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鷹派反思中國優勢　建言全面進攻的遏制抓手

作者：跋公

“2025年的對華貿易戰僅持續了不到一個月，中國出臺的稀土出口管制舉措，極大地震動了美國政界。美國政府迅速認識到，僅靠關稅戰不足以對抗中國在關鍵礦產領域形成的壓倒性優勢。釜山峰會后，中國也僅僅是同意暫時放寬為期一年的稀土出口限制。華盛頓十分清楚，中國隨時都可能重新啟動稀土管制這張牌”。這是美國《外交事務》網站6月10日一篇文章的觀點。作者是美國前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馬拉松倡議（Marathon Initiative）主任拉特納（Ely Ratner）以及該智庫研究助理、前美國海軍情報軍官丹比（Nick Danby）。

智庫馬拉松倡議（Marathon Initiative）成立于2019年，專注于大國競爭、美國國安戰略和印太安全等議題。成員多為前政府官員和戰略專家，立場整體偏向現實主義和強硬競爭路線。美國戰爭部三號人物、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埃爾布里奇·科爾比(Elbridge Colby) 是創始人之一。他現在是特朗普政府推行MAGA路線、聚焦西半球、強化對華威懾的主要幕僚。

在對華科技競爭領域，美國兩黨以及自由派與保守派存在一定共識。因此，此類文章的建議，可作為判斷未來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的重要參考。

▲受中國出口管制影響，非中國地區的稀土價格（尤其是釔氧化物）自2025年4月起出現劇烈飆升。

兩人認為，中國在稀土等關鍵礦產領域的主導地位，對美形成的卡脖子壓力，重新塑造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具體體現在：特朗普對華口吻緩和，降低對臺支持度、放寬部分先進技術管制限制、甚至在新版國安戰略中提出了尋求對華“戰略穩定”，此趨勢一直延續到了2026年5月特朗普訪華。中國進一步掌握了雙邊關系的主導權，重新設定了雙邊關系的運行規則，并持續壓縮華盛頓的戰略選擇空間。

這一點符合美國國內主流智庫的總體論斷。不過，和其他智庫觀點稍有不同的是，兩人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在此次較量中迫使特朗普政府讓步，更深層原因在于：美國戰略本身存在嚴重缺陷。

兩人認為，中國多年來都在研究美國的軟肋是什么，而美國卻沒有認真研究中國的軟肋是什么，進而缺乏施加有效壓力的競爭性杠桿。美國的這種戰略盲區（blind spot）存在數十年之久。兩黨長期缺乏系統性對華競爭戰略，決策者也不敢主動利用或挖掘中國的軟肋，一些反制措施零散且未讓中國付出實質代價，導致美國的絕對優勢被弱化，并在關鍵礦產領域受制于中國。

比如，美國政府過去依賴強化軍事實力、鞏固盟友關系和“去風險”等“防御型”策略應對中國，見效緩慢，且中國能夠迅速找到漏洞進行反擊。所以，兩人認為現在兩黨決策者必須由防御型策略轉向全面進攻的戰術，主動打造并利用“攻勢杠桿”切中中國痛點。

兩人提到了“進攻”的三個原則：第一，越是中國政府關心解決的問題，就越是美國決策者應該尋找的中國軟肋，比如糧食與能源安全、技術依賴和社會穩定等。美國可以放大中國在這些領域的弱點，從而增加中國的應對成本，分散中國在其他關鍵領域的資源分配；第二，美國可以專攻美國政策工具或盟友能夠切實施加影響的領域，比如金融、技術、國際貿易和能源運輸等；第三，美國施壓要可控且適度，必須確保收益大于風險，避免刺激過度引發更強的反制或升級為沖突，同時要恪守道德底線，避免因傷及平民而有損美國形象和盟友的信任。

具體策略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是繼續完善“小院高墻”，在半導體與人工智能領域發起攻勢，限制中國的科技能力。兩人認為，拜登時期的“小院高墻”戰略雖然減少了美國企業的收入，但也增加了中國尋求技術自主的成本，也就是中國必須投入更多資金和精力獲取原本可以通過進購獲得的東西，同時也打擊了中國國內AI大模型的發展。他們建議在數據中心、云端訪問和模型蒸餾等領域進行精準打擊。另外，美方須施壓荷蘭和日本修補對華設備和維護服務的出口漏洞，必要時動用“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強制域外管轄；同時美國國會應立法嚴禁行政層面向華發放先進芯片出口許可，保持美國的算力優勢。

