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外長計劃訪華，對華鷹派為何主動上門？中歐新局正在打開

各位朋友，大家好。

根據海外媒體報道，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卡婭·卡拉斯計劃在今年秋天訪問中國。

許多人可能對她不太熟悉。簡單來說，她的角色相當于歐盟的外交部長，也是歐盟內部典型的對華鷹派，一貫持對華強硬立場，曾多次在各類公開場合和我國外長或中方高級官員展開過唇槍舌劍的辯論。

今年秋季她對華訪問，一方面確實是以拓展對華合作為目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需做好準備，她此行免不了會在華與我方展開多輪觀點交鋒。

這件事初看令人費解，但梳理當前全球局勢后便會覺得順理成章。如果我們進一步思考，這或許預示著中國在2030年代的一個機會。請聽我慢慢道來。

首先說說為什么這件事初看令人費解。

過去我們一貫的判斷是，中歐之間不存在核心地緣利益沖突，更何況18、19世紀歐洲稱霸全球的時代早已落幕，如今的全球格局是中美兩大核心大國并行。

因此從理論上講，中國需妥善處理與歐盟的關系，以便更好地抵消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

但這套判斷只適用于十年前全球平穩發展的大環境。當時中歐之間雖有觀念分歧，卻沒有實質性的核心利益對立；相反，中美作為全球兩大核心大國，存在多層次的國家利益沖突。

然而，在近十年，尤其是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之后，全球底層格局徹底轉變，舊全球化時代落幕，強國時代正式到來。在某種程度上講，中美之間不再只有全面對抗，雙方存在著開展戰略大交易的空間。

放眼整個西方世界，民粹與極右翼勢力都在持續抬頭。美國以特朗普二度上臺成為標志性事件，歐盟、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的極右力量也在不斷擴張，只是在多數國家，這些勢力尚未登上最高權力舞臺。

當前，德法英依舊由傳統主流政客把控政權，但極右政黨上升的勢頭已無法阻擋。

目前，這些掌權的傳統主流政客仍在利用行政權力，竭力打壓極右政黨的崛起。以法國為例，馬克龍在任期到期前，就出臺政策限制國民聯盟領袖勒龐參選總統，至于結果如何，將在明年揭曉。

德國方面，德國選擇黨自成立以來，僅用約4年時間就突破了5%的議會準入門檻，成功進入德國聯邦議會。

在這段時間里，德國國內所有的主流政黨達成默契，拒絕與其聯合執政。但可以想象，如果任一主流政黨松口，愿意與德國選擇黨聯合執政，那么德國選擇黨早就成為了德國的主要執政力量。

我再次提醒，從今年9月開始，位于德國東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與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將舉行州長與州議會選舉。而目前的民調數據顯示，德國選擇黨在當地支持率幾乎已接近半數，超過所有傳統主流大黨。

這股趨勢已難以阻擋，而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是全球底層運行邏輯發生了改變。

當下，大多數歐洲國家仍然由傳統主流政客掌權，德法英如此，歐盟亦是如此。

但我們常說，拿著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盡管極右政治力量的崛起長期來看令人深感憂慮，但從當前的特定時代背景來看，我始終認為他們是一群極具威脅力的能人。

相比之下，那些在二戰后成長起來的西方自由民族主義者，可以說是一幫“正確的無能者”。

雖然他們的價值觀或許沒有錯，但面對科技革命與全球化時代層出不窮的挑戰，包括貧富差距、貿易逆差、大國興起、文明沖突以及氣候變化等問題，他們卻束手無策，無法解決問題。

一邊是“正確的無能者”，另一邊是“危險的能人”，選民面對這兩個選項，通常都會選擇能立刻解決自身生存難題的政客，哪怕對方的價值立場存在風險。

就像路易十五那句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這既是西方民主的優點，也是其無法規避的短板與陷阱。

