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明遺民對崇禎評價極低，康熙、乾隆卻拼命給崇禎洗地｜文史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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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血漬衣襟詔一行，殉于宗社事煌煌。此時天帝方沉醉，不覺中原日月亡。”這是王譽昌《崇禎宮詞》之一首，詠1644年崇禎自縊于北京萬壽山事。[1]《宮詞》凡一百八十六首，寫成于1691年。[2]其時滿清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已經穩固，而北京銀泉山里崇禎的陵墓亦早已“茅塞榛荒，寂不可堪”[3]。王譽昌以崇禎的“身殉宗祧，為四千年之僅事”，于是綜合崇禎“十七載之旰食宵衣”，發“暮年辭賦”[4]，對于這位末代帝王的遭遇，再三嗟嘆而詠歌之。

清初詩人對崇禎帝的懷念與同情是相當普遍的。[5]他們懷念崇禎，也就是他們對故明的系戀。在異族的統治之下，甚至一般民眾也追念先朝。我懷疑當時流行于福建沿海地方的太陽教，便是以“大明”和“崇禎”為崇拜對象的。因為該教的經典《太陽經》里說，“太陽三月十九生，家家念佛點香燈”[6]，太陽是萬光之源，隱指“明”朝；而“三月十九”，正是崇禎的忌辰。如果這一推測正確，則崇禎以一個末代帝王而得享民間如此的崇祀，恐怕是國史上僅有的事了吧。[7]

但是在清初的明遺民中，除了那些感慨故國之詩人群，尚有為數不少對國族朝代興亡與政治制度演替關心的史家，在理性的一面，他們對明亡的事實與崇禎帝又有不同的評價。我們概稱他們為“遺民史家”。在他們私修的明史著作中，這些遺民史家卻把他們的“先帝”“鞭尸”得體無完膚。

二、明遺民史家對崇禎的評價

在明遺民史家私修的明史著作中，崇禎被肯定為一個“獨夫”、“暴君”。這些史家認為崇禎“好自用”，卻“無知人之識”；他不聽諫言，而且“喜迎惡咈”，大臣所說的話，“一言不合，非殺即貶”；雖然他登極之初便誅魏忠賢，但后來卻重用宦官，任由這些“內珰播弄于大臣之間”，以致造成朝廷里朋黨阿附的局面；他又“刻于理財”，不但對一般人民剝削，甚至厲行“捐助”于臣屬之間。

總括來說，遺民史家認定崇禎“雖非淫虐如隋，非昏懦如平獻恭昭”，但終不免落得“亡國之君”的下場，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

對崇禎這樣概括性的批判，在清初私修的明史著述中俯拾皆是。如夏允彝的《幸存錄》里便說：

烈皇帝太阿獨操，非臣下所得稱用。而每當大舉措，則內珰每發其端，似陰中而不覺也。若滿朝之用舍榮枯，則一視首揆之趨向，亦似為所陰移而不覺者。[8]

查繼佐《罪惟錄》里說：

帝勇求治，……獨少推誠，稍舞智。往往以處逆魏之法繩其下。于是諸臣救過不暇，即賢者亦或寧自蓋。而堅任內侍，益灰豪杰之隱。[9]

張岱《石匱室后集》里也說：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財，渴于用人，驟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覺有一番變革，向后思之，訖無一用，不亦枉此十七年之精勵哉。……只因先帝用人太驟，殺人太驟，一言合則欲加諸膝，一言不合則欲墮諸淵，……則是先帝立賢無方。天下之人，無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無一人為之分憂宣力。[10]

對崇禎作嚴厲而最有系統性的抨擊，則莫過于談遷的《國榷》。此書以編年體記有明一代的史事[11]，于崇禎一朝事實記載獨詳[12]。而談遷對崇禎的攻擊，則不僅如夏允彝、查繼佐、張岱那樣的概括，且臚列了史事為證，逐一批評了崇禎。以下列舉一些較重要的例子，并類別之為三。

