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不倒：一個刑辯律師的俠義與記錄

2026年7月19日，在甘肅蘭州，邂逅了《正義不倒》一書的作者藍天彬律師，他是出于公義參加某涉黑涉惡案開庭的。但該案在檢察院階段已經去黑，開庭之前又意外獲知去惡，所以原定的庭審不能正常開了。于是，我們就在酒店開展了一番關于從記者到律師轉型與成長之路的對話。
一、從記者到律師：跨界與轉身

吳老絲：你高中時的兩個夢想——記者和律師，最終都實現了。但父親當年一句話否定了律師這條路——“打官司要靠關系”。后來是什么契機讓你重新推開這扇門，而且發現“靠專業也能過得不錯”？

藍天彬：我之前做過政法記者。做記者久了，接觸社會多了，發現雖然一部分事情可能靠關系，但也有一些事情不用靠關系。后來，我轉行做了刑辯律師。我的體會是，做律師靠自己的專業，也能過得不錯。過去，有句話說“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響，小案看關系，考試看法律”。雖然是調侃，也說出了一種心酸，但我相信，隨著社會發展，法律會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法治終究是大勢所趨。即使會有一些波折，但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我們仍然要有一種謹慎的樂觀心態。

吳老絲：從《海峽都市報》到澎湃新聞，六年記者生涯，你說自己“跨過山和大海，穿過人山人海”。回頭看，這段法治記者經歷里，有沒有一個瞬間讓你覺得“我必須轉行做律師”？

藍天彬：一份工作，要么有職業成就感，要么有較高的收入，要么兩者兼而有之，才能心甘情愿地長久做下去。記者這份工作，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終身難忘的寶貴經歷。其實，我當記者的時候，收入還可以，趕上了媒體黃金時代的末尾。當時，我主要是感覺媒體管控力度在不斷加強，許多題材去年能寫，今年寫不了，職業成就感在下滑。我就在想，找一個向上的行業，一個有門檻的職業，有更長遠的發展，律師是其中之一。還有一句話，“律師興則法治興，法治興則國家興”，也讓我覺得可以轉行去做律師。

吳老絲：你寫自己27歲從福州辭職去南京，大醉一場，反復聽《友情歲月》給自己打氣。當時有沒有擔心過，萬一失敗了怎么辦？

藍天彬：我2010年從廈門大學畢業后，在福州工作了四年，在南京工作了十二年。在福州的時候，我曾懷疑自己，是不是就這樣一直平庸下去，做個平庸的記者、編輯？我想跳出牢籠，卻不得其門。那時候年輕，熱血，滿腦子想做新聞。既然要做新聞，就要去大平臺，做大新聞，“取法于上，僅得為中，取法于中，故為其下”。

當年，我給國內很多知名媒體都投過簡歷，當然都沒去成。2014年6月，我看到東方早報（澎湃新聞）在招聘駐江蘇記者，所幸后來順利入職。我常看東方早報，這是一家有品質、有良好價值觀的報紙，出過三聚氰胺、三峽等重大報道，頭版也常有亮眼之作，比如七一那天，頭版直接發出李大釗的一句話：“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達于真理”。雖然已經在福州買了房子，收入在報社名列前茅，但我仍心有不甘。身處媒體行業，就要做出個樣子，我渴望做出點成績。年輕就是資本，當時我沒有想過失敗，想做就去做。我需要一個機會，剛好，《東方早報》就是一個機會。在廈大四年和福州四年，這八年我做了很多準備，看了大量的文史哲書籍，大量的優秀新聞作品。比如，原南方周末記者李海鵬的新聞作品，我反復看過。到南京后，全力以赴，很快就成為不錯的政法記者。我性格里有一種破釜沉舟的成分，后來想做律師，就直接從媒體行業裸辭，去參加司法考試。

吳老絲： 備考司法考試那半年，你用了“存天理、滅人欲”來形容。對于一個離開校園六年的人來說，重新面對龐雜的法律體系，最難熬的是什么時刻？

藍天彬：作為一個離開學校六年的人，面對龐大的法律體系，難熬的時刻是，看著看著司法考試的書，注意力就不知不覺渙散了。后來，我白天學習，晚上跑步，學習效率有所提高。說到這里，想起在廈門有一次臺風天，又是快到中秋節，我還是從培訓學校坐大巴回家，路上甚至是齊腰深的積水，大巴車過不去，我下車，后來，來了一輛卡車，總算搭順風車回到家了。家里還責怪我，這么危險，為什么還要回家。現在回憶起來，當時有一種年輕無畏的感覺，想到就去做，想回家就回家，想去考司法考試，那就裸辭去考，而且還對家里人說，目標是考400分以上。400分就是高分了。最后考了395分，也還可以。

其實，最難熬的時刻，不是在準備司法考試的過程中，而是考完試后等待的過程。2016年9月25日考完，11月22日才出成績，這兩個月是我人生最低谷，當時不知道能否通過司法考試，司法考試很玄乎，不像高考可以估計自己多少分，也不能老在家待著，就試著去廈門、福州、泉州找工作，要么我看不上，要么公司看不上，面臨很尷尬的一種境地。

吳老絲：你第一份律師工作在廈門，三個月就離開。后來在南京從實習律師做到權益合伙人——你覺得兩座城市的執業環境，給你最大的感受差異是什么？

藍天彬：廈門城市規模還是偏小了，不夠大氣，法律服務市場相對不大。南京城市規模更大，法律服務市場更大，包容性更強。我在廈門，除了認識幾個廈大同學，兩眼一抹黑，誰也不認識。在南京，我畢竟做過澎湃新聞政法記者。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對于重新出發、跨界轉行的我來說，需要一種自信，哪怕是虛幻的自信。也就是要有那種感覺，我熟悉這里的環境，熟悉這里的人，有人認可我，我需要認可。在一種虛幻的自信之下，我快速成長，最終也變為真正的自信。

