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紀的汴京,華燈初上。
東京七十二家大酒樓之首的礬樓,門口車馬喧嚷,衣香鬢影。樓內南北天井兩側是密密麻麻的小閣子,待到向晚時分,“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數百名濃妝艷抹的美女齊刷刷聚在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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礬樓
這一幕,被北宋文學家孟元老忠實地寫進了他的筆記體著作《東京夢華錄》里。
有人統計過,《東京夢華錄》中至少提到了19處娼樓妓館。但這還只是職業妓院的數量。半職業的——那些兼營色藝服務的酒樓茶坊——就更多了,走在宋朝的城市里,美女幾乎隨處可見。
一、酒樓里的“神仙姐姐”
宋代的酒樓,普遍以美女的美色來促進業務。這不難理解——跟今天某些夜總會以色促銷的路數差不多,唯一的區別大概只是“三陪”的程度不同。
大酒樓里的美女,多是“賣藝不賣身”。她們能文詞、善談吐,知性得很;次一等的也精通絲竹管弦、艷歌妙舞。食客們觥籌交錯之際,她們在一旁唱唱小曲、陪陪酒,氣氛搞起來就行。用宋人的話說,這叫“命妓歌笑,各得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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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風塵女子
不過,高檔美女的居處布置得極為清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四廳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經右史,小室垂簾,茵榻帷幌之類”。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經常帶著仆人、良馬前來拜訪,邀請美女游宴。有些豪貴子弟在瓦舍勾欄中看到表演的美女“有妖艷入眼者”,演出結束后還要“訪其家而宴集”,給她們做紅燒肉,大獻殷勤。
至于那些可以“成就魚水之歡”的,則多是下等私妓,集中在一種叫“庵酒店”的地方。這種酒店門口掛紅梔子燈,不論晴雨都用竹笠蓋著,這暗示里面有美女,酒閣內暗藏臥床。說白了,就是宋朝版的“紅燈區”。
二、國營與私營:官妓和私妓的兩條路
宋朝的妓院分兩種:官營和私營。
官營的叫“官庫酒樓”,屬戶部點檢所管轄。南宋杭州城里,和樂樓、和豐樓、中和樓、春風樓、太和樓、西樓、太平樓、豐樂樓等十一座官營酒樓,每庫“設官妓數十人”。客人登樓之后怎么操作呢?
用名牌點喚官妓陪酒,這叫作“點花牌”。
聽起來是不是有點像今天的“點臺”?沒錯,一千年前就是這么玩的。每個官庫還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相當于今天的大堂經理或領班。每逢元宵佳節,各庫的官妓還要“并番互移他庫”——互相串場支援,各戴杏花冠兒,危坐花架,場面頗為壯觀。不過,那些最紅的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架子大得很,不是誰想點就能點到的。
私營酒樓呢?那就更熱鬧了。熙春樓、三元樓、賞心樓等十八家“市樓之表表者”(行業標桿),每樓分小閣十余間,酒器全用銀的,比拼的就是一個“豪”字。每處都有私名妓數十人,“皆時妝袪服,巧笑爭妍”。夏天的時候茉莉花插滿一頭,“香滿綺陌”,美女們憑欄招邀客人,這叫作“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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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樓女子
除此之外,還有各種流動攤販式服務:有不請自來的小鬟,歌吟強聒討賞錢,叫“擦坐”;有吹簫彈阮的、唱歌的、耍雜技的,叫“趕趁”;還有老太太捧著小香爐賣香的,叫“香婆”。簡直是宋朝版的一條龍娛樂服務。
那些名妓的名字也頗為香艷。官妓有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丑兒、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有錢三姐、季惜惜、呂雙雙、胡憐憐、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等。光看名字,就能想象出她們在酒樓憑欄巧笑的模樣。
三、名妓李師師和她那兩位“邦彥”
說到宋朝名妓,首推李師師。
這位北宋第一名妓,入幕之賓中有兩位都叫“邦彥”:一個是后來被稱為“浪子宰相”的李邦彥,另一個是著名詞人周邦彥。佳人愛才子,周邦彥與李師師情投意合,兩人纏綿之際周邦彥還寫詞,寫的詞還傳唱天下。這是正大光明、理直氣壯的。
但另一位客人就沒這么坦蕩了。他就是當朝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也慕名而來,但他去找李師師,只能偷偷摸摸:晚上換了便裝,帶幾個貼身內侍,坐一頂小轎,悄悄從皇宮后門溜出去。有一次,宋徽宗帶了江南快馬送來的新鮮橙子去見李師師,兩人正邊吃邊調情,殊不知周邦彥正躲在床底下。
他比皇帝先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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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師師
這段軼事出自《貴耳集》。堂堂大宋天子,寵幸一個名妓還得鉆后門、躲緋聞,原因很簡單: ** 宋朝的妓院對平民開放,唯獨官員不得涉足 **。
四、官員狎妓,后果很嚴重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員可以請官妓跳舞唱曲助興,但絕對不許上床。
北宋士人魏泰在《東軒筆錄》里記載了一樁公案:
“熙寧新法行,督責監司尤切。兩浙路張靚、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閱兵赴妓樂筵席,侵夜皆黜責。”
僅僅因為在酒席上招了美女作陪,幾個官員就丟了烏紗帽。
宋朝的禁令越來越嚴。宋仁宗嘉祐年間之前,只有提點刑獄(法官)不得赴妓樂;到了宋神宗熙寧以后,擴大到整個監司范圍,所有監察官員一律禁嫖。一年之中只有一天可以“放松”——皇帝的生日“圣節”。
官員們自己也心知肚明。洪邁《夷堅志》里記載了一位叫趙不他的官員,與官妓關系曖昧,但他深知自己“身為見任,難以至妓館”,不肯跟官妓去妓院。
還有一樁更有名的公案:朱熹和唐仲友那場官司。
五、嚴蕊受刑:一介弱女子的風骨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大理學家朱熹擔任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接到舉報說臺州知府唐仲友為官不正、貪污受賄。朱熹調查后發覺唐仲友犯了八宗罪,其中之一就是嫖宿美女。
朱熹選擇了“嫖宿美女”作為突破口。
當時,江南名妓嚴蕊與唐仲友關系很好,影響很大。唐仲友是臺州太守,嚴蕊是臺州營妓。按照宋朝法律,官員可以命令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只要能證明唐仲友與嚴蕊上過床,就能定他的罪。
可那時候沒有針孔攝像頭,只能靠老辦法——逼問口供。唐仲友官大,不好動,那就拿嚴蕊開刀。
朱熹把嚴蕊捕進大牢。嚴蕊雖是一介弱女子,卻比男人還硬氣。嚴刑拷打,死活不承認與唐仲友有染。這樁公案一直懸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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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名妓嚴蕊
就在兩難之際,唐仲友出了個昏招。他派人闖進司理院,毆打朱熹手下的辦事人員。朱熹大怒,上書皇帝,強烈要求嚴厲處罰唐仲友。宋孝宗沒法,只能讓唐仲友提前退休了事。
至于嚴蕊,后來提刑岳霖巡行到臺州,問嚴蕊:
“你出去之后打算去哪里?”
嚴蕊當場賦詞一首《卜算子》:
“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岳霖為之動容,當場判她從良。
這個故事的真偽在史學界有爭議,但它之所以流傳至今,恰恰說明了一個道理:在宋朝,官員與美女之間的那條紅線,是實實在在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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