1.崇禎不聽臣下諫言

《國榷》卷九十五記崇禎九年（1636）四月，御史詹爾選在廷上面折崇禎屢行捐助一事[13]，崇禎怒不可禁，聲色俱厲。但爾選“侃侃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即不聽臣，亦可留為他日之思”。崇禎“益怒，欲下之獄”。后得閣臣申救，始以削籍了事。談遷就此事肯定崇禎不是一位“愎諫之主”，說他“圣明英露，喜迎惡咈”。后二年，黃道周以直言見忤于崇禎，談遷又提到爾選的事，并說：“人主之威，猶雷霆也。人臣召對，往往十不達一。伺指望色，茅靡波隨，比比然也。先帝天性嚴重，詹爾選危于前，黃道周見于后。”[14]

2.崇禎刻于理財而又愛名

談遷論崇禎屢行捐助一事，批評崇禎誤以“諸臣之自急公，而要非諸臣意也”，并指出明朝官吏“俸薄，割養廉之需以填巵漏，何異毫末。且苞苴干沒，朘削攘奪，互登其毒。民寒傷國，大盜日拱手而睨其旁”[15]，到崇禎屢下罪己詔，申說其愛民之心，談遷又批評這些都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國榷》卷一百引崇禎的最末一次罪己詔附有這樣一段議論：

當其時民莫苦于橫征，率空言而無指實。朝廷好負人，亟則引咎，緩則反汗，愚夫習而知之。……倘即減今歲田租之半，躬閱內府，盡出其所有金幣珠玉等，尺寸毋少靳，明示吏民以充祿餉。誅一二掊克之吏，銳意更始，而吏民不為感動者，未之有也。[16]

就談遷看來，崇禎在罪己詔中所說“減膳”和“撤樂”，無非是他“汲汲要譽”的手法。《國榷》卷九十九記崇禎“屏金銀，用銅錫木器”，并“命文武諸臣各省約”，便評論崇禎此等政策純是為沽名釣譽的。[17]

3.崇禎重用宦官

崇禎之任用宦官，極不為遺民史家諒解。談遷屢就此事批判崇禎。如《國榷》卷九十七述論崇禎十三年（1640）詔撤各鎮的宦官一事：

內臣出鎮，掣任事之肘，隳庶吏之心，此悊廟時秕政也。先帝最嚴察，再遣再撤，非不知神叢難借，乳虎難馴，直謂三尺在我，此曹亦何能焉。其信外臣不如信內臣也。遣示權，撤示斷，雖未易窺測，終為內臣所用矣。[18]

到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兵臨北京，崇禎召太監曹化淳守城，談遷復就此事批判崇禎重用宦官的政策，并引用楊士聰的話來支持他的意見。

楊士聰的《玉堂薈記》首先指出崇禎在位十七年中，一連選了三次“凈身男子”來充當內侍，這和崇禎朝以前的政策是大不相同的。（楊士聰說自辛丑[1601年]以后，明室二十年不選凈身男子。）結果崇禎宮中多了一萬多宦官，增加了一大筆費用（每月米增三萬二千石，每年靴料銀增五萬兩）。而崇禎不但沒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反而使政權旁落于宦官的手上，終導致明室的滅亡。《國榷》引楊士聰的評論說：

先帝既以獨斷誅魏忠賢，收倒持之柄而自操之，遂謂此由我操縱。故厭薄朝臣，則以中官參之，有時撤回，以明駕馭之在我，而不知此輩如毒藥猛獸，未有不終罹其禍者也。故天下之大患，傷于有所恃，中于有所忽，而敗于有所狎。[19]

及崇禎自縊于煤山，談遷再三慨嘆，說“帝寵信常寺，竟同[宦官]王承恩對縊”[20]，很明顯地指出明之亡與崇禎的下場，完全是崇禎一手造成的。

三、明遺民史家批判崇禎的解釋

明遺民史家對崇禎“鞭尸”的問題，在清初便有人作過解釋。王世德的《崇禎實錄》自序里說：

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烈于先皇，殉國之痛，未有痛于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喪心之徒，自知難免天下清議，于是肆為誹謗。或曰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惜費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之咎歸之君，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吿語。而淺見寡聞之士，以為信焉，遂筆之書而傳于世。[21]