吳老絲：你說轉行第一年曾喝醉過酒，對前路迷茫。現在回頭看，那段“青黃不接”的日子，是靠什么撐過來的？

藍天彬：2016年轉行，2017年、2018年是我處于剛踏入律師行業的狀態，在摸索、探索的狀態。我記得當時剛轉行的時候，一位律師前輩和我說，天彬，你要從甲方的角色轉換成乙方的角色。這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也就是我要快速從記者角色轉化成律師角色，一個法律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因為做記者多少會有點傲氣，我還記前段時間一個同事說當年我有點軸，現在慢慢變得更成熟了。當然，從我今天的視角再看，律師不能簡單說是乙方或甲方的角色，既是專業法律服務提供者，同時也有一些適度中立的、獨立的色彩。
當時，我們律所還在南京市鼓樓區漢中門大街的河海科技大廈，晚上我一個人繞著律所附近走啊走啊，從律所走到萬達廣場，再走到蘇寧睿城那一帶，我心里想，南京不應該這樣對我，要努力，努力之后，南京不會虧待我的。我還記得，有個同事喝醉酒，在萬達廣場那邊給我打電話，說找不到家了，叫我去接一下他，當時是冬天，下著大雪，我到萬達廣場找了將近二十分鐘，才找到他，看到他扶著路邊的寶馬車吐啊吐。這就是那段時間，青春的時間。
接著，走著走著，我就想到了自己要做幾大塊事情。
第一、磨練專業能力。那時候，我一方面是自學，看刑事辯護的專業書籍，隔幾天看一本，看別人寫的辯護詞和法律意見書。另一方面，跟著律所同事辦案，不單跟著當時的團隊領導辦案，還跟著其他同事辦案，從各個師父身上學專業，刨根問底，融會貫通。
第二，一周寫一篇法律文章，以輸出倒逼輸入，加強專業能力。2017年那時候辦的案件不多，怎么寫文章，仍然可以寫文章。一是寫案例文章、裁判要點文章，比如污染環境罪無罪辯護要點，我就去搜污染環境罪無罪判決，然后歸納裁判要點。二是做一些行業觀察，比如2017年我就寫文章呼吁提高刑事案件二審開庭率。那時候，民事案件二審基本都有開庭，刑事案件二審很難開庭，這是很值得商榷的，民事案件關系到財產開庭了，刑事案件關系到生命與自由，反而不開庭。我就分析二審開庭率為什么低，是什么原因，我們認為要改進這種狀況。這兩年的二審開庭率有所提升。二是寫熱點新聞事件法律分析文章，類似于法律時評，比如今天發生一個新聞事件，我可能當天就寫法律分析文章，或者第二天就寫。我記得有一次早上五點就起來寫，寫一個縱火案。還有一次，是昆山龍哥案，我分析認為是正當防衛，我不單從法律角度分析，還從歷史角度分析，聯系到劉邦、項羽這些人，那個時代，認為如果做人沒有一點血性，在被侵害的時候不敢反抗，那么是很可悲的。這篇文章當時點擊量還不錯，有一萬多閱讀量。三是實在想不到要寫什么，那就看一部電影，比如看《手機》，寫仙人跳、敲詐勒索罪。看《戰狼》，分析里面可能涉及的幾種罪名，比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等等。還可以看一本書，比如看《反貪審訊秘笈》，歸納總結書的內容。
第三、一周拜訪一個企業或一個人，比如拜訪老鄉的企業，去走動一下，也沒有太多功利，不是說一定就要簽法律顧問，就是去看看，了解一下老鄉企業。比如走進律所合伙人辦公室，和合伙人交流，聽聽他們當年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比如加一些群里的律師的微信。這個階段，就是讓更多人知道你。我認為客戶簽約或者同行合作有四大步驟：知道你，了解你，信任你，委托你或者與你合作。執業初期，首要的是，要讓更多人知道你，身上還要有標簽，比如我，就是前政法記者、現刑辯律師。知道你后，才談得上了解你、信任你，進而委托你。
第四、每天至少發一次朋友圈。剛才我提到，要讓更多人知道你，朋友圈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可以發自己去看守所、公安局、檢察院、法院的狀態，可以發表或者轉發專業文章等。我執業幾年后，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聘請我擔任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咨詢專家。我想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看到我在成長，專業和敬業。
第五、參加刑辯論壇、研討會，和律師同行加強交流。 規定動作正常完成，按部就班完成，就會有收獲。
通過這五大步驟，我的專業水平得到提高，創收也逐年上升，從新手律師成長為成熟律師、權益合伙人。我相信，年輕律師做到這幾點，專業上和創收上，都會有提升。現在是數字時代，我們還可以多發視頻，可以是刑辯專業的視頻，可以是普法視頻，發的視頻都會在互聯網上留痕跡，都會沉淀下來，以后都會是律師的數字財富。我們還可以做講座，展現自己的能力，包括辦案能力和表達能力。

二、辦案的理念與方法

吳老絲：你的書名叫《正義不倒》，來自《笑傲江湖》片尾曲。小時候羨慕令狐沖的豪邁俠義，做了律師之后，你覺得刑辯律師的“俠義”具體是什么？

藍天彬：刑辯律師的“俠義”，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看到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提供幫助。當然，這個“刀”，指的是法律武器。我們借助法律專業技術與勇氣，去幫助他人。作為律師，除了要賺錢養家，也要有社會責任感。這幾年我陸續做了一些公益，包括擔任社區公益法律顧問、公益代理案件等。我每年都會公益代理幾個案件，比如，公益代理龐某某涉嫌網絡尋釁滋事罪案件，經無罪辯護，公安機關終止偵查；公益代理秦某涉嫌偽造國家機關公文罪案件，經有效辯護，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2025年，我和團隊律師公益代理朱某某等人涉嫌故意傷害罪一案，經無罪辯護，法院判決三人無罪。

