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為何淪為和密西西比一樣貧窮 l 大西洋月刊

' bdsfid="330">加拿大和美國必讀”發布的譯文，本平臺略有調整。

How Britain Became as Poor as Mississippi

是誰搞垮了英國？一定是人，或是某種因素造成的。過去18年間，整整一代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卻只迎來經濟停滯與全民失望。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英國正處于后帝國時代的鼎盛時期：家庭收入中位數剛剛超越德國；1 英鎊兌換 2 美元以上；彼時的倫敦大有取代紐約、成為全球金融中心之勢。

但從那以后，英國被甩在了后面。這個國家如今的人均產出只略高于美國最貧窮的密西西比州，而且這點微弱領先也完全依賴倫敦。

離開首都，在那些游客不會造訪的地方，生活水平遠低于密西西比州。英國人去美國會發現，本國貨幣已經貶值到今天1英鎊只能兌換約1.35美元。

英國工資遠遠落后于美國，也落后于德國、法國、荷蘭和丹麥。扣除通脹后，英國工資幾乎沒有增長。如果當前趨勢繼續下去，未來十年內，普通波蘭人的生活水平將趕上普通英國人。

一代人以前，英國還是全球主要強國；今天只是中等國家，深陷僵化。稅收處于二戰以來最高水平，但公共服務卻在惡化。

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是英國從搖籃到墳墓福利國家中備受贊譽的支柱，如今卻積壓了600萬名等待治療的患者，接近全國人口十分之一。

現在，NHS用于解決產科醫療事故索賠的支出，已經超過實際提供產科護理的開支。許多英國人既約不到公費牙醫，也負擔不起私人牙醫。2023年的調查顯示，十分之一的受訪者說自己動手處理牙齒問題，極端情況下，有人自己拔牙，或把斷裂的牙冠重新粘回去。

收入低得驚人。初級醫生最近因薪資問題在三年內第15次罷工，他們的起薪只有3.88萬英鎊；英國公務員薪資中位數為3.568萬英鎊。今年4月，在美國伊朗沖突期間，《每日郵報》抓住首相基爾·斯塔默在西班牙瓦倫西亞度假一事大做文章，稱他入住的是豪華酒店，每晚房價200英鎊。

英國有些人把這一切歸咎于運氣太差：2008年金融危機、新冠疫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后的能源危機。但其他國家也經歷了這些挑戰。英國的不同之處在于，面對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時，采取了自我傷害式的應對。

英國脫歐是最有名的例子，但遠不是唯一一個。金融危機剛過，糟糕選擇就開始出現，并催生出更糟糕的選擇。隨著公眾幻滅感加深，政客被迅速推上臺，又迅速被換下，導致他們剛剛啟動的政策戛然而止。自2010年大選以來，英國已經歷六任首相。

隨著時間推移，他們看起來并沒有變得更有能力。斯塔默領導的工黨上臺不到兩年，他的凈支持率已經暴跌至負42個百分點。外界普遍預計他會在今年辭職。

英國的下滑有一點始終如一：隨著英國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自身衰落，也越來越退回到防御姿態。政治變成零和博弈，滑向關于誰搶走了誰的爭斗。

最受懷疑的首先是移民，而英國兩大主要政黨都已經轉向反移民立場。英國例外論仍然有持久影響，雖然比美國版更安靜、更含蓄，但同樣暗示著，只要向內退縮，英國就能重新偉大起來。

令人震驚，也許又完全可以預料的是，隨著國家問題惡化，這種觀念正在變得更強。

公平地說，2008年金融危機對英國打擊尤其沉重。20世紀90年代，保守黨和托尼·布萊爾的“新工黨”都下了同樣的賭注：英國將成為以金融為支柱的后工業化服務型經濟。繁榮倫敦帶來的稅收，會被重新分配給老工業中心地帶那些落后的地區，幫助它們復興。

然后，2008年來了，倫敦金融業崩塌。

但政府在危機期間和危機之后的行動，又進一步放大了損害。按照現代凱恩斯主義者的建議，政府本應增加支出來提振低迷需求，但當時由保守黨首相戴維·卡梅倫領導的政府，在財政收入暴跌之際選擇大幅削減預算。

背后的理論是，財政紀律，也就是比英國同類國家更猛烈地削減支出，將激發信心并推動增長。當時，赤字和債務被視為不道德；英國不會像揮霍無度的希臘那樣，而會謹慎管理自己的事務。

