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看過《阿拉伯的勞倫斯》的朋友都有一個很大的疑惑：電影好像把英國人神化了。當時勞倫斯只是一個小小的中尉軍官，他如何就攪動了阿拉伯世界這么大的局面？讓那么多的蘇丹任憑他擺布，并且順利攻占了大馬士革，讓阿拉伯世界奔向自由？他當時只是一個小人物，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能量和魔力，讓整個阿拉伯世界聽命于他？
剛開始我也很疑惑，我也覺得這可能是英國人夸大了他們自己的能力——那些廟堂之上的阿拉伯蘇丹，都不如一個中下層的小軍官。直到有一天，我想通了這里面的邏輯：理性主義必將戰勝宗教狂熱。
為什么呢？因為理性主義有一個巨大的長處——他們看待事情已經形成了一種“理性直覺”。這種直覺是一種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方式已經內化到一個國家每一個正常國民的血液中。所以，只要是一個智商中等的普通人，他看問題必將超越以宗教狂熱和偏執直覺為主導的前現代人。這和他的地位無關，只和他的見識和認知有關。這才是勞倫斯能贏的關鍵。
我們放下小人物，看看大人物，其實都是一個邏輯。
丘吉爾在這一點上顯得尤其明顯。他年輕時經歷了馬赫迪戰爭，親眼看見那些勇敢無畏、視死如歸的狂熱宗教分子，手持刀劍、用冷兵器撲向英國人的洋槍洋炮。他明白這個世界還有一種力量無法用常理說服或征服——這種被洗了腦的宗教分子視死如歸、不會妥協、奮力拼殺，只求一死。所以他說，對這種力量只能與之血戰到底，在力量上壓服，靠理性的力量根本無濟于事。
對于當時內燃機的遠見，丘吉爾也有他的遠見。當時海軍的主力艦都裝備煤動力，丘吉爾當海軍大臣時，力主將煤動力換成石油動力。當時煤動力是主流，技術成熟，國內資源豐富；石油是新能源。可丘吉爾為什么要換成石油動力？他知道海軍的優勢在于速度和動力，而煤炭的能量密度不如石油。只有能量密度足夠強的石油，才能驅動大噸位的戰艦提升速度，所以石油取代煤炭勢在必行——這就是理性的直覺。
“伊麗莎白女王號”戰列艦的下水，將他的這一決策貫徹到現實中，英軍的主力艦都換成了石油動力。坦克的應用也是這一遠見的延續，貫穿了丘吉爾的理性思維。他首先在海軍中裝備坦克，當時全國都在抵制這個“玩具式的移動棺材”，可丘吉爾用理性的直覺下決心裝備。當戰場上的機槍和連發槍械如收割小麥一樣收割士兵的血肉之軀時，怎么能抵得過這種殺戮？當然只有鋼鐵，只有厚重的移動鋼板。他從來不為單一模式和既定經驗所干擾，一眼便看出戰爭的形態已經發生根本改變——再用“人海戰術”“整排的人墻沖鋒”，只會陷入被屠殺的命運。水來土掩，鋼鐵當然要用鋼鐵來主導，這就是他決心的來源。
利用理性力量看透本質的能力，才是一個人的終極必殺技。
讀過丘吉爾傳記的人都知道，他本人并不是一個少年聰慧的天才型人物，相反，他小時候資質平平、毫不出眾。他母親甚至以為他是一個智力有問題的少年，很為他以后的出路發愁。雖然他別的學科成績不如人意，可他卻有兩項特長：寫作能力和演說能力。演說和寫作很快使他脫穎而出。
為什么要說這些呢？意思就是說，一個人能洞察事物本質的能力，其實和天賦關系不大，而是要培養一種思維能力。這種思維能力最大的好處就是能破除迷霧、直達事物的本質。而這種特質，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就能擁有——首相可以有，普通士兵也可以有。這就是一個國家國民的平均素養。這種素養是培養出來的，人人都可以擁有。所以說“一個國家的治理水平和其國民的平均素養正相關”，不是虛言。
有很多傳記把丘吉爾吹得神乎其神，其實只要你稍加分析，他的所有遠見都和英國人的這種傳統理性有關。丘吉爾不和納粹妥協，一定要血戰到底，還是因為他看出了納粹的非理性色彩——不戰勝他，和他妥協無用。他在全世界人都歡呼二戰勝利時，冷靜地指出了“鐵幕”將籠罩世界，冷戰就在眼前。他也不是有多么好的預見力，而是他清楚地看出了蘇聯這種擴張的本性不會改變——既然最底層的運行邏輯不變，你怎么能指望他會因為一場戰爭的勝利和挫折就偃旗息鼓呢？現在的妥協不過是中場休息，稍作休整后，它又會卷土重來。
這就是洞察力。不是人們都缺乏洞察力，只是很多人不愿意正視現實，選擇逃避現實，或者給自己編織一個夢，讓自己不要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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