我認為，律師不要在金錢中迷失自我，要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段時期，有些律師吹噓自己賺多少錢，這種風氣不太好。我們律師傳達給社會的形象，不應該是一種生意人的形象，而應該是法律專業人士的形象，通過提供法律服務，去幫助他人，或者為客戶解決問題。

吳老絲：你提過“刑事辯護要敢于嘗試、善于突破”。能不能具體說說，什么叫“敢于”——是敢于跟公檢法較真，還是敢于在策略上冒險？

藍天彬：敢于，敢想敢干，抱著“法無禁止即可為”的理念，用一切合法合理的手段，維護當事人權益。

敢于較真，敢于嘗試。比如，查閱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大家是經常去做的。那么，復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是否有可能？我認為要敢于嘗試，盡力爭取，不要自我設限。之前，有個案件，我認為存在刑訊逼供，提供了相關線索，申請復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檢察官一開始不同意，說之前都不讓復制的。我還是不放棄，提出之前在其他案件也復制過，需要的話我可以打開電腦給他們看，希望這次也能復制，不然幾十個小時的訊問視頻，要在檢察院看很久，不太方便。經過多次溝通，可能他們也看到我在較真，最終同意復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

復制一次之后，我發現不完整，又和檢察官溝通，檢察官找公安機關，過段時間我再去復制剩下的光盤。有了復制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那就好辦多了，可以針對每個細節截圖分析。

后來，我們申請排除非法證據，最終把當事人的有罪供述排除了，不再作為證據出示。

再比如，有些案件，合議庭成員包括法院院長或副院長，這時候我們除了找承辦法官溝通，還要積極主動找院長或副院長當面溝通。我們是科層制社會，院長或副院長的話語權更大一些。之前，有個案件，檢察院建議量刑四年半，經過我們和副院長反復溝通，把刑期從四年半，逐步降到三年，兩年半，最終降到兩年三個月。也就是說，要敢于和法院院長、副院長溝通。

吳老絲：你代理過一個涉惡案件，五個罪名去掉三個，連惡勢力帽子都摘了。這種“拆解式辯護”的關鍵是什么？是一開始就全盤否定，還是分步驟來？

藍天彬：這個案件，我們一開始就全面做無罪辯護，程序辯護與實體辯護并重。公安機關認為，周某涉嫌敲詐勒索罪、賭博罪、故意傷害罪、盜竊罪、尋釁滋事罪，是惡勢力犯罪集團組織、領導者。我們發現刑訊逼供線索，申請調取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要求排除非法證據，經過我們堅決的程序辯護和實體辯護，最終去掉惡勢力犯罪集團帽子，五罪去掉三罪：賭博罪、盜竊罪、尋釁滋事罪。法院判決，周某犯敲詐勒索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拘役六個月，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萬元。其余被告人大部分宣告緩刑。至此，一個困難重重的涉惡案件，最終嚴把法律、事實和證據關口，以妥善處理告終。這個案件能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主要有三點：第一是發現刑訊逼供線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第二是堅決作證據辯護，第三是保持和檢察官、法官良性溝通。

吳老絲：另一個案件中你申請復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檢察官說“之前都不讓復制”，你堅持較真最終拿到了。在實務中，你覺得哪些程序性權利是律師“不敢爭取”而“不該放棄”的？

藍天彬：我舉幾個例子，比如，第一，我的習慣是，每個刑事案件都要盡量爭取和公檢法辦案人員當面溝通，而不能僅僅通過電話溝通或者遞交書面意見。刑事案件也是在和人打交道。在面對面的交流中，能更有效地捕捉到案件的信息和走向，能更有效地進行辯護。有時候檢察官會說先提交書面的材料，后續再看是否見面溝通。我一般會說，我有書面的法律意見書，同時也希望當面溝通一下。我會反復打電話預約當面溝通時間，如有必要也會引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十條意見》、《關于依法保障律師執業權利的規定》。

比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一條規定，“辦理審查逮捕案件，犯罪嫌疑人已經委托辯護律師的，可以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辯護律師提出要求的，應當聽取辯護律師的意見。對辯護律師的意見應當制作筆錄，辯護律師提出的書面意見應當附卷。辦理審查起訴案件，應當聽取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并制作筆錄。辯護人或者值班律師、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的，應當附卷”。這里面提到，應當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并制作筆錄。如果沒有當面溝通，怎么制作筆錄？

有時候，檢察官會說，電話溝通也是聽取意見。我就會引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二條規定，“直接聽取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有困難的，可以通過電話、視頻等方式聽取意見并記錄在案，或者通知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提出書面意見。無法通知或者在指定期限內未提出意見的，應當記錄在案”。我會說，我理解你們的工作，希望你們也理解我的工作，你們直接聽取辯護人的意見有困難的，可以通過電話方式，與此同時，你們有什么困難，如果今天不方便，明天行不行，明天不行的話，后天或者下周，是否有時間？

有時候，我會根據檢察官的態度，引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條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證人、鑒定人，聽取辯護人、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應當由檢察人員負責進行。檢察人員或者檢察人員和書記員不得少于二人”。換而言之，聽取辯護人的意見，要不得少于二人。