外界期待的增長并沒有出現，緊縮政策留下的傷痕至今仍在。比如，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的日常運營資金得以維持，但代價是挪用了資本預算。

2024年政府報告發現，緊縮政策帶來的結果是，英國出現了“搖搖欲墜的建筑，心理健康患者被安置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牢房里，里面鼠患橫行，17名男性共用兩個淋浴間，NHS部分機構在破敗的臨時活動房里運轉”。

福利待遇的緊縮削減生效后，在長期貧困中長大的兒童比例，也就是童年一半或更長時間處于貧困狀態的兒童比例，從約14%飆升至23%。

營養狀況似乎也受到影響，醫生報告稱，佝僂病和壞血病等由維生素缺乏引發的疾病病例增加。

被稱為議會的地方政府，從中央政府獲得的撥款在2010年至2020年間下降了40%。2023年，負責超過100萬居民的伯明翰市議會實際上宣布破產。未來五年內，英格蘭三分之一的議會都可能走到這一步。

去工業化之后已經在承受痛苦的人，對緊縮政策感受最深。福利國家曾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了全球化的失利者，可當福利體系突然收縮，只因為那些宇宙主宰者算錯了賬，憤怒便向上爆發，指向英國精英；也向外擴散，指向歐洲移民，因為他們在就業和公共服務方面與當地人競爭。

正是在這種政治壓力下，卡梅倫作出了另一個命運攸關的決定：2016年舉行脫歐公投。這是一場政治賭博；卡梅倫原以為公投會失敗。他并不想離開歐盟，但他想遏制奈杰爾·法拉奇等人的崛起。

法拉奇長期是英國政壇的攪局者，幾十年來一直推動英國退出歐盟。被甩在后面的英國，尤其是那些受到緊縮削減嚴重傷害的地方，壓倒性地投票支持離開。公投失利后的第二天早上，卡梅倫辭職，英國由此進入持續至今已十年的政治不穩定時期，而且看不到結束跡象。

英國與歐盟之間的正式脫歐協議，經過近四年談判才最終敲定。由此產生的不確定性當時已經對英國企業造成損害。2018年，也就是鮑里斯·約翰遜出任首相前一年，有歐洲外交官問他這些負面影響時，他回答說：“去他媽的企業。”

事實上，后來發生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此。五位經濟學家最近發表的論文《脫歐的經濟影響》估算，脫歐導致企業投資下降12%至18%，生產率和就業下降約3%至4%，最驚人的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降6%至8%，這一降幅是早前估算的兩倍。所有傷害并非立刻顯現。和緊縮政策一樣，是隨著時間累積起來的。

在倫敦之外，近乎失去二十年的后果已經無法忽視。

特倫特河畔斯托克位于西米德蘭茲，倫敦以北約241公里，曾經是英國陶瓷之都，很可能也是世界陶瓷之都。這里在地質上得天獨厚，煤層和黏土儲量豐富；產品經運河運往利物浦出口。整個地區因此被稱為“陶瓷之鄉”。斯托克曾有約2000座瓶窯。這些巨大、鼓脹的結構用于燒制韋奇伍德等公司生產的餐具。

今天，只剩下47座瓶窯；這個行業雇用的人數也許只有5000人，遠低于1984年的約30萬人。由于英國能源成本異常高昂，這一數字還在繼續下降。北海油氣開采枯竭，同時又未能投資替代能源，導致英國依賴進口能源，消費者和工業都不堪重負。

2004年至2024年，英國企業用電成本上漲超過兩倍，即便扣除通脹后也是如此，如今已經是全球最高。

今年3月，我去了米德爾波特陶瓷廠。這是從維多利亞時代以來持續運營至今的最后陶瓷工廠。

魅力十足的年長導游菲爾·諾特帶我參觀，指給我看這家公司供應給查理三世私人住所的陶瓷和餐具。我們進入多數房間時，他都會這樣介紹我：“這位先生從華盛頓來，要寫關于陶瓷行業的文章。”

這家工廠曾雇用約400名工人，如今只有18名。米德爾波特今天使用較小的燃氣爐，但它最后一座瓶窯仍矗立在室外。過去這里曾有七座瓶窯，這座則是舊時代的遺跡。在瓶窯外壁上，熱氣、煙霧和灰燼曾從那里逸出，如今這座沉睡的建筑上已經長出小樹和植物。

