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泰特美術館知道自身需要改變。這個由四座博物館拼湊而成的龐大機構，亟需嚴肅審視自己的目標與運作方式，包括它為何常常失靈。
為此，泰特近日迎來新任館長杰西卡·摩根，并將她譽為“變革的推動者”。這聽起來讓人松了口氣，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摩根是一位備受推崇的當代藝術策展人，此前執掌美國迪亞藝術基金會時獲得了極高評價，更早還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留下過不錯的履歷。然而，正是這些突出優勢讓人擔憂，她或許會沿著泰特早已習慣的那條舒適軌跡繼續滑行。比如，她大概不會急著去策劃一場關于藝術與宗教改革的展覽。
這個氣派的美術館熱衷于將自己和“新藝術”綁定在一起，但它的館藏里也堆著大量老東西。泰特的藏品覆蓋了1500年以來的英國藝術，可泰特不列顛美術館的展覽在時間軸上卻日益干癟，很少再回溯都鐸或斯圖亞特王朝時期，目光大多只停留在維多利亞時代之后。好在庚斯博羅的作品明年會有個展，但說真的，泰特需要為那些更古老的英國藝術拿出一份像樣的規劃。希望摩根能夠思考這件事，盡管她的背景不在這一塊。
但這不是說泰特現代美術館就安然無恙。事情辦得漂亮時，它確實可以很出彩，就像當前那場關于安娜·門迭塔的展覽，充滿了薩滿式的、神話編織般的想象。可緊挨著它的，卻是那場令人失望、被過分炒作的弗里達·卡羅展，其問題其實很早之前就已暴露出來了。真正該問的是，為什么當初沒人拉響警報？為什么在評論家們開始“事后驗尸”之前，館內連一次“事前剖析”都沒有做過？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去年渦輪大廳那場糟糕透頂的裝置作品上，那件由馬雷特·安妮·薩拉創作的作品。它的缺陷肯定早就顯現出來了，但不知為何，泰特現代美術館里似乎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話。
這些非受迫性失誤，在泰特不列顛美術館那種態度傲慢得離譜的藏品陳列中也同樣存在，它們通通指向一個嚴重問題——自我審視的缺失。泰特似乎形成了一種頑固自信的文化，將所有批評都視作敵對行為。這種內部的自我滿足，或者說民主精神的匱乏，急需得到修復。而"泰特"這個品牌本身也需要動一動手術。“品牌”——瞧，我還是把這個詞說出口了。一家藝術畫廊就不該成為所謂的品牌。泰特向當前形態轉變的過程，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那個癡迷于過度營銷和公關包裝的年代。到如今，幾乎像是泰特的公關機器和品牌在反過來定義它的價值觀了：就連摩根獲任的消息，都附帶了一份長長的藝術家背書清單——一場完全沒有必要的預先評判。
摩根必須徹底重新構想泰特的未來，或許甚至要允許它被自然地稱作“那個泰特”。各個分館也亟需認真對待。我喜歡泰特圣艾夫斯美術館，但那里大概只能算一條舒適安逸的副線。當然，還有每年都要經歷一次的痛苦時刻——那奄奄一息的特納獎。泰特太墨守成規，太固執于推崇那些所謂“具有開創性”的藝術，而它的策展人們又極度自信于自己那套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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