在一步步的較真中，讓我們的意見能夠全面而準確地傳達到檢察院。

第二，申請排除非法證據。除了在檢察院審查起訴階段、法院審判階段可以申請，在審查逮捕階段是否也可以申請？答案是，完全可以。有些案件，如果發現在刑事拘留三十天以內有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證，我們可以在審查逮捕階段有理有據地要求排除非法證據，可能就會推動案件朝好的方向發展。根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六十六條規定，對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依法排除，不得作為移送審查逮捕、批準或者決定逮捕、移送起訴以及提起公訴的依據。

第三，我在開庭的時候，一般會主動向合議庭提出，解除被告人或上訴人的戒具。這是一個小的細節，但是能讓被告人有所放松，適應庭審。我會引用《人民法院法庭規則》第十三條規定，“刑事在押被告人或上訴人出庭受審時，著正裝或便裝，不著監管機構的識別服。人民法院在庭審活動中不得對被告人或上訴人使用戒具，但認為其人身危險性大，可能危害法庭安全的除外。”

總之，程序性權利很多，只要有利于被告人或上訴人的，我們都要充分地去行使，去利用。

吳老絲：你提到過一個案件，通過和副院長反復溝通，把量刑從四年半降到兩年三個月。這種溝通的尺度怎么把握？既不讓法官覺得你在施壓，又能真正影響結果？

藍天彬：我認為，和公檢法溝通，有三點原則可以參考。第一，以誠待人，大智若愚。曾國藩有一句話是：“唯天下之至誠，能勝天下之至偽；唯天下之至拙，能勝天下之至巧。”最坦誠的狀態，能夠戰勝最虛偽的狀態。最笨拙的狀態，能夠戰勝最機巧的狀態。笨鳥先飛，踏踏實實，大智若愚。有時候坦誠一點、笨拙一點，不需要那么多虛頭巴腦、 虛與委蛇，反而是好事。公檢法機關的人，本質上也是普通人。我們以誠相待，大智若愚，讓他們覺得是踏實、靠譜的人。

第二，專業敬業，換位思考。專業是立身之本。我們見到公安、檢察官、法官之前，要研究透徹案件，最好有書面的詳細的法律意見書，這樣可以邊說邊指給他們看。同時，我們在表達上要言簡意賅，因為如果照本宣科，按照法律意見書讀一遍，效率很低，觀感不好。我自己的體會是，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可以概括成三點，把這些意見告訴辦案人員。如果不夠，可以再講三點。這就是結構化思維。比如，謝某某涉嫌詐騙罪案件不起訴，有三大證據辯護要點：一、抓住客觀證據不足；二、抓住證據互相矛盾；三、尋找現有有利證據。

敬業也很重要。一個人專業加上敬業，是可以打動人的。比如牛某某涉嫌侵犯商業秘密罪二審案件，我和法官當面談了一次，法官明確說這個案件二審不開庭，書面審理。我們繼續努力，又寫了兩份法律意見書。再和法官溝通，希望開庭，或者至少讓合議庭三個成員一起聽聽我們的意見。后來法官轉變態度，說看過我們的法律意見書，專業扎實且有新的觀點，也覺得有必要開庭審理。后來，二審改判，實報實銷。我想，這就是刑事辯護，專業加上敬業，從絕望中尋找希望，從困局中破局。有時候，我們辦案辦著辦著，辦案人員對我們的印象越來越好。

換位思考，既要站在當事人角度看問題，同時從公檢法角度想想看看有什么突破口，提出新的思路，讓他們既能辦事，又不為難。聽證會就是一個不錯的思路。

聽證會有兩種，一類聽證會是擬不起訴的聽證會，也就是檢察院已經打算不起訴，還有一類聽證會，是否具有起訴必要性的聽證會。有的案件可以考慮開第二種聽證會，讓聽證員實質性參與聽證，討論是否有起訴必要性。我有好幾個案件，通過開第二種聽證會，最終不起訴，包括走私、運輸毒品罪案件，交通肇事罪案件等。

第三，不卑不亢，有理有據。通過專業打動公安、檢察官、法官，同時也要有自己的態度，不卑不亢，要有理有據。尤其是年輕律師，碰到公檢法，不要犯怵，不要卑躬屈膝，不要怕，勇敢表達。

同時，也不要自認為很專業，看不起公檢法的人，有一種我就是對的、你就是錯的傲氣。我們心里可以認為我們是對的、對方是錯的，但我們不要咄咄逼人。

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去某中院溝通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案件，法官打斷我幾次。我說，希望法官不要打斷，我會注意言簡意賅，也希望您保障律師的權利。你幾次打斷我的時間，說不定我都已經說了很多了。后來，法官對我很尊重，送我到門口，還和我閑聊。

吳老絲：你主張在一些侵財類案件中，坦白加全額退贓應當“減輕處罰”而非僅僅“從輕處罰”——這是基于《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的解釋。這個觀點在實務中被采納的難度大嗎？法官和檢察官最常怎么回應？

藍天彬：坦白可以從輕處罰，退贓可以從輕處罰。通常來說，坦白加退贓，大家認為可以從輕處罰，但不太可能減輕處罰。不過，在侵財類犯罪中，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依據在哪里？
我們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
那么，如何理解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
第一種情形，“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是指特別嚴重后果必然發生或者極有可能發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避免了發生。
比如，有一筆幾千萬元或者幾億元的資金，馬上要轉移到境外，因為犯罪嫌疑人坦白，避免了轉移，也就是避免了特別嚴重后果發生，這時候可以考慮減輕處罰。
第二種情形，如果特別嚴重后果已經發生，但因犯罪嫌疑人的坦白，而使特別嚴重后果得以消除的，也應該予以同等評價。
只有這樣，才能鼓勵犯罪嫌疑人積極作為，挽回損失，消除后果，恢復社會關系，這也是恢復性司法理念的體現。為此，對于犯罪嫌疑人如實供述自己罪行，從而挽回特別巨大經濟損失的，也宜認定為“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
在侵財類犯罪中，侵犯的是財產性利益，被害人最關心的就是挽回損失。在詐騙罪或盜竊罪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坦白了，也全額退贓了，消除特別嚴重后果，相當于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我們認為可以減輕處罰。這也是《刑法修正案（八）條文及配套司法解釋理解與適用》一書中的觀點。
當然，這條規定主要適用于侵財類犯罪案件的辯護。如果在職務犯罪中，因為侵犯的是職務廉潔性，不太適用。