斯托克的去工業化很早就開始了。

20世紀80年代，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開啟她的“供給側”革命，強調私有化，并打擊工會。這改善了英國的整體運勢，卻沒有改善所有地區的命運。撒切爾主義重創斯托克，導致工廠、鋼鐵廠和礦山關閉。

麗莎·希林斯現在負責慈善機構特倫特河畔斯托克志愿行動組織，當時她還是小女孩，親歷了那段時期。這個組織通過慈善網絡提供食物、職業培訓和心理咨詢，但對抗的是經濟重力。

希林斯告訴我：“現在幾乎已經是第三代人長大了，他們的父母失業，祖父母也失業，而他們看不到除了靠福利生活和失業之外的任何未來。”

對斯托克這樣的地方來說，緊縮政策尤其殘酷，因為當地很大一部分人口本就依賴政府福利。斯托克每五名兒童中就有兩名生活在貧困中，是英國貧困率最高的地區之一。2022年，這座城市的嬰兒死亡率也位居全國前列。

進入本世紀以來，一屆又一屆政府都試圖糾正基本問題，但大多失敗。

2003年，布萊爾的副首相約翰·普雷斯科特啟動一項名為“探路者”的政策，目標是在斯托克等后工業化地區拆除并替換破敗住房。卡梅倫政府在2010年突然取消資金，使一些地方拆除已經完成、建設卻尚未開始，留下礙眼的空地。

2019年，約翰遜宣布一項名為“提升”的新經濟振興計劃，稱將“回應被遺忘者和被甩在后面的城鎮的呼聲”。但直到三年后，也就是約翰遜辭職前幾個月，具體內容才寥寥出現。相比緊縮政策下地方政府失去的支持，這項計劃提供的資金只是杯水車薪。

正是在斯托克這樣的地方，對倫敦和布魯塞爾的不滿最強烈。2016年公投期間，69%的居民投票支持離開歐盟，這是全英國城市中最高的比例。

此后，斯托克被貼上了“脫歐之都”的標簽。

我從倫敦北上的火車和許多英國火車一樣嚴重晚點，這一次是因為前車廂有塊面板松了。列車長宣布：“希望它能撐到我們抵達曼徹斯特。”

這個消息讓我像那塊面板一樣忐忑不安，但我的同行乘客似乎毫無反應。雖然美國人一般不應譏諷其他國家的鐵路服務，但這件事再次提醒人們，英國已經退化到了什么程度。

近年的國家轉型計劃，很大程度上寄托在“2號高速鐵路”（HS2）上。這條超高速鐵路原本計劃連接倫敦、伯明翰、利茲和曼徹斯特。但自2009年HS2提出以來，成本已經上漲兩倍，超過1000億英鎊，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鐵路線路。

白金漢郡鐵路線附近，為保護一種稀有蝙蝠而修建的特殊結構需要8000份許可，造價達到2.16億英鎊。擬議線路中最重要的路段已經被砍掉。剩下的殘缺線路從英國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通往并非真正市中心的倫敦，也許要到2040年才能完工。

在伯明翰，當地人格里·莫伊尼漢帶我從市中心走到命運多舛的HS2終點站。

莫伊尼漢頭發花白，性格友善，曾是律師。他在X上的賬號經常辛辣地關注家鄉的困境。他很想讓我看看究竟哪里出了問題。他指著一大片名叫史密斯菲爾德的地塊，這里曾是食品批發商所在地，倉庫已經空置多年。

我們沿運河路過幾家電影工作室，那是近年冒出來的較有希望的企業之一。莫伊尼漢承認，這些工作室的存在對他常說的一句話構成了一點挑戰。他常說：“我在這座城市看不到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但隨即，他又把我的注意力轉向道路上巨大的坑洞。那些坑深到能看見下面維多利亞時代的鵝卵石；還有空地里堆積的垃圾；以及被丟棄的超大號一氧化二氮罐包裝盒，這種氣體在伯明翰經常被濫用。

為了到達柯曾街站的HS2終點站，莫伊尼漢和我沿著伯明翰地鐵延長線的施工路線走。這條延長線本身也深陷延誤和成本超支，相當于HS2災難的地方版本。

我看見履帶式起重機和挖掘機在忙碌移動；巨大的Y形橋墩相互斷開地矗立著，也許十年后，它們會托起高鐵。HS2已經拖延太久，終點站附近兩座快速建成的大樓如今看起來也已經破敗，像是需要拆除。

