中從事高強度勞作。1945年勞工起義失敗后，百余人在短短幾日內慘遭酷刑虐殺，釀成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奴役中國人民的“花岡慘案”。在南太平洋戰區，日軍同樣大肆虐待亞洲戰俘。淞滬會戰“八百壯士”中有57名官兵，1942年被押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拉包爾服苦役，受盡非人折磨。當時被關押在拉包爾地區的除了中國戰俘之外，還有大量來自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戰俘，他們被日軍編入“勞務隊”強制從事農耕、軍需品搬運、道路建筑等后方勤務。這些亞洲戰俘被解救后與當地民眾一同向澳大利亞當局揭發日軍暴行，相關罪行在拉包爾審判中被一一清算。

1月11日，馬來西亞各界人士在吉隆坡“馬來亞日據時期殉難同胞紀念碑”舉行公祭。圖為當地民眾獻花。中新社記者 陳 悅攝

　　在日軍占領下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當地日軍推行名為“羅木夏”的殘酷強征勞工制度，數百萬爪哇平民被強征開采礦產、修建軍用工事，大批勞工被轉運至泰緬鐵路、所羅門群島工地。勞工常年缺醫少糧、承受超負荷苦役，死傷慘重。當地10余萬荷蘭籍平民與戰俘也被日軍關進集中營，長期遭受拘禁、酷刑與肆意屠殺。印尼《羅盤報》刊文揭露日軍占領印尼期間推行強制勞工制度，強征平民承擔高強度苦役，大批勞工飽受虐待。

　　在占領英屬馬來亞（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期間，日軍同樣大規模強征當地民眾前往泰緬鐵路充當苦力，在多地開展清剿屠殺，大肆掠奪橡膠等戰略物資并引發大范圍饑荒，民眾深陷苦難。馬來西亞《自由今日大馬報》指出，日軍占領馬來亞近4年制造諸多平民慘劇，這段慘痛歷史長期遭到日本方面的刻意回避與淡化。

2月11日，韓國市民團體在首爾舉行集會，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真誠謝罪并賠償受害者。施 覺攝（影像中國）

　　此外，日軍還突破人類倫理底線，推行“慰安婦”制度，開展活體人體實驗，更有甚者出于宣揚戰果的扭曲心理指使部下殘害、食用盟軍戰俘遺體。巴達維亞軍事法庭揭露，日軍在爪哇島等地強征數千名歐洲籍、印尼籍女性充當“慰安婦”，將女性視作戰爭工具，構成嚴重的反人類罪行。關島軍事法庭審理的“特魯克島第四海軍病院事件”中，日軍軍醫以醫學實驗為名，對戰俘實施細菌注射、爆炸沖擊、活體解剖等暴行。“父島食人事件”中，駐父島日軍守備隊殘忍殺害美軍飛行員，肢解遺體并分食人體器官，暴行性質極端惡劣，就連負責辯護工作的日籍律師在記錄該案時也稱“此罪天地難容”。

跨國界審判法理定責

　　面對日軍遍布亞洲的滔天罪行，戰后同盟國啟動全面司法清算，審判分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甲級審判，以及由中國、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亞、荷蘭、菲律賓等國分別組織的乙丙級審判。乙丙級審判管轄范圍覆蓋整個亞太地區，追責對象包含日軍指揮官與普通執行者，構建起貫穿決策、指揮、執行全鏈條的追責機制。乙丙級審判以1945年馬尼拉軍事法庭審理山下奉文案為開端，至1951年澳大利亞完成最后一次審判落幕，歷時5年半，累計開展2244次審判，起訴約5700人，最終984人被判死刑，以大規模跨國司法實踐完成了對日軍基層戰爭罪行的全面清算。

　　乙丙級審判與東京甲級審判相輔相成，最大的價值在于將戰爭責任從抽象的國家層面，落實到每一名涉案個體，大規模實踐了“個人應對戰爭罪行承擔刑事責任”的現代國際法原則。審判廣泛適用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等國際戰爭法規，進一步明確了指揮官責任等重要司法準則，完善了戰后國際人道法體系。英國日本學會、《太平洋事務》等海外權威學術平臺評價，亞太地區乙丙級審判彌補了東京審判僅聚焦軍政高層的局限，是現代國際人道法在亞洲戰場最全面的實踐。

菲律賓打拉省卡帕斯市奧唐奈營舊址內的方尖碑，周圍的墻上刻著二戰期間在營中遇難者的姓名。新華社記者 張怡晟攝

　　針對日軍各類極端殘暴的反人類罪行，各國法庭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嚴正、公正的司法判決，有力彰顯了國際社會懲治戰爭罪責、捍衛人道正義的堅定立場。新加坡軍事法庭嚴懲參與“肅清大屠殺”的日軍軍官，核心責任人被處以絞刑；石垣島美軍戰俘處決案中，法庭精準界定罪責層級，對主動下令、帶頭施暴的核心戰犯依法判處極刑；花岡勞工案、拉包爾虐俘案、關島人體實驗案、巴達維亞“慰安婦”案等一系列案件，均完整還原真相、精準鎖定犯罪事實、依法從嚴追責，以權威司法定論坐實日軍戰爭罪行，充分彰顯了戰后審判無可辯駁的合法性與正義性。

