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鋒：以匯率彈性釋放擴內需政策空間

劉鋒系中財綠金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匯率作為開放經濟的核心價格變量，其調整從來不僅是國際金融市場的技術議題，更深刻影響著國內居民購買力、企業成本結構、收入分配格局與消費潛力釋放。當前，我國經濟正處于從外需依賴向內需主導轉型的關鍵階段，"十五五"規劃將擴大消費置于戰略優先位置。在這一背景下，如何以匯率的合理彈性服務于擴內需戰略，而非讓匯率政策孤立地困守于出口保值的單一目標，值得政策界與市場重新審視。

一、匯率運行環境的深層轉變

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在特定發展階段承擔了穩定出口競爭力的功能，為工業化快速推進提供了外部需求支撐。但隨著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支撐匯率運行的底層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

從基本面看，人民幣匯率穩健運行的基礎在持續夯實。2025年，我國GDP達140.19萬億元，同比增長5.0%，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保持領先。貨物貿易順差約1.18萬億美元，規模穩居全球前列，其中機械及運輸設備順差占比超過86%，"新三樣"出口保持高增，標志著外貿結構正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深度切換。經常賬戶順差維持高位運行，市場結匯需求穩步擴張，為人民幣匯率提供了堅實的需求側支撐。與此同時，截至2025年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升至33579億美元，創2015年12月以來新高，全年增加1555億美元，風險抵御的"安全墊"顯著增厚。

從產業層面看，我國出口競爭力的底層邏輯已不同于以往。新能源、高端裝備、電子信息等產業經過十余年積累，已構建起較為完整的產業鏈配套體系，部分環節具備全球范圍內的稀缺性與替代難度。這意味著，匯率適度波動對出口的沖擊，較紡織、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主導時期已明顯弱化。換言之，匯率政策騰挪的空間在擴大，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將匯率死死錨定在"保出口"的單一軌道上。

從國際貨幣格局看，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與我國經濟份量之間仍存在明顯錯配。據SWIFT數據，2026年5月人民幣全球支付占比約2.75%，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貨幣，與我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約30%的全球制造業產出占比相比，仍有不小的提升空間。穩步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計價、結算與儲備功能，需要幣值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定，而非長期偏離經濟基本面。

二、匯率調整與內需提振的傳導邏輯

當前，我國居民消費率約39.9%，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約43.4%，不僅低于全球中等收入國家5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與發達國家50%至70%的水平存在較大差距。內需不足、消費偏弱，已成為制約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突出短板。擴大內需，當然需要財政政策發力、貨幣政策配合、社保體系完善，但也需要匯率這一價格杠桿的協同共振。

匯率的合理彈性可從五個維度對內需形成提振效應。

第一，直接增厚居民實際購買力。人民幣升值降低進口消費品、能源原材料及高端設備成本，緩解輸入性通脹壓力，相當于為全體居民提供了一筆"隱性收入補貼"。出境旅游、留學、海淘及跨境電商消費成本下降，進口汽車、母嬰、美妝等商品市場價格回落，均有助于釋放被抑制的消費潛力。對于普通居民而言，匯率變動并非抽象的數字，而是實實在在的購買力。

第二，優化市場供給結構。進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形成"鯰魚效應"，倒逼本土制造業提質增效、培育自主品牌，推動"中國制造"向"中國精造"升級。同時，制造業進口原材料與設備成本下降，為終端產品降價讓利提供了空間，有助于帶動家電、汽車等大宗耐用消費品的以舊換新與消費回暖。

第三，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長期匯率偏低可能使貿易利潤過度向出口部門集中，而匯率向合理均衡水平調整，有助于推動利潤從出口部門向進口貿易、內需服務業轉移。內需產業盈利改善，可直接帶動居民工資性收入穩步增長，降低預防性儲蓄意愿，推動消費結構從溫飽型剛需消費向養老、文旅、健康等高品質服務消費升級。

第四，釋放正向財富效應。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并呈現與基本面相符的彈性，有助于增強人民幣資產對全球資本的配置吸引力，推動權益市場與不動產市場預期的合理修復。居民理財資產增值、企業資產負債表改善，均可通過財富效應渠道激活當期消費活力。

第五，與頂層消費政策形成共振。匯率帶來的購買力提升，疊加消費券發放、以舊換新補貼、民生保障加碼等財政促消費政策，可大幅降低居民消費門檻。同時，人民幣跨境結算的普及降低跨境消費成本，內需市場擴容又進一步降低經濟外貿依存度，形成"匯率彈性調整—居民消費升級—內需主導增強—匯率長期穩定"的良性循環。