對于《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三款規定，我們非常希望大家都能夠用起來，和檢察官、法官多溝通，就像當年的正當防衛條款，本來一直就像僵尸條款，一直沉睡著，后來因為幾個重大案件爆發，才激活起來。

當然，這種觀點在實務中被采納的難度，仍然比較大，檢察官、法官一般會說，之前當地沒這么判決過。

這時候，我們除了說理，也可以提供一些案例，增加可能性。比如，2012年《人民司法》發表的《“因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理解與適用》一文顯示，廣東有個盜竊案，涉案金額89萬余元，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年，二審法院考慮到全額退贓，改判有期徒刑六年，這就是減輕處罰。

三、幾個標志性案件的背后

吳老絲：“翻版藥神案”里，你的當事人用他人特藥證套取醫保藥，低價甚至免費賣給吃不起藥的癌癥患者。這個案子在情與法之間拉扯得很厲害。你在辯護中怎么平衡這兩者？當事人在法庭上說“我看這些患者太可憐了”的時候，你心里是什么感受？

藍天彬：我在辯護中反復突出理和情，讓檢察官和法官能夠感同身受。我和檢察官說，當事人利用他人的特藥證，多購買甲磺酸阿帕替尼，再轉賣他人，騙取了醫保統籌基金，但客觀上也實實在在幫助了那些買不起藥的人。主觀方面，當事人一方面是想幫助那些不能報銷藥品的人、買不起藥品的人，另一方面是想沖刺銷量，拿公司的提成。我們認為情節較輕，主觀惡性較小，希望檢察院不批準逮捕。檢察官了解情況、綜合考慮后，對全案的12人均不批捕。

我的當事人除了涉嫌詐騙罪，還收取了同事王某等人套取的甲磺酸阿帕替尼，進而低價售賣給他人，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我在庭前就和法官反復溝通。我一方面把案件的真實情況和法官溝通，本案情況特殊，當事人的行為確實幫助了很多買不起藥的患者，這和其他的詐騙類犯罪是有顯著區別的，另一方面進行類案搜索，詐騙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數罪并罰，要宣告緩刑確實有難度，全國各地大部分地方對數罪并罰的案件判實刑，宣告緩刑的不多，我們找到一些宣告緩刑的案例，提供給法院，增強法院宣告緩刑的動力。我說，希望法官頂住壓力，作出緩刑判決，取得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法官說，數罪并罰宣告緩刑確實有壓力，她會慎重考慮。此后，我們達成共識，先預繳罰金。最終，法院宣告緩刑。

當事人在法庭上說“我看這些患者太可憐了”的時候，我想到，一個政策可能會影響很多人，普通民眾看病難的問題仍然很大，希望相關部門出臺政策的時候，能更多地考慮到民眾的福祉。另一方面，我想到，這個案件太特殊了，無論如何，我要盡全力爭取緩刑。

吳老絲：江蘇南通那個案件——十年前一位汽修店老板遞給滿頭大汗的你一瓶水，十年后你免費為他做無罪辯護并勝訴。這個案子被媒體報道后反響很大。對你個人來說，這個案子是否超越了“專業辯護”本身？

藍天彬：是的，超越了“專業辯護”本身。2015年，我還在澎湃新聞做政法記者，出差去南通采訪，路過一家汽車修理店，店老板遞給我一瓶礦泉水。十年后，2025年，他向我求助，說自己遇到一個刑事案件，覺得很冤。我當即決定，公益無償為他辯護。我和團隊律師對三個被告人堅決作無罪辯護。2025年，全國依法宣告294人無罪，我們公益代理的朱某某等人涉嫌故意傷害案，經過無罪辯護，法院判決三人無罪，占這294分之三。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有句臺詞是，“做人得有情義，無情無義的人不能交往。”我想，做刑辯律師，也要有情有義。

吳老絲：你公益代理的龐某某網絡發帖被跨省抓捕案，最后終止偵查。這個案子的辯護，你覺得最有價值的部分在哪里——是結果本身，還是過程引發的輿論關注？

藍天彬：龐某某是一名貨車司機，平時寫寫自媒體文章，還被聘為省公安交通管理信息員。然而，卻因網絡發帖監督另一個省的某縣交通執法有違規行為，被某縣公安機關以涉嫌尋釁滋事罪跨省抓捕。我和龔華律師路見不平，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公益辯護。

我們認為，某縣交通運輸局執法人員執法有待進一步規范，應當允許網民監督。龐某某發布的內容以現場視頻和照片為主，輔以監督政府部門的評論性文字，不屬于編造或散布虛假信息。文章中龐某某并沒有對關鍵性信息進行篡改，相反地，還在微信文章貼出了某縣官方的回復。龐某某還多次在微信提醒苗某某“千萬不能有假”“必須說真實事實”，不屬于明知是編造的虛假信息進行散布的情形。龐某某的微信文章沒有造成公共場所秩序嚴重混亂。龐某某不具有尋釁滋事犯罪的主觀故意，而是出于監督政府部門規范執法的善意，因此不構成尋釁滋事罪。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批評、建議的權利，司法機關應當予以尊重，不能動輒因言獲罪。