　　但仍需看到，受戰后大國博弈、冷戰格局演變等因素影響，同盟國對日軍暴行的司法清算存在一定局限，諸多罪行未能得到徹底追責。美國的政治干預導致部分重罪逃脫審判，且審判追責存在“向下推諉”特征，大多僅追責一線執行者而放過了幕后政策制定者與高層決策者。冷戰開啟后，美國對日政策從懲治改造轉為戰略扶持，進一步消解了審判的懲戒價值。原本被判處監禁的大批乙丙級戰犯提前獲釋，部分戰犯重回政界、商界核心圈層，繼續參與日本社會治理與輿論建構，弱化了審判懲治罪責、警示世人的重要作用。清算的不徹底性，使日軍系統性侵略暴行的制度根源、社會根基未被徹底鏟除，讓日本社會錯失了全面反省、真誠懺悔的歷史契機。

　　盡管存在時代局限，但乙丙級審判的歷史價值與法理意義不容抹殺。它以多國聯合司法行動，框定了日軍侵略亞洲、實施反人類暴行的基本事實，凝聚起國際社會懲處戰爭罪責、捍衛和平秩序的共識，其所確立的法理原則，至今仍對國際刑事司法工作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歪曲歷史是新的犯罪

　　戰后數十年來，日本國內部分勢力刻意回避戰爭本質、歪曲審判真相，持續炮制“勝者審判”等謬論，妄圖全盤否定盟國司法清算的正義性，不斷誤導社會歷史認知。戰后初期，日本社會對乙丙級審判的認知，大多來源于戰犯手記、回憶錄等單方資料，這類文本一味渲染審判所謂“不公”，蓄意掩蓋日軍主動侵略、肆意施暴的核心事實。上世紀50年代，隨著日美安保體制建立、日本開啟再軍備進程，戰犯釋放運動被別有用心之人政治化利用，“程序不規范”“量刑過重”“侵害辯護權”等片面論調甚囂塵上，將正義的司法審判歪曲為戰勝國的單純報復行為。

　　部分文藝作品更是刻意篡改史實、販賣悲情敘事，持續誤導民眾認知。日本影片《我想成為貝殼》刻意改動人物身份與史實，將原本身為曹長、參與殺俘的原型人物，塑造成無辜被動受罰的普通二等兵，刻意制造“普通人遭受過度懲罰”的虛假觀感，博取社會同情，進一步扭曲日本公眾對戰爭罪責與戰后審判的正確認知。

　　近年來，隨著跨國檔案解密與實證研究深入，越來越多日本學者、海外研究人員幫助還原歷史真相，有力駁斥了各類史觀謬論。井上清、石田勇治等日本研究者坦言，日本國內否定審判的言論普遍存在史實錯誤、邏輯漏洞與主觀臆斷，完全建立在“盟國不公”的預設立場之上；當年參與辯護的高木喜孝、飯田忠雄等日本律師公開表示，盟國司法人員恪守職業準則、公正無私、履職盡責。澳大利亞國立檔案館、荷蘭法庭留存的海量卷宗，以多國跨區域檔案相互印證，徹底擊碎“勝者審判”的謊言。

馬來西亞山打根紀念園內的參觀者。人民日報記者 白元琪攝

　　然而，歷史虛無主義與修正主義思潮仍在日本涌動蔓延。日本政壇右傾化趨勢持續加劇，右翼勢力接連否認南京大屠殺、強征“慰安婦”等歷史鐵案，公然質疑、否定戰后審判成果，歪曲侵略歷史、美化殖民統治，持續沖擊來之不易的戰后國際秩序。隨著戰爭親歷者逐漸離世，日本年輕人對二戰歷史認知匱乏、責任意識淡薄，出現嚴重的歷史認知代際斷裂，為錯誤史觀傳播蔓延提供了可乘之機。

　　日軍在亞洲犯下的累累暴行，是鐫刻在亞太各國人民記憶中的苦難傷疤，是不容辯駁、不容褻瀆的歷史鐵案。戰后多國審判的正義實踐，確立了“侵略有罪、暴行必懲、個體擔責”的國際法鐵律，為人類守護和平、懲戒邪惡提供了重要法治范式。正視審判的正義價值、堅決抵制歷史修正主義逆流，是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共同責任。

《人民日報》（2026年08月12日 第 15 版）

作者分別為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東京審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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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霍文、陳諾（實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