回到中歐關系來看，如今歐盟及各成員國掌權的，正是前文所說的“正確但無能”的傳統精英，面對快速崛起的中國，他們處處格格不入。

數十年前，我們主張與歐盟建立良好關系，以平衡與美國不可避免的戰略沖突。當時歐盟和中國之間，其實不存在核心國家利益沖突。

只不過歐盟帶有比較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而對于這一類情況，我們過去可以進行部分妥協、容忍。雙方會在人權、法治這類議題上爆發比較激烈的交鋒，但本質上并不觸及彼此核心利益，美國也是如此。

最近這些年，隨著俄烏沖突爆發，再加上包括電動車在內的大量中國產品進入歐洲市場，歐洲對自身的國家定位、實力認知正在逆轉。

俄烏沖突，是歐洲對華偏見急劇上升的一個重要契機；大量中國電動車涌入歐洲市場，也成為歐洲社會對華情緒逆反的重要拐點。

當然，這還只是冰山一角，傳統的人權等議題矛盾依舊存在。當下歐洲不少政客屬于“正確的無能者”，解決不了實際問題，所以只能拿中國說事。

與之相對，正如我反復強調的，全球化時代已經落幕，強國時代已經來臨。放眼世界，現在是強國主導的時代，不再是過去那批“正確的無能者”的天下。

這是一個哲學問題，需要長遠的歷史來檢驗，也需要當代人和下一代人用極高的哲學思維去解答。

但普通人不可能都做長遠的哲學家，大家都活在現實當下。好比中午要吃好午飯，下午才有精力工作；晚上吃好晚飯，才能夠保障明天的生存。

不管是選民，還是政治家，都跟企業家一樣，只能一件一件地處理眼前的現實難題。

這就是21世紀20年代中葉，人類即將邁向2030年代，我們所面對的重大歷史拐點。

從深層的哲學邏輯來講，這個拐點和兩百年前幾乎沒有區別。

當然，如果談及社會形態、發展階段、科技水平，那和兩百年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從人類的基本規律來看，是毫無二致的。

這些的宏大命題留給戰略家與哲學家去深度思考，我們回到現實當中的中歐關系。

從我上面的論述中，大致可以了解，為什么從舊時代過渡到新時代之后，中歐關系會出現如此強烈的不適應。

因為歐洲主流政客中，那些“正確的無能者”拿著舊時代的地圖，已經找不到新大陸，這也是全球化走向強國化時代的底層原因。

俄烏戰爭打了四年半，俄羅斯的戰場表現不盡如人意，但它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

美國同樣如此，我相信2029年之后，美國下一任總統依舊會是民粹右翼，甚至比特朗普還要更加極端。

真正的后特朗普時代會在2033年之后到來，雖然擺脫了特朗普個人的影響，但會繼續延續特朗普主義的政策邏輯。

而到那個時候，歐洲局勢會發生巨大變化，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這類右翼勢力崛起的勢頭很難阻擋。

至于他們最終會把歐洲帶向何方，同樣是哲學問題，需要當代的哲學家、戰略家進行思考。

戰略家必須具備哲學家的實力，哲學家也不能困在象牙塔，要關注人類現實命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把“危險的能干者”轉化成“正確的能干者”；但前提是，治理者首先要具備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我相信，2029年之后的美國，2030年之后的歐盟，不會再是如今這批主流政客掌權。

到那個時候，歐洲將走向何方，西方將走向何方，人類又將走向何方？這是宏大的哲學命題，這里不展開深入討論。

我前面的討論，其實已經點透了中歐、中美關系背后的底層邏輯。

按照我的研判，進入2030年代以后，“強國俱樂部”將更加崛起，屆時歐洲、日本等這一批中等強國基本會被右翼勢力深度裹挾，而中國和這些國家的關系，反而有可能迎來柳暗花明的轉機。

這句話的邏輯聽上去有點反直覺，但大家可以細細品味。

文章篇幅有限，我也不方便在這里做大幅度展開，聽得懂的人自然能夠領會；暫時沒理解的，多看幾遍，你對人類未來走向，甚至幾千年人類生存結構的底層邏輯，都會形成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