莫伊尼漢說：“如果你是開發商，你為什么要投資這里？唯一理由就是HS2，而它已經半死不活。”

在英國，修建基礎設施，或者說建設大多數東西，幾乎已經變得不可能。

除了擁有全球最昂貴的尚未建成鐵路線路，英國還擁有全球最昂貴的尚未建成核電站欣克利角C。它的環境影響評估長達31401頁；這座核電站還將配備造價7億英鎊的“魚類迪廳”，通過在水下發出脈沖聲，阻止動物靠近進水管。

英國政府花了32年、1.79億英鎊，規劃在巨石陣下方修建隧道以緩解交通，結果今年正式取消了這個計劃。甚至獲得電力接入這樣的基本事項，都可能像噩夢一樣。

雜志《建設進展》創始編輯薩姆·鮑曼告訴我：“在英國，任何能源密集型項目可能都要等五年，才能接入電網。”

這些失敗全都是英國自己造成的。按制度設計，議會本可以在這些事務上行使大量權力；但它沒有用這種權力應對英國的問題，而是選擇用否決節點、程序主義和無休止的審查，讓國家窒息。

英國住房危機比美國嚴重得多。這個問題甚至不能歸咎于分區管制，因為英國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分區制度。相反，每一次建設嘗試，都是與地方議會和鄰避居民之間痛苦的臨時談判。

結果是，英國住房每平方米成本位居歐洲最高之列。正如一份報告所說：“我們的住房存量在所有先進經濟體中性價比最差。”

法國人口與英國大致相同，但住房數量多出近50%。然而，自金融危機以來，英國住房建設速度反而下降。

英國的建設問題并不限于外圍地區。

在倫敦，2024年售出的普通住宅價格是收入中位數的11倍。盡管倫敦仍然是令人向往的全球城市，但也在停滯。自金融危機以來，倫敦勞動生產率基本持平。即便如此，今天的倫敦生產率仍比西米德蘭茲高出近50%，而西米德蘭茲包括斯托克和伯明翰。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安娜·斯坦斯伯里告訴我，倫敦與英國其他城市之間的差距，可與西德和東德城市之間的差距相比。從地區角度看，過去20年的問題本質上是：倫敦幾乎沒有增長，而英國較小城市仍遠遠落后于倫敦。

英國普遍萎靡的格局中也有一些例外：牛津和劍橋幾百年來一直是世界科學重鎮，如今姍姍來遲地成為創業公司中心，不過它們離倫敦很近，也共同承受著倫敦式住房困境。

在倫敦勢力范圍之外，我到訪過的最令人樂觀的地方是曼徹斯特。那里的增長一直是英國平均水平的兩倍。曼徹斯特市中心曾經幾乎徹底空心化；今天，那里約有10萬人居住。

下班后走進城里的酒吧，你會明顯聽到英格蘭南部口音：2024年，從倫敦搬到曼徹斯特的人數，超過從曼徹斯特搬到倫敦的人數。

曼徹斯特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從倫敦混亂不堪的中央政府那里獲得了一定獨立性。在2011年啟動的權力下放試驗中，倫敦賦予曼徹斯特更多稅收和交通方面的權力。

公交網絡被納入公共控制，還設立了10億英鎊的地方“良性增長基金”，用于在全市分配投資。因此，曼徹斯特如今更有能力決定自己的經濟方向。

2017年以來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的安迪·伯納姆告訴我：“你不能從上到下命令增長。英國在我們大多數人的一生中，一直是一個過度集權的國家。”

許多工黨支持者希望，首相是伯納姆，而不是無能的斯塔默。但若想做到這一點，伯納姆首先需要重返議會。他此前曾在議會任職16年。今年1月，大曼徹斯特一個議席空缺時，他曾試圖重返議會，但被斯塔默盟友阻止，因為他們不想抬高潛在競爭對手的地位。