我們在無罪辯護的同時，媒體及時進行輿論監督報道。龐某某被取保候審，最終公安局對龐某某終止偵查。

天下苦尋釁滋事久矣，這個龐某某涉嫌尋釁滋事罪案件，不管是結果本身，還是過程引發的輿論關注，都有價值。在這案件辦理過程中，第一、厘清何謂虛假信息和真實信息，厘清何謂造成公共秩序嚴重混亂，厘清何謂尋釁滋事罪的主觀故意。第二、厘清公民監督的權利與尋釁滋事罪的邊界，要保障公民對于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提出批評、建議的權利。第三、有些案件存在重大問題，同時具有一定的新聞與社會價值，媒體可以進行輿論監督報道，推動案件良性發展。這些都有價值。

吳老絲：“結硬寨，打呆仗”是你形容涉黑惡案件辯護的方式。這個“呆”字，體現在哪些具體動作上？能不能舉個例子，說明“呆”比“巧”更有力量？

藍天彬：每一個涉黑涉惡案件的辯護，都是一場硬仗。這需要律師“結硬寨、打呆仗”，穩扎穩打，全力辯護，扎扎實實地做程序辯護與證據辯護。

比如，吳達（化名）涉惡案件，我們發現刑訊逼供線索，申請排除非法證據。

第一、我們仔細詢問吳達關于刑訊逼供前后經過。據吳達陳述，第一次刑訊逼供，辦案人員將吳達的雙手反銬在訊問室的椅子上。辦案人員明知吳達雙手有舊傷，卻屢屢將吳達的雙手使勁往下拖拽，令吳達疼痛難忍。辦案人員還把茶水澆到吳達頭上，還語言恐嚇吳達，諸如：將吳達放出來就是為了折磨他，以后的日子還長。就算不穿警服也要開車把吳達撞死等。辦案人員還要求吳達學狗叫，踢正步，對吳達的人格進行侮辱。如果吳達想閉眼休息，就拿手機手電筒照吳達的臉。如果吳達不回答，就拉拽吳達的頭。第二次刑訊逼供，辦案人員將吳達的雙手反銬在訊問室的椅子上，往下拖拽，試圖用這種方式，逼迫吳達按照他們的意思，承認尋釁滋事的犯罪情節。在這個過程中，辦案人員將沒喝完的茶水從吳達頭頂澆下。

第二、我們向檢察院提供了傷情照片，以及時間、地點、辦案人員姓名、行為等刑訊逼供具體線索，希望能查閱并復制同步錄音錄像。

第三、反復溝通之后，檢察院最終同意復制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有了復制的訊問同步錄音錄像，那就好辦多了，反復看同步錄音錄像，針對每個細節截圖分析，發現確實存在變相的刑訊逼供。

第四、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申請排除吳達被刑訊逼供后的第10次至第25次訊問筆錄以及所謂的悔過書。

第五、通過有效的庭前會議，我們和法院、檢察院初步達成共識，關于第10次至第25次訊問筆錄，檢察院不作為證據出示，最終把當事人的有罪供述排除了。

這就為后期案件取得好的結果，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吳老絲：你也寫過一些“有遺憾”的案件——比如那個古玩詐騙案，努力三年最終結果不盡如人意。這樣的案子結束后，你怎么消化？是告訴自己“盡力了”，還是會在夜深人靜時反復琢磨“還能不能更好”？

藍天彬：確實很難接受，我連續幾個晚上反復想，輾轉反側，一方面想如果再來一遍，是不是能做得更好，另一方面安慰自己，盡人事，聽天命，往前看，投入到下一個案件的辯護。

四、對刑事辯護生態的觀察

吳老絲：你曾公開評論“私造浮橋收費獲緩刑”案，認為定罪證據需厘清，不宜把行政違法拔高成刑事犯罪。從你的角度看，這類案件為什么會一再發生？是法律問題，還是別的問題？

藍天彬：尋釁滋事罪前身是流氓罪。流氓罪在1997年被取消，分解為聚眾斗毆罪，聚眾淫亂罪，盜竊、侮辱尸體罪，強制猥褻、侮辱罪，猥褻兒童罪等，還包括尋釁滋事罪。尋釁滋事罪作為補充性罪名、兜底罪名，因為其模糊性，能夠快速實現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也正因為其模糊性，爭議越來越大。有些不必上升到刑事手段打擊的行為，有些能夠用治安處罰解決的問題，一旦踏上尋釁滋事罪的列車，就難以回頭。部分案件存在濫用的嫌疑，存在口袋罪的傾向。立法的精準化是趨勢，刑法的謙抑性是原則。在這個大背景下，尋釁滋事罪是否可能消亡，是否可能分解出新的罪名，值得探討。

吳老絲：你提到過“決戰在法庭”某種程度上演變成“決戰在檢察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全面推行后，你感覺刑事辯護的重心發生了怎樣的位移？

藍天彬：自從實施檢察院精準量刑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后，“決戰在法庭”某種程度上演變成“決戰在檢察院”，檢察院環節越來越重要，刑事辯護的重心要前移，我們要抓住每次機會，反復和檢察院溝通，爭取在檢察院環節達到目標，比如不起訴或者建議緩刑。

比如，我今年有個案件，我的當事人代為投訴舉報短視頻、賬號、直播間，收取費用，涉嫌非法經營罪。我們堅決做無罪辯護，認為沒有“違反國家規定”，沒有“擾亂市場秩序”，且證據不足，不構成非法經營罪。我們反復和檢察院溝通，最終說服檢察官，檢察院退回后，公安機關撤銷案件，無罪辯護成功。這是我的第二個“有償刪帖型非法經營罪”無罪辯護成功案例。遺憾的是，全國多個地方類似行為被判決有罪。我們希望辦案機關能夠更加慎重，畢竟一個案件背后就是一個人、一個家庭的一輩子。

