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有個“好”媽媽。蔣方舟與她母親尚愛蘭的關系,是密不透風的“共生”。在一次訪談中蔣方舟透露過,她在成年很久之后甚至都不會“點菜”,每次都是媽媽代勞。
尚愛蘭,一位自身懷有文學夢想的前衛語文老師,在女兒蔣方舟7歲時,啟動了“天才制造計劃”。她讓年幼的女兒開始寫作,并親自扮演經紀人、編輯和第一讀者的角色。
這種共生在早期是甜蜜的、共贏的。尚愛蘭通過女兒完成了自己未竟的作家夢,并在教育領域封神;蔣方舟獲得了世俗意義上的巨大成功,少年成名,降60分進清華,畢業即任《新周刊》副主編,成為文化名人。
這段母女共生關系又貫穿了蔣方舟的青年、壯年時代,蔣方舟的人生始終處于母親的“貼身管控”之中。大學時期,母親專程赴京陪讀,全程介入她的校園生活、人際交往,細致到翻看手機、干預社交、把控言行;即便年過三十五歲,早已成為知名作家、媒體人,擁有獨立的事業與社會身份,她依舊與母親同榻而居,日常行蹤、手機隱私仍處于母親的關注之下。
數十年的深度捆綁,讓這段共生關系呈現出鮮明的雙面性。外在是極致的親密無間,但內在是徹底的自我缺失。長期活在母親的規劃與掌控里,蔣方舟早已習慣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她學會隱藏真實情緒、壓抑真實自我,習慣性預設標準答案,在人前扮演完美的“天才少女”。
這種共生最殘忍的地方,在于雙向的自我禁錮。蔣方舟的小說《占有》以虛構自傳的形式,復刻了她與母親的羈絆:母親如女媧造人一般,親手將女兒捏成理想的模樣,看似是母親單方面塑造、占有女兒的人生。但深層來看,女兒同樣終身占有了母親的一生。尚愛蘭為養育、托舉蔣方舟,幾乎犧牲了全部的個人生活、事業追求與人生可能性,她的后半生,完全為女兒而活、因女兒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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