王世德的話進一步指出了清初私修的明史中普遍地批判崇禎的事實。但王氏對此一事實的解釋卻未免失之武斷，而且太低估了明遺民史家的史識。

他所說的“一二失身不肖喪心之徒”，顯然是指仕清的明臣。遺民史家中確有與此輩往來者，如吳炎即曾致書錢謙益[22]，向他請教有關明朝史料的問題；談遷亦曾在北京與吳偉業、霍達和曹溶等討論明末的史事[23]。但若說這些“失身不肖喪心之徒”如何影響吳炎和談遷對明史的意見，卻是缺乏證據的。

像張岱，則不但于明亡后便歸隱湖山，而且自序所著的史書說：

不入仕版，既鮮恩仇；不顧世情，復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24]

況且，如果像王世德那樣把談遷、張岱和查繼佐等明遺民史家都目為“淺見寡聞之士”，而解釋他們對崇禎的評價為“誹謗”，恐怕不是治明清之際歷史的學者所能接受的吧。

照我的意見，明遺民史家對崇禎的批判必須從清初的政治思想中去解釋。

清初的明遺民，目睹異族入主中原，身受亡國的慘痛之余，對明亡的原因作了徹底的檢討。這些檢討的結果，使他們普遍地對明代的君主獨裁制度起了極大的動搖心。而他們對君主權力的態度遂始而懷疑，進而抨擊，終而對君臣的觀念追求新的定義。

像黃宗羲和顧炎武，都是這個新風氣下的代表人物，而他們對君主獨裁制度的抨擊，以及他們的“天下之權，應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張，亦是治清初思想史的人所熟知的，不必在此贅論。[25]即使在當時和后世都較不知名的唐甄，也和黃、顧的見解相同。近人侯外廬指出唐甄“亦追求君主制度的道理，他把‘專制’之名用‘勢尊’二字代替，來講出一番驚人的議論”：

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是以堯舜之為君，茅茨不剪，飯以土簋，飲以土杯。……無不與民同情也。……人君高居，而不近人，既已瞽于君，聾于民矣，雖進之以堯舜之道，其如耳目之辨何哉?……人君之尊，如在天上，與帝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容失色，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于嚴家之仆隸……臣日益疏，智日益蔽。……豈人之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位在十人之上者，必處十人之下；位在天下之上者，必處天地之下。古之賢君，不必大臣，匹夫匹婦皆不敢陵；不必師傅，郎宮博士皆可受教；不必圣賢，閭里父兄皆可訪治。……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是乃所以為尊也。[26]

唐甄論“人君高居，而不近人”，“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以及“人君唯能下，故天下之善歸之”，和遺民史家的攻擊崇禎獨夫之說，其理論是一致的。而他所說為君者的孤立，以至“公卿大夫，罕得進見，變容失色，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于嚴家之仆隸”，則不啻是明代諸帝對待朝臣的一個活生生的寫照。

唐甄以“勢尊”二字來代替“專制”以批判君權，和清初一遺民僧以禪機來解說君臣之道，方法雖異，目的則同。《五燈》全書卷一〇八《吉州青原嘯峰大然禪師傳》里說：

元宵。僧問……如何是君？師（大然禪師）曰：星中月最尊。問：如何是臣？師曰：日下捧紅云。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眾星皆拱北。曰：如何是君視臣？師曰：無水不朝東，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云從龍，風從虎。

大然禪師俗名倪嘉慶，歷官崇禎、弘光兩朝，明亡后削發為僧。[27]他所說的“星中月最尊”和“日下捧紅云”，暗藏“明”字，顯然是不忘故國之意。以下論“臣奉君”、“君視臣”和“君臣道合”等問題，則是他對君臣關系的看法。雖然出之以禪機，他的主張基本上是和黃宗羲、顧炎武和唐甄攻擊君主獨裁的理論相同的。