吳老絲：你在多個場合強調“兼顧國法、天理、人情”。但“天理”和“人情”在法庭上很難量化，在辯護詞里怎么“翻譯”成法官能接受的語言？

藍天彬：法律是專業的，同時也是從民眾之中產生的。如果司法人員手里只有卷宗，眼里只有法條，不能設身處地換位思考，辦案效果會大打折扣。我們要考慮司法結論是否順應國法、天理、人情。“天下之情無窮，刑法所載有限”，在辦案中要考慮民眾的樸素正義觀，在法律范圍內接近社會預期，而不能機械辦案、就案辦案。追趕小偷致死案、醉駕救妻案、昆山龍哥案等一系列案件不起訴或者撤銷案件，正是順應了國法、天理、人情。

簡單地說，我們的司法結論要考慮常識、常理、常情，想想普通民眾的第一反應是什么，目光往返于常識與法律。我們就會發現，有些案件形式上入罪，實質上應當出罪。

吳老絲：你代理過一些涉黑惡案件并取得有效辯護。在當前語境下，涉黑惡案件的辯護空間到底有多大？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藍天彬：和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涉黑惡案件有五個顯著特點：一是往往和行政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決策層級高。二是刑訊逼供現象相對較多。三是有些辦案人員在辦案過程中可能違背程序正義、實體正義，掘地三尺搜集各種罪名，再裝進黑惡大籮筐。各種陳年舊案重復處罰，各種簡單違法行為上升至犯罪，一些本該行政處罰的行為被追究刑事責任，一些經濟糾紛上升到犯罪。四是一些地方的檢察院未能發揮法律監督作用，法院未能獨立審判，有人說，“公安是炒菜的，檢察是端菜的，法院是吃菜的”，雖然有些調侃過頭，但這并非空穴來風。五是對于涉黑惡案件當事人的經濟影響大，涉及公司時影響面更大。一個人進去，也許一個龐大的企業集團轟然倒塌，一個區域的經濟也有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涉黑惡案件的辯護，雖然難，仍然有空間。我之前辯護的周某惡勢力案件，最終去掉惡勢力犯罪集團帽子，五個罪名去掉三個罪名，作為第一被告人，最后被從輕判處有期徒刑二年三個月，其余被告人大部分宣告緩刑。

吳老絲：作為前政法記者，你和公檢法打交道的方式，和純法律出身的律師有什么不同？記者時期的“溝通直覺”在律師工作中用得著嗎？

藍天彬：第一、記者生涯鍛煉了我抓重點的能力。當記者的時候，要在短時間內搜集信息，梳理信息，提煉信息。做記者帶給我最大的幫助就是，鍛煉了結構化思維和抓重點的能力。任何問題、任何案件，都可以概括成三點，當然三點又可以產生新的幾點。這對于和公檢法機關溝通，相當有效，可以在短時間內進行有效溝通、交流。
第二、記者生涯鍛煉了我抓細節的能力。做記者需要抓一些關鍵的細節，做律師也是如此。既要抓重點，也要抓細節。發現細節可能就影響整個案件的走向，邊邊角角的地方也可能影響案件走向。我在和公檢法機關溝通的時候，會說一些細節，讓他們能直觀地感受到案件存在的問題。
第三、記者生涯鍛煉了我觸類旁通的能力。記者要有觸類旁通、融會貫通的能力，有時候將兩個看上去不關聯的東西，通過蛛絲馬跡，建立聯系。做律師也是如此。有時候了解一個方面，運用到其他方面。

還有一點，當記者的時候，見多了各種領導，所以我在和公檢法機關溝通的時候，不卑不亢，既不自卑，也不高傲，平和交流。

五、寫作與記錄

吳老絲：你在澎湃新聞做政法記者時，被同事笑稱“藍天拼”。現在做律師，似乎也保持著“拼”的狀態。這種“拼”的驅動力是什么？是當初的新聞理想在延續，還是職業本身的要求？

藍天彬：這種“拼”，可能是性格所致，追求好一點，更好一點。與此同時，希望個人事業更上一層樓，希望國家法治更上一層樓。

吳老絲： 你說寫辦案手記要“像新聞一樣保持必要的克制”。但律師和記者最大的不同是——律師有明確的立場。在這兩者之間，你如何把握分寸？會不會寫著寫著就“為當事人辯護”壓過了“如實記錄”？

藍天彬：我所說的“像新聞一樣，保持必要的克制”，指的是，我們可以有情感的流露和關照，但情感不能過分傾瀉，不能泛濫成災，要保持法律人的理性。即便不能像新聞那樣客觀中立，也要保持適度的克制，盡量把事情如實記錄。如實記錄，就有一種歷史的力量、時間的力量。有些案件很遺憾，沒有獲得公平公正的判決，我們記錄下來，向歷史辯護，向時間辯護，讓歷史來審判，讓時間來審判。

我之前做過六年記者、編輯，雖然已經在律師行業十年，但新聞底色還在，這種職業訓練還在。當然，什么叫“如實記錄”，什么叫“實”，本身就有爭議，有客觀事實、新聞事實、法律事實的區別。我認為，不必糾結，記錄下來，就有意義。是非審之于己，問心無愧就好。

吳老絲：你寫“前奏”那部分，提到自己曾經連續寫了六七起女大學生或小孩失蹤、遇害的案件，“滿眼灰暗”。做刑辯律師也會面對大量負面案件——你怎么防止自己被這些案件“淹沒”？

