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了假公章收了錢，事沒辦成，竟然不是詐騙？

刻了假公章收了錢，事沒辦成，竟然不是詐騙？

做刑辯這些年，最讓人感慨的翻案，往往都是"看著鐵證如山，實則經不起細摳"的案子。今天張智勇律師來聊聊遼寧的這起再審無罪案，算得上是教科書級別的"反結果歸罪"判例：當事人私刻不存在的單位印章、冒用記者身份，收了村民66萬余元購牛專項貸款，最后牛因為疫情全部被強制捕殺，村民一頭牛都沒拿到。

這案子走的程序很曲折：先是一審法院以詐騙罪定罪，兩名被告人各判10年；上訴后二審維持原判；二人不服申訴，第一次再審依舊維持有罪認定。等到兩個人都把牢坐完、刑滿釋放了，還是沒停申訴，最終由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指令再審，葫蘆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6）遼14刑再3號刑事判決，撤銷了之前所有的有罪裁判，直接改判烏某、房某二人無罪。

很多人剛聽完案情都會覺得離譜：假身份、假公章、收了錢沒交貨，這都不算詐騙？但恰恰是這份再審判決，把"民事欺詐和刑事詐騙的邊界""不能用結果倒推主觀"的裁判規則，講得明明白白，不管是做實業的還是做買賣的，都值得琢磨透。

當初為何多次定罪？看似閉環的"詐騙"邏輯

咱們先把原始案情攤開，站在當初定罪的視角看，這套事實確實處處都透著"不對勁"，很容易往詐騙上靠。

烏某之前就和村里有過合作，用"聯系貸款、政府貼息"的模式，給村里引進過小尾寒羊項目，當時做成了，村民也拿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這一次他又找上門，向村民推銷魯西黃牛，約定大牛每頭6000元、小牛每頭3000元，照舊可以幫忙對接信用社的購牛專項貸款，還承諾有貼息優惠。村民覺得模式靠譜，就同意了，很快信用社發放了66萬余元的購牛貸款，錢直接給到了烏某。

為了讓交易看起來更正規，烏某確實用了不少不當的手段：對外冒用記者身份抬升可信度，虛構了兩家根本沒注冊過的單位，還私刻了這兩家單位的公章，蓋在了最終的購牛合同上。

收款之后，烏某安排妻子房某去山東對接牛源，村里也派了村書記、村主任和村獸醫三個人，一起跟著去山東現場選牛、驗牛。誰也沒想到，牛從山東往遼寧運的路上，在朝陽地區被攔下隔離檢疫，最后確診感染口蹄疫，按照動物防疫的強制規定，整批牛全部被撲殺深埋，村民最終一頭牛都沒拿到。

牛沒收到，錢也沒退回來，再一查還有假身份、假公章、假單位的情節，原審法院認定詐騙的邏輯非常順：烏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靠虛構單位、私刻印章騙取村民信任，收了購牛款最后沒交付牛，造成村民巨額損失，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所以作出了有罪判決。

站在普通人的視角看，收了錢、沒交貨、還造假，怎么看都是騙錢的套路。但再審法院之所以能全盤改判，恰恰是跳出了"結果不好就等于詐騙"的思維誤區，把詐騙罪的每一個構成要件都拆開，對照證據一項項審，最后發現原審的定罪邏輯，在證據和法律上都站不住腳。

再審改判無罪的四層核心理由，每一層都踩在罪與非罪的分界線上

葫蘆島中院再審審理后最終認定，原審認定二人構成詐騙罪，屬于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依法應當糾正。四層無罪理由層層遞進，完整回應了原審的全部定罪邏輯。

第一，假印章不是村民掏錢的核心原因，詐騙的因果關系存疑

詐騙罪成立有一個繞不開的前提：被害人之所以愿意掏錢，是因為行為人的欺騙行為，讓他陷入了錯誤認識，兩者之間必須有直接的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簡單說，得是"因為被騙了，所以才給錢"，這個對應關系必須由控方舉證證明。

原審法院默認，村民是因為相信了合同上的單位、公章，才愿意付款買牛。但再審法院審理后認為，這個因果關系并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撐。在此之前，烏某就已經用"對接貸款+貼息"的模式，給村里成功做過小尾寒羊的項目，村民是實實在在拿到過收益的。這一次村民同意貸款買牛，更多是沖著"能拿到專項貸款、有貼息、有人負責組織采購"這套成熟的交易模式，是基于過往成功合作的信任，而非單純相信合同上那兩個聽都沒聽過的虛構單位和印章。

換句話說，私刻印章、虛構單位的行為確實不對，也有欺詐屬性，但現有證據沒法證明，村民就是因為這兩枚假章才決定掏錢的。欺騙行為和財產處分之間的因果關系存疑，這一下就從根基上動搖了詐騙罪的成立邏輯。

第二，不是收錢就跑路，是實打實推進了全部履約環節

詐騙罪的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說白了就是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真辦事，只想空手套白狼把錢揣自己兜里。但全案證據看下來，烏某二人從始至終都在真正地推進購牛，根本沒有卷款跑路的跡象。

收到66萬余元貸款后，烏某立刻安排妻子房某常駐山東對接牛源，專門匯出30萬元用作購牛資金；怕村里不放心，還主動邀請村兩委負責人和村獸醫一起赴山東現場選牛，牛的品種、健康狀況、品質都經過了村里人員的現場查驗和認可；雙方甚至提前商量好了運回后的隔離免疫流程，整個交易過程都是公開、透明、正在推進的。

一個真想騙錢的人，不會把幾十萬真金白銀打出去采購，不會帶買方現場驗貨，更不會把貨都發運到半路上。這些實打實的履約動作，恰恰反過來證明，二人是真心想做成這筆買賣，并沒有把購牛款非法據為己有的主觀故意。