從以上的幾個例子看來，可見清初明遺民對君權的抨擊以及他們對君臣觀念的重新估價是極普遍的現象。遺民史家之攻擊崇禎，實在是這個政治思想潮流的一部分。

他們之攻擊崇禎，與其說是攻擊崇禎本人，毋寧說是攻擊崇禎所代表的那種君主獨裁制度。他們指斥崇禎獨夫，并肯定崇禎“好名”、“貪財”、“不聽諫言”和“信用宦官”為明室滅亡的因由，和當時的遺民思想家的政治理論是不謀而合的。

所不同者，只是黃宗羲、顧炎武和唐甄等人從理論上去分析君主專制的弊害，而遺民史家們利用歷史實例來確定君主獨裁的后果而已。

和遺民史家對崇禎的評價持相反意見的是清初諸帝和他們的御用史家。這些人對崇禎的維護進一步肯定遺民史家批判崇禎的原因。

四、清廷對崇禎及明代諸帝的維護

崇禎死前一句“皆諸臣誤朕”的話[28]，很博得取代了明朝的征服者的同情。李自成登極詔里便說：

君（崇禎）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29]

清初諸帝對崇禎更是維護備至。康熙首先指出遺民史家所持“崇禎為獨夫以致明亡”一說的不妥當，而確定帝王的乾綱獨斷是一件好事。他說：

明代諸帝，乾綱獨斷，而權奸不敢上侵，統論一代規模，漢迄唐宋，皆不及也。[30]

康熙也不同意“明亡于崇禎之信任宦官”的說法：

崇禎之銖鋤宦官，極為善政。但謂明之亡于太監，則朕殊不以然。明末朋黨紛爭，在廷諸臣，置封疆社稷于度外，惟以門戶勝負為念。不待智者，知其必亡。乃以國祚之顛覆，盡委罪于太監耶？[31]

康熙承認崇禎“乾綱獨斷”，但卻不以為這是明亡的原因；他也不否認崇禎晚年重用宦官的事實，但卻否認宦官足以亡國。就他看來，明亡的原因是朋黨而崇禎罪不與焉。這個說法和遺民史家的持論是針鋒相對的。

乾隆朝修成的《明史》，完全承襲了康熙的意見。《明史·莊烈帝本紀》凡二卷，但對遺民史家所指出崇禎的種種“失政”卻只字不載。《本紀》末附的贊，全文說：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場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而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制置乖方，詐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迄至大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32]

這篇贊無疑是清廷對崇禎的“官方評論”。細讀之下，可見滿清對崇禎是褒多于貶的。就清廷的觀點看來，崇禎是一個“慨然有為”之君，在位十七年中，無時不“殫心治理”；明亡的主因，在于將驕卒惰，崇禎之任用宦官，只是明亡的次要原因而已。

然則，崇禎何有于滿清而博得這樣的維護?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康熙之極力主張明亡于朝臣的黨爭，和康熙中的南北黨爭有關。所謂“借古諷今”，康熙實際上是以明末史事來訓誡他自己的大臣。

更重要的是，康熙之所以維護崇禎，其目的不在于維護崇禎個人的人格與才能，而在于維護崇禎所代表的君主獨裁制度。其道理和遺民史家之所以攻擊崇禎是相同的。以下試舉一些例子說明。

康熙對崇禎和其他明末君主的政治才干是很輕視的。他曾說：“明末之君，多有不識字者，遇講書則垂幔聽之。”[33]但一涉及這些君主所代表的君權，康熙便要極力維護。因此，他否定崇禎以一帝王之尊應負亡國之責，而且稱頌明代帝王的“乾綱獨斷”，視之為明代規模超越漢宋的原因。他又曾這樣敕諭修《明史》諸臣：

