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八歲,被綁上巨石沉進長江。
劉亞生最后一次聽見的,不是審訊室里的吼聲,而是江水拍岸的聲音。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燕子磯。國民黨軍警把繩索勒在他身上,又把石頭系緊。有人還想問最后一句:到底有沒有轉變的可能?
劉亞生只回了一句:“沒有,永遠也不會有你們說的轉變!”
這句話之前,他已經在西安、南京兩處牢獄里熬了兩年多。
敵人以為抓住的是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可劉亞生自己一開始只認一個身份:教員。
他確實像個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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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〇年,劉亞生生在河北河間一個農民家庭。小時候愛讀書,后來考入保定第二師范,又在一九三二年考進北京大學歷史系。
北平街頭的寒風里,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學生走上街頭。劉亞生也在隊伍里。軍警沖過來,他被捕,后來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第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
打這天起,書本沒有離開他,戰場也沒有離開他。
七七事變后,他奔赴抗日前線。到八路軍第一二〇師三五九旅后,先在旅部給王震當秘書,后來做宣傳工作。
南泥灣的風吹過來時,戰士們白天開荒,晚上圍著他識字。沒有像樣的教室,也沒有足夠的紙筆,能寫字的地方,就是地面、木板、墻邊。
他不像個提刀上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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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只是表面。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以三五九旅為主組成的南下支隊離開延安。劉亞生病體初愈,仍隨軍南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時,他已經擔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年,局勢急轉。
一九四六年六月,國民黨方面發動全面內戰。三五九旅奉命撤出中原解放區,開赴延安。八月,隊伍進入秦嶺山區。
秦嶺的雨下得急,山路濕滑。劉亞生腸胃病發作,疼得無法隨部隊繼續行動。
組織安排他和妻子何薇化裝,穿過國民黨統治區,前往陜甘寧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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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換上鄉村教師的衣服。
這身衣服救了他一時,也沒能救他一世。
走到陜南黑山鎮附近時,國民黨軍隊發現了他們。劉亞生被押往西安集中營。審訊的人問他是哪支部隊、做什么的,他咬住不放,只說自己是教職人員。
他沒有說破。
可叛徒說破了。
劉亞生的真實身份被指認出來后,胡宗南知道了這名“教員”是誰。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這不是普通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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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牢房外的手段變了。
先是利誘。
一九四七年三月初,胡宗南到西安集中營做工作,拿少將參議的職位收買他。劉亞生沒有接這個臺階。
敵人又換辦法。高官、厚祿、叛徒勸說、酷刑威逼,一樣一樣往他身上壓。
所謂讓女部下“拿下他”,也不過是這套誘降伎倆里的一環。門關上,話說軟,條件開得漂亮,背后仍是同一個目的:要他低頭,要他說出三五九旅和黨組織的情況。
劉亞生心里明白。
這不是看重他,是想拆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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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狠的一招,是把身邊人推到他面前。
有叛徒勸他,早說比晚說少受罪。劉亞生聽完,只撂下一句:“這西安集中營有三才:人才、狗才、奴才。”
那人退了。
后來,何薇也被敵人利用,來勸他“轉變”。這一下,比刑具還扎人。
劉亞生看著她,寫下離婚聲明。
紙很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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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條線卻斷得干凈。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國民黨方面又在西安集中營搞所謂形勢懇談。桌上擺著錄音機,記者坐在旁邊,等著劉亞生說幾句他們想聽的話。
劉亞生站起來,講的卻不是投降。
他說內戰責任,說“雙十協定”,說中原解放區遭到進攻。說到延安時,對方急了,想打斷他。
他沒有停。
“不要三兩年,解放軍不僅要收復延安,還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錄音機還在轉。
人被拖走了。
到了九月,劉亞生被作為高級戰俘押往南京,關進國防部看守所。第一天晚上,他就被提審。刑具落到身上,他的身體被折磨得越來越壞。
敵人得到的,還是那幾句話。
“我從加入共產黨的那天起,就把個人生死置于腦后。”
“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犧牲個人生命有何可惜!”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城外的炮聲已經越來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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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亞生被押到燕子磯。
江邊風冷,繩索勒緊,巨石沉重。他聽見敵人最后的問話,也聽見遠處時代翻身的聲音。
他沒有簽字,沒有轉身,也沒有給三五九旅丟臉。
南京燕子磯下,江水合上。那個從北大課堂走出來的教員,帶著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沉進了滾滾長江!
參考資料:1. 新華網:《劉亞生:為了解放事業犧牲個人生命》2. 南京黨史網:《劉亞生》3. 雨花臺烈士陵園:《黎明前的戰斗》4. 北京大學校史館:《劉亞生》5.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三五九旅之雄鷹——劉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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