藍天彬：通過看書、看電影，緩解“灰暗情緒”，防止被負面案件“淹沒”。

我今年春節假期看完《道德經》，五一假期看完《孫子兵法》。《道德經》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 ”也就是說，要保持內心的空明寧靜，面對萬物的循環變化。《孫子兵法》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也就是說，要強大自己，等機會來了再出手。最近在看《金剛經》，里面有句話，“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放下執著，方得解脫。這些話，都對我有啟發。

我最近看周星馳電影作品《功夫女足》，對我來說百感交集，在電影院開懷大笑。起初的半小時，劇情和對白很尷尬，擔心電影會崩盤。所幸，漸入佳境，后面越來越好。當然，結尾一般。和巔峰期的周星馳電影不能并列，但也可以一看。《喜劇之王》里的尹天仇，對著大海大喊“努力、奮斗！”《功夫女足》則說，“踢球就是為了踢球，要放松。”人到中年，確實要學會拿得起、放得下，要學會放松。時來天地皆同力，很多時候是時代給的機會，能抓住一點機會，就已經很好。

當然，這些都是安慰自己的話，面對一個個案件，還是要振作精神，全力以赴。

吳老絲：徐昕教授在序言里說，刑辯律師的記錄有“歷史價值”。你覺得十年后的人翻看《正義不倒》，會看到一個怎樣的時代？

藍天彬：一個復雜的時代，一個處于轉型期的時代，一個物質較為豐盛、法治還在路上的時代。

吳老絲：你的書里有很多細節——比如那個12億元融資項目里，中間人打黑傘、戴手套送錢。這些細節是庭審材料里有的，還是你刻意去挖掘和還原的？

藍天彬：有些是案件材料里的，有些是當事人在法庭上說的，有些是當事人告訴我的。

六、個人與未來

吳老絲：你說自己“每到一個地方辦案，忙完后如果有空，去看看當地的名勝古跡”。讀書、行路、辦案——你覺得這三者之間有什么內在關聯？

藍天彬：讀書，既讀法律專業書籍，也讀歷史文化書籍，保持閱讀習慣，無論再忙，也要讀書，“千秋邈矣獨留我，百戰歸來再讀書”。行路，行萬里路，驗證讀書心得。經過讀書和行路，增長見識和經驗，辦案才會更好。在辦案過程中，讀書和行路，也讓自己變得更豐富。

吳老絲：你后來在廈門買了房，又為了轉行回到南京——這些年會不會覺得累？有沒有想過“穩定下來”？

藍天彬：在上升期，累是難免的，習慣就好。我2019年在南京也安家了。南京是我的福地。自從十二年前踏上這座城市，它的悠久歷史和開放包容，就吸引了我，我的事業也從此駛上快車道，完成從法治記者向刑辯律師的快速轉型，并在律師行業保持穩扎穩打、穩步上升的態勢。我喜歡南京。

吳老絲：你寫自己司法考試前回到廈門，在大學城跑步，“越跑就越覺得年輕，仿佛能跑回十年前”。現在做律師快十年了，還有那種“跑回十年前”的感覺嗎？

藍天彬：現在狀態挺好的，當然有時候回憶過去，也想到很多。有一次，偶然翻到2017年寫的一句話，“讓自己忙起來，有舍才有得”，那會兒從記者轉型進入律師行業不久，一切都是未知，唯有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腳踏實地，努力前行，現在想來，功不唐捐，輕舟已過萬重山。

有一次，翻到2018年1月25日的記錄，“上午，在南京江北法援，有個農民工王大姐打電話進來，說江蘇某建筑公司拖欠其工資一萬六千多元，多次索要未果，她打了政府部門熱線電話也沒有下文，她感到無可奈何，不知道怎么辦。我告知相關法律法規和維權途徑，并向她要了公司電話。隨后，我打電話給公司，督促盡快發放工資。剛才回訪，王大姐高興地和我說，公司打電話給她了，今天會發錢。我聽了也很高興。在這個下雪的冬天，舉手之勞，做點好事。”

這些就是來時路，不忘來時路，繼續前行。

吳老絲：你現在帶團隊了。你帶年輕律師的方式，和你當年自己摸索成長的方式，有什么不同？你會給他們什么樣的建議，是你自己當年沒人告訴你的？

藍天彬：帶年輕律師的方式，第一、從專業上，實實在在教一些東西；第二，平等相處，互相尊重，各自有什么想法，及時說，不內耗。

給年輕律師的建議，第一、專業是立身之本，專業不穩，地動山搖。第二、多看書，看法律專業書籍，看各種雜書。第三、積極主動，多寫文章，多拍視頻，主動和人交流，讓更多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第四、多總結，多復盤，不斷總結代理案件的經驗與教訓，才能得到更大提升。

吳老絲：最后一個問題——如果十年后再寫一本書，你希望書名還是“正義不倒”，還是換了別的什么？

《正義不倒：刑辯律師辦案手記》是我的第一本書，接下來，我可能會再寫《刀下留人：刑辯律師辦案手記》和《人間正道：刑辯律師辦案手記》，如此，形成辦案手記三部曲。我們處在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處在社會快速轉型期，我們用幾十年走完了其他國家幾百年的歷程，我們這個時代的刑事辯護和刑事司法也處在一種快速變動之中。作為刑辯律師，我們也有責任去記錄歷史，哪怕是寫一個小的注腳。我希望，這三本書，就是一個大時代里的小注腳，可以成為未來研究我們這個時代的素材。

《中國知名刑辯律師訪談》，只為記錄當下中國刑辯及刑事司法的真實現狀，為刑辯人留下一份真實的口述史。為避免記錄有誤，所有訪談內容均由受訪者審核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