正德實錄載午朝罷后，于御道得匿名文簿一卷，傳旨詰問，百官皆跪于丹墀。時仆而暴死者數人，喝而病者尤眾。夏日雖天時炎熱，何至人多暴卒？且行間將士，每披堅執銳，勠力于烈日之中，未聞因暑而致死，豈朝堂之上，病喝若斯甚耶？[34]

康熙表面上對《正德實錄》懷疑，實際上他是有意替明代的君權辯解。他把朝臣對炎夏的抵抗力來和“勠力于烈日之中”的“行間將士”相提并論，而企圖否定《正德實錄》所載明武宗虐待朝臣的史實，其辯解的方法固然不合常理，但是他維護君主尊嚴的本意卻是用心良苦的。

乾隆也曾借修史之名來維護明代諸帝所代表的君主獨裁制度。《明史》修成后四十年，乾隆下諭明令館臣把《英宗本紀》作若干補正：

茲閱所進簽之英宗本紀，如正統十年，巡撫福建御史汪澄棄市，并殺前巡按御史柴文顯，同時殺兩御史，而未詳其獲罪之由，不足以資論定。又土木之敗，由于王振挾主親征，違眾輕出，……致英宗……陷身漠北。乃紀中于王振事不及一語，尤為疏略。[35]

乾隆要史臣補載汪澄及柴文顯等被殺之由，無非在表明君主不會無故殺戮大臣；又要補記宦官王振挾主親征的事實，意在替明英宗推諉軍事責任，以維護帝王的尊嚴。兩事合觀，乾隆維護的用心可見。

五、結論

國史上歷朝的末代帝王，總是慣例地被新興王朝攻擊一番。自《書經》和《史記》把夏桀和商紂描寫成典型的“亡國之君”，唐代以來的官修史書，便一貫地利用這個“桀紂”的模型，套之于末代帝王的身上[36]，以表明新興王朝的“天命攸歸”。像《隋書》里的隋煬帝和《元史》的元順帝，都是明顯的例子。而崇禎以一末代帝王，卻得新興王朝的維護，而反被自認為忠于明朝的遺民史家所攻擊，這無疑是史學史上僅有的例外。

清廷維護崇禎，自與清承明統的特殊歷史情況有關。因為滿清入關，其理由是“為大明復仇”；多爾袞攻下北京后即為崇禎發喪建陵，典禮優加，這固然是籠絡人心的手段，也是滿清向天下表明大明是亡于流寇的手上。

清代的繼承明統，既然與漢唐的取代秦隋不同，滿清也就無須以崇禎的“失德”為理由來替新政權辯護，而官修明史中的崇禎，也就不必是前史的“亡國之君”了。

更重要的一點是：清代以前的史家，視歷來的“末代帝王”為“失德”的統治者的具體代表，而在清初人的眼中，崇禎所代表的卻是一種中央集權、君主獨裁的政治制度。清廷要維護此一制度，故不惜維護此一前代帝王，而明遺民史家因反對此一制度，乃不得不把他們的先帝“鞭尸”。因此清初對崇禎評價的相歧，其實是對君權問題的一場爭論，和雙方對崇禎在情感上的懷念和同情是無關緊要的。

近人黃濬的《花隨人圣庵摭憶》記乾隆盜明陵大木的傳說曰：

相傳乾隆壞明陵饗殿，取其大木為宮室。一日戲問侍臣：掘墓何罪？答：見骨當斬，不見骨發遣。帝答曰：吾其以江南為配所矣，遂再幸江南。此雖委巷讕語，然可征當時盜用明材傳說之不能掩。[37]