第三，牛沒交付是疫情導致的不可抗力，不是主觀不想交貨

原審定罪還有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村民最終沒拿到牛"，用交付失敗的結果，倒推行為人有詐騙故意。但再審法院明確劃清了一條線：沒交貨，不等于不想交貨；要區分是主觀上賴賬不履行，還是客觀上根本履行不了。

本案里，牛已經采購完畢、裝車發運，距離交付只剩最后一步。最終沒能交到村民手里，是因為運輸途中檢出了口蹄疫，按照動物防疫法的規定被強制全部捕殺。口蹄疫屬于重大動物疫情，強制撲殺是法定的行政強制措施，既是烏某二人沒法提前預見的，也是他們根本阻攔不了的，完全屬于意志以外的客觀原因

把商業交易里的意外風險、不可抗力導致的交付失敗，直接等同于詐騙，就是典型的"結果歸罪"，違背了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總不能生意做成了就是合法買賣，做砸了就是刑事犯罪，這顯然不是刑法該有的評判標準。

第四，賺差價、售價偏高，是商業問題，不是詐騙

原審指控里還有一個細節，認為烏某賣的牛價格比成本高，賺了差價，以此佐證他有詐騙意圖。

再審法院直接否定了這個邏輯：市場經濟下，交易本來就允許合理利潤，只要賣方提供了約定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高低是雙方你情我愿商量出來的，屬于正常的商業議價范疇。不能因為賣家賺了錢，就說人家是虛構事實騙錢。只要交易是真實存在的，利潤空間多大，都是民事層面的事，上升不到刑事詐騙的高度。

綜合這四點，再審法院最終撤銷了原審的有罪判決，改判烏某、房某二人無罪。

必須劃清的邊界：無罪不代表所有行為都合法

看到這兒肯定有人會問：照這么說，私刻公章、冒充身份都沒事了？這是對判決最常見的誤解，我必須把邊界講透，免得有人誤讀之后踩坑。

首先，改判無罪，特指不構成詐騙罪，絕不代表這些造假行為完全合法。很多人以為私刻公章就一定構成偽造印章罪，其實不是。刑法里的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保護的是真實存在的單位的印章管理秩序和商業信譽，偽造的得是真實登記注冊的單位的印章。如果刻的是自己憑空編出來的、根本不存在的單位的章，因為沒有對應的受害主體，一般不會按偽造印章類犯罪定罪處罰。但這不代表行為沒問題，它依然屬于民事上的欺詐、不誠信行為，要承擔相應的民事過錯責任。

其次，刑事無罪，不代表民事責任就能一筆勾銷。牛被捕殺、村民遭受損失是客觀事實，合同履行過程中產生的違約責任、損失分擔，村民依然可以通過民事訴訟主張權利，該賠的錢、該承擔的責任，并不會因為不構成犯罪就消失。

最后，也別誤以為"只要有履約動作，哪怕最后沒交貨都不算詐騙"。如果行為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真交貨，所謂的采購、驗貨都只是裝樣子的障眼法，本質還是為了騙錢，那哪怕做了點表面功夫，依然可以認定詐騙。區分的核心，永遠是主觀上有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上是不是真的在推進交易

這起案子最珍貴的地方，在于它守住了刑法的謙抑性底線。

現實里太多經濟糾紛，只要錢打了水漂，債權人第一反應就是報警詐騙，想用刑事手段逼對方還錢。但刑法從來都不是商業風險的兜底工具，不是所有的履約失敗、所有的民事不誠信，都能套進詐騙罪的罪名里。

有欺騙行為，不等于就是詐騙罪；有經濟損失，不等于就一定要有人坐牢。區分罪與非罪，永遠不能只看最終的結果，而是要回到交易的全過程里，去看主觀上有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有沒有真實的履約行為，欺騙行為和付款決定之間有沒有刑法上的直接因果關系。

對做買賣的人來說，這份判決也是個提醒：交易里的擦邊球、小聰明，遲早會埋下風險隱患，正經生意靠的是誠信和履約，不是靠假身份、假公章撐起來的信任；對普通人來說，搞懂"欠債不還不等于詐騙"，選對維權的路徑，遠比一門心思要把人送進去，更能解決實際問題。

再審判決書 · （2016）遼 14 刑再 3 號

【作者簡介】

張智勇，全國優秀律師，智豪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任、首席合伙人，現任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重慶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分管刑事辯護）。早在2009年，他便帶領其領銜創辦的重慶智豪律師事務所剝離民商事業務，率先完成‘全員、全業務’的刑事專業化轉型，將其打造為業內公認的西南地區專門從事刑事辯護的律師事務所。執業以來，張智勇親自參與辦理各類重大疑難職務及詐騙、經濟類刑案500余件，帶領團隊辦理刑案超5000件，多起案件獲評“年度十大刑事辯護經典案例”或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參考》全文收錄。在實戰之外，他堅持“法理與實務雙向賦能”，受聘擔任西南政法大學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員及多所高校法律碩士兼職導師，并在律所內部十余年堅持“集體討論全部刑案”制度。其結合二十余年一線實戰經驗撰寫的《職務犯罪組合拳辯護的實踐與運用》、《75項留置核心法律問題全解讀》等實務成果，為重大刑事案件精細化辯護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此外，張智勇律師常年堅持新媒體普法，全網關注者已突破600萬。面對這份海量的社會關注，他始終將其視為一種沉甸甸的社會責任與執業鞭策。通過持續輸出專業的實務經驗，他致力于打破復雜刑事案件中的信息壁壘，幫助更多陷入困境的家庭建立理性的法律認知，傳遞法律的溫度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