三、政策路徑：漸進、可控、雙向

匯率調整絕非簡單的數字游戲，而是一項需要精密平衡的系統工程。必須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則，同時堅決防范匯率超調風險，避免單邊急升或急貶對實體經濟造成沖擊。

在節奏上，宜采取漸進式、分層推進策略。短期以雙向波動、小幅調整為主，依托市場持續結匯紅利穩步抬升匯率中樞，同時為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預留轉型緩沖期，避免匯率快速波動沖擊就業與收入基本盤。中期配合產業升級與擴內需政策同步推進，引導出口企業從價格競爭轉向技術、品牌與全產業鏈競爭。長期則依托全要素生產率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成熟落地與內需主導型經濟格局全面形成，推動匯率水平與經濟體量、居民實際購買力相匹配。

在工具上，需構建多維協同的調控體系。一方面，進一步完善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增強匯率彈性，打通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聯動渠道，縮小價差，降低美元單一貨幣波動對人民幣匯率的過度擾動；另一方面，靈活運用外匯宏觀審慎逆周期工具，動態調整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率、跨境融資宏觀審慎參數、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等，搭配離岸央票發行等手段，雙向調節市場流動性，精準平滑波動節奏，抑制短期投機套利，杜絕單邊預期固化。

在貨幣政策協同上，需保持適度寬松的貨幣總基調，通過MLF、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精準調節市場流動性，防范外資大幅流入引發資產價格泡沫。在匯率過快波動時及時釋放對沖信號，實現貨幣政策、匯率政策與促消費政策的三位一體協同，讓匯率調整紅利精準傳導至內需市場，而非滯留于金融投機領域。

在資本流動管理上，應嚴格區分長期實業資本與短期投機資金，鼓勵外資長期配置實體產業、權益與債券資產，審慎管理短期證券資金大規模流入。嚴控資本過度涌入樓市、股市，阻斷"匯率升值—熱錢涌入—資產泡沫—消費擠出"的負面循環，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平衡內外資本供需。

四、風險平衡：不能忽視的約束條件

強調匯率彈性對內需的積極作用，絕非主張單邊升值，更不能忽視潛在風險。匯率政策的核心目標始終是"穩"，是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而非"升"或"貶"的方向性押注。

其一，需高度警惕外部宏觀沖擊。美聯儲貨幣政策波動、地緣政治沖突可能引發美元階段性走強，對人民幣匯率形成外部擾動。需依托充足外匯儲備與宏觀審慎工具建立快速響應機制，穩定匯率中樞，防止外部沖擊打斷內需復蘇進程。

其二，需切實對沖傳統產業轉型壓力。紡織、家具、玩具等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利潤率較薄，匯率波動對其沖擊更為直接，涉及數千萬就業崗位。需通過出口信用保險擴容、產業轉型升級專項補貼、就業扶持與再培訓等財政產業政策，平穩化解轉型陣痛，絕不能以犧牲基層就業為代價換取匯率調整空間。

其三，需持續維護匯率雙向波動預期。要持續打破市場單邊升值或貶值預期，防范資本集中跨境流動引發的市場劇烈波動。預期管理的關鍵在于政策透明與信號一致，讓市場形成"中長期均衡修復、短期雙向波動"的理性認知。

其四，需嚴防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歷史經驗表明，匯率快速調整若引發短期熱錢大規模流入，極易推高股市、樓市泡沫，反而會通過財富分化與擠出效應抑制居民消費。必須精準甄別跨境資金性質，建立熱錢識別與預警機制，確保匯率調整紅利流向實體經濟與居民消費，而非在金融體系內空轉。

五、結語

人民幣匯率向合理均衡水平動態調整，是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競爭力升級與金融開放深化的內在要求，也是提升居民購買力、優化收入分配、釋放消費潛力的重要政策抓手。在"溫和漸進、雙向波動、可控調整"的基調下，匯率彈性不僅能夠服務于國際收支平衡，更能夠成為擴內需、促消費戰略的有效助力。

當然，必須清醒認識到，匯率絕非萬能鑰匙。擴大內需的根本之道，仍在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培育壯大中等收入群體、持續優化營商環境。匯率政策的角色，是在這一系統工程中提供有效的價格信號與購買力支撐，與其他宏觀政策形成共振，共同推動我國經濟從外需依賴型向內需主導型高質量發展模式穩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