▲長鑫存儲（CXMT）生產的內存條，顯著縮小了與行業領導者三星和SK海力士之間的差距。

二是對中國的出口進行“國際協同的反制”。兩人認為，中國對海外出口市場的嚴重依賴，為美國提供了重要戰略杠桿。中國制造業占GDP近25%（全球平均15%），國內消費僅占GDP約40%（全球平均60%），經濟增長高度依賴出口。2025年其全球順差達創紀錄的1.2萬億美元，結構性失衡成其軟肋。他們建議美國聯合G7和發展中國家，通過關稅（主要是電池、無人機和鋼鐵等行業）、原產地規則、投資審查、反規避機制等構建“反中國產能聯盟”，壓縮中國制造業發展空間，打破中國在事關美國安全與繁榮的關鍵行業的主導地位。

三是強化美元體系的“威懾力”。兩人認為，中國國際貿易近70%以美元結算，外匯儲備約一半為美元資產，這是中國的“最大軟肋”，也是美國最應該利用的軟肋。人民幣短期內無法國際化，“去美元化”在可預見的未來也無法實現。如果美國限制美元準入，可以對中國帶來無法接受的金融和經濟沖擊。不過，他們認為，美國應將此作為“危機時刻”（如針對盟友的武裝攻擊或對美國的大規模網絡攻擊）的威懾工具，協同盟友建立統一戰線，并通過壓力測試、央行流動性協調以及鞏固供應鏈，確保將金融反制作為可信的終極底牌。

四是利用中國在能源、大宗商品及國防供應鏈方面對外部的依賴，構建資源杠桿和威懾力。兩人提到，中國約75%原油、80%鐵礦石依賴進口，主要經馬六甲等海峽運輸。盡管中國有100天以上的戰略儲備，但不足以應對長期沖突。美國還可以通過OFAC進行海事制裁，提高中國的能源運輸成本。考慮到美國盟友也依賴同樣的海峽運輸能源，兩人建議五角大樓演練海峽攔截能力，優先識別和保護盟友船只運輸能源。另外，他們還建議美國與澳大利亞、智利、秘魯等國合作，在危機時限制供應，以癱瘓中國的工業和國防生產。比如，在航空工業，中國C919客機超60%的核心部件依賴外國，兩人建議美國在危機前和盟友協調行動，確保切斷技術供應，讓中國在核心支柱產業上付出高昂代價。

五是強化信息戰，削弱中國海外形象和影響力。兩人認為，美國及其盟友應該通過曝光中國海外影響力行動、統戰、媒體宣傳等，削弱中國信譽。比如，菲律賓2023年通過直接公布中國海警船在南海的影像，贏得了國內民意，讓中國在外交上推向被動境地。兩人建議美國設立指定牽頭機構，協同盟友及獨立學者、記者，通過各種敘事削弱中國的國際形象。

▲中國一家芯片制造廠的工人。

總體上，兩人的建議綜合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鷹派立場，主張利用和攻擊他們眼中的中國軟肋，增加中國的成本，壓縮中國的戰略空間，從而獲取戰略優勢。這說明在技術領域，中美將保持長期激烈競爭的態勢。

但是，兩人的建議夸大了中國的脆弱性，同時淡化了美國的脆弱性。中國確實在美元體系、外部能源供應以及部分高科技領域存在依賴和差距，但這種依賴是相互的。例如，美國對中國稀土加工能力的依賴就是一個典型例證。美國財長貝森特和貿易代表格里爾一年來也多次提到，兩國在一些領域不太可能脫鉤。

其次，用美元體系威懾中國的思路同樣站不住腳。美國將美元制裁武器化，使用頻率越高，越可能侵蝕美元的信譽和美國的霸權地位。俄烏沖突后，美國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反而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進程，便是明證。

至于打造“反華聯盟”，更是自由派冷戰思維的老套路，與當前多極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格格不入。東南亞和全球南方國家不可能參與圍堵中國。作為超過120個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不僅是競爭者，更是這些國家最重要的市場、投資來源和基礎設施合作伙伴。

此外，根據國際法和戰略實踐，對大國實施能源封鎖通常被視為軍事沖突的前兆。而從此次伊朗戰爭中霍爾木茲海峽的實際情況看，美軍也根本無法通過低成本的封鎖，有效切斷他國的能源運輸和迫使伊朗就范。

所以，兩人提出的芯片封鎖、美元制裁、聯盟圍堵等工具并無新意。這些短期舉措且不說能否付諸實施，即便實施，雖能制造短期痛感，卻也會加速中國自主化、全球供應鏈重組與去美元化進程，最終削弱美國自身信譽與領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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