如果清帝盜用明陵木材的傳說是可信的話，那么他們借修史之名來維護明代諸帝的居心便更可想見了。

至于遺民史家們，雖然在私修的歷史著作中猛烈攻擊崇禎，但他們對崇禎本人卻是懷念不已的。著《國榷》的談遷于1654年游北京崇禎的陵墓后，留下了以下一段動人的記述：

己未，霽。欲覓驢游陵。逆旅問誰為陵者。曰：銀泉山，蓋往聞先帝葬銀泉山也。逆旅曰：道近甚，何驢為。啜面而行。……出西門，……久之，度可六七里，問程焉。曰：未已也。悔為逆旅所賣。……屢迷屢問。偶從一梓人漸及西紅門，有老閹策杖而下。梓人指曰：此守思陵許公也。杖者問余何往。曰：銀泉山。曰：銀泉山蕪甚，何往也。余不解其意，別而前。自西紅門數百武，黃屋在望，甚儉。稍西北，丹楹碧瓦，松楸沉沉也。余越黃屋而過之。問梓人此何所也。曰崇禎皇帝葬處，余愕然，仰黃屋之額，果思陵也。亟反步，披莽棘，抵周垣之南垣，博六十步，中丈門有二尺。左右各戶而鑰其右，為雪涕叩階下。念重趼至此，咫尺不及詳五步之內，豈吾固有所恨耶。仍雪涕叩而退……亡何，陵戶啟鑰。垣以內左右廡三楹，崇不三丈，丹案供奉明懷宗端皇帝神位。展拜訖，循壁而北。又垣其門，左右廡如前，中為碑亭，云懷宗端皇帝陵，篆首大明，展拜訖，出，進北垣。除地五丈，則石坎，淺五寸，方數尺。焚帛處，坎北爐瓶五事，并琢以下。稍進五尺，橫石幾，盤果五之，俱石也。蛻龍之藏，涌土約三四尺。茅塞榛荒，酸棗數本，即求啼鳥之樹，泣鵑之枝，而無從也。生為萬乘，歿為游魂。又展拜，泣不自禁矣。[38]

那一年談遷已六十二歲，還在北京搜集材料。以一垂暮的老翁，步行去找“先帝”的陵墓，“屢迷屢問”。及至思陵，則“雪涕叩階下”再三，“展拜”再三，終而“泣不自禁”。可見談遷對崇禎的情感是濃厚的，這和滿清統治者對這位前代之主(以及他的先祖）的陵墓的冷薄，恰成一強烈的對照。

談遷的《游思陵記》借一守陵太監的話，把清廷對明十三陵的刻薄政策一一道出：

順治二年，始春秋祭羊豕。凡十三陵，而定陵不與焉。各陵祭田六頃，奉祠太監二人，陵戶八人。順治六年裁。止田一頃，收才十緡。以祭不贍，訴之州大夫。大夫曰：雖不祭，亡害。吾曹懼違清朝之令德，于是清明、霜降二節，具羊豕合祭于紅門外。正旦、元夕、七月望、冬節，各素祭，薦酒一巵。望、朔二十錢，燃寸燭，獻茶三甌。崇禎家老奴不過如此。余聽之泣下。[39]

四年之內，祭田從六頃減為一頃，以致思陵“祭不贍”，無怪談遷“聽之泣下”。而《明史·莊烈帝本紀》贊里所說清廷對崇禎“典禮優厚”的所謂“圣朝盛德”，原來只不過是一頃祭田而已。

后記

此文寫成后，得讀近年出版姚雪垠著《李自成》（中國青年出版社，1977）。該書上冊“前言”里論及崇禎，有這樣的幾句話：

關于崇禎的亡國，不但明朝的遺民，而且整個清代的封建士大夫中評論他的時候都對他抱有同情。（頁27）

姚雪垠這段話是有待修正的。

1978年歲暮記于愛荷華州古蘭儂鎮，原標題《從明遺民史家對崇禎帝的評價看清初對君權的態度》

注釋：

[1]本文初稿曾在臺灣大學文學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合辦之“清史檔案研討會”上宣讀（1978年7月4日，臺北）。改寫期間，承耶魯大學余英時教授、鄭愁予先生，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黃彰健先生，及克利夫蘭博物館何惠鑒先生提供意見，謹此致謝。

[2]《崇禎宮詞》（《昭代叢書》戊集），自序，頁1下。

[3]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69。

[4]《崇禎宮詞》自序。

[5]如陳子升的《崇禎皇帝御琴歌》（《東洲草堂集》卷七）和吳偉業的《琵琶行》《宣宗御用金蟋蟀盆歌》（《吳詞集覽》卷四），都是較顯著的例子。

[6]此教今尚流行于臺灣。我于1978年夏曾游臺北市郊內湖的“太陽堂”，其供養奉者即“太陽神”。這里所引用的《太陽經》，即承該堂所贈。至于該教在清初的傳布情形，尚待進一步考證。

[7]關于清初民間反清復明的會社，參閱蕭一山：《天地會起源考》，收入《近代秘密社會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復印本）；佐佐木正哉：《清末の秘密結社》（東京：巖南堂書店，1967），前篇第一章，“天地會傳承の考察”。

[8]夏允彝：《幸存錄》（《明季稗史匯編》本）卷下，頁11—12。

[9]查繼佐：《罪惟錄》（《四部叢刊》本），《本紀十七》，頁46。

[10]張岱：《石匱室后集》（上海：中華書局，1959），頁41—42。

[11]參閱吳晗：《談遷與國榷》，收入談遷：《北游錄》（香港：龍門書局，1969）。

[12]根房兆楹先生的統計：1958年北京古籍出版社刊的《國榷》標點本，崇禎朝共占833頁（平均每年46.3頁）；崇禎以前的二百六十年，只占5384頁（平均每年20.7頁）。和1940年的《明實錄》比較，《實錄》記崇禎朝者凡3冊（平均每年0.18冊），而崇禎以前則共497冊（平均每年1.5冊）。房先生的統計，證明了《國榷》于崇禎一朝史事，記載獨詳。見房先生撰：“Tan Ch’ien”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by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Vol. II, pp.1239-1242。

[13]談遷：《國榷》（北京：古籍出版社，1958），頁5740—5741。

[14]《國榷》，頁5816。

[15]《國榷》，頁5741。

[16]《國榷》，頁6026。

[17]《國榷》，頁5998。

[18]《國榷》，頁5859。

[19]《國榷》，頁5859。

[20]《國榷》，頁6040。

[21]引自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北平圖書館，1932）卷四，頁30上。

[22]吳炎：《吳赤溟先生文集》（《國粹叢書》本，1906），《上錢牧齋書》，并《附錢牧齋復書》，頁33—36。

[23]孫克寬：《談遷與吳梅村》，《大陸志》第50卷第3期。

[24]張岱：《瑯嬛文集自序》，引自《晚明史籍考》卷一，頁5上。

[25]參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57），第二、四兩章。專論黃宗羲者，參閱謝國楨：《黃梨洲學譜》（《國學小叢書》本）；高凖：《黃梨洲政治思想研究》（臺北：中國文化研究院，1967）；W. T. de Bary, “Chinese Despotism and the Confucian Ideal: A Seventeenth-Century View,” in John K. Fairbank, ed.,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p. 163-203。專論顧炎武者，參閱謝國楨：《顧亭林學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Willard Peterson, “The Life of Ku Yen-wu (1613-186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7 (1968), pp. 114-156; 28 (1969) ,pp. 201-247。

[26]侯外廬：《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重慶：生活書局，1947），上冊，頁335。

[27]《古今圖書集成》（中華書局影印本），第505冊，頁20，引《鎮江府志》。

[28]《國榷》，頁6044。

[29]轉引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頁2。

[30]引自劉承干：《明史例案》（臺北：世界書局，1961）卷一，頁5。

[31]《明史例案》卷一，頁4。

[32]《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第2冊，頁335—336。

[33]《明史例案》卷一，頁6。

[34]《明史例案》卷一，頁4。

[35]《明史例案》卷一，頁9。

[36]參閱Arthur F. Wright, “Sui Yang-ti: Personality and Stereotype,” in Arthur F. Wright, ed.,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7-76; Hebert Franke, “Some Remark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Oriens, 3 (1950). pp. 117-120。

[37]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香港：龍門書店，1965），頁353。

[38]談遷：《北游錄》，頁68—70。

[39]《北游錄》，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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