伯納姆已經被稱為“北方之王”。5月，在斯塔默權力進一步松動后，曼徹斯特另一個選區梅克菲爾德的工黨議員主動辭職，為伯納姆挑戰黨魁提供另一條路徑。

這一次，他不會再被阻止。

不過，伯納姆的權力之路并不穩固。即便是曼徹斯特，也無法免疫全國反建制情緒。

在梅克菲爾德，最近幾次選舉中，英國正在崛起的民粹左翼政黨綠黨表現明顯改善。綠黨由扎克·波蘭斯基領導，他曾是催眠治療師，自稱“生態民粹主義者”，主張毒品合法化并征收財富稅。

但表現最強的是改革黨，這是英國全國范圍內崛起速度甚至快于綠黨的民粹硬右翼政黨。

這兩個曾經被擠到英國政治邊緣的政黨，在最近全國民調中都表現異常強勁。事實上，改革黨幾個月來一直在民調中領先所有其他政黨。這是40多年來，保守黨和工黨首次都沒有領先。假設斯塔默辭職，無論工黨內誰接替他，英國都必須在未來三年內再次舉行大選。

大選后成為下一任首相的最大熱門，是改革黨領袖。他的名字叫奈杰爾·法拉奇。

脫歐的頭號煽動者，如今怎么會處在有望晉升為首相的位置上？

法拉奇正在上升，因為他對“誰毀了英國？”這個問題給出了誘人的答案：無能的精英、低效的公務員和不受歡迎的移民。即便英國的問題超出他的解決能力，他至少可以表示要讓這些人付出代價。

今年3月，在米爾頓凱恩斯競選集會上臺前不久，我見到了法拉奇。

米爾頓凱恩斯是倫敦以外的通勤城鎮，最出名的是有許多環島。他和一群興高采烈的反建制同伴正在全國巡回，為5月地方選舉造勢。那次選舉中，改革黨贏得約1400個地方政府席位，占參選總席位30%；工黨失去約1400席，保守黨失去約500席。

法拉奇很符合他的公眾形象：西裝革履，粉紫色領帶與襯衫搭配得一絲不茍，穿著標志性的英國國旗襪。他向前傾身時，我聞到煙草味，也許還有一絲他照片中常拿著的那杯拉格啤酒味。

他興致很好地告訴我，自己正在為當選后從深層國家手中奪取權力，并用這些權力落實人民意志做準備。

他說：“我們必須確保公務員體系里有些人不是蓄意阻撓者。”

他的政府不會像特朗普第一任政府那樣，起初不清楚如何運用權力，而會像特朗普第二任政府那樣，從一開始就準備好行動。

幾百人前來看法拉奇演講。英國的政治集會比我熟悉的美國集會文明得多：人們在活動前喝啤酒，活動中耐心坐在椅子上，結束后有序排隊離開。

所有人落座后，法拉奇發表演講，那是一曲衰落主義狂想。他說：“這是一個徹底政治失敗的時期；在經濟上，我們正滑向下水道。”所有現任和近期政治領導人都應受到責備。保守黨執行脫歐太慢，仍然允許大規模移民，還同意凈零排放目標。工黨則要為英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羞辱負責，包括它對伊朗戰爭反應軟弱，以及整體上的猶豫不決。信息很明確：只有法拉奇能解決問題。

法拉奇通過削弱公務員體系和憲法改革來鞏固權力的計劃十分詳細。削減公務員體系并不是泛泛而談的口號；改革黨的盟友正在討論一份類似“2025項目”的逐部委路線圖。限制中央政府權力的準憲法法律將被改寫，包括1998年《人權法》和2010年《平等法》。2008年《氣候變化法》也將被改寫，這部法律把英國凈零目標寫入法律。

去年從保守黨轉投改革黨、如今屬于改革黨智囊核心的國會議員丹尼·克魯格告訴我，要解決英國的問題，首先必須恢復議會主權。這意味著限制獨立政府機構指導政策的能力，也限制法院對議會法案進行司法審查的能力。

更強大的議會權力確實可能推動必要改革。法律雜物不斷堆積，在很大程度上導致英國無力建設住房、基礎設施和工業。而在幾十年把權力委托給歐盟委員會后，議會自我治理能力已經萎縮。

如今任職于繁榮研究所、曾擔任保守黨政治顧問的弗雷德·德福薩爾告訴我，即便脫歐之后，英國政治階層內部仍然存在一種習得性無助。如果法拉奇當選，也許這種狀態會改變。

但脫歐已經證明，全面宣示主權本身并不足以確保增長；事實上還可能造成自我傷害。

關于法拉奇將如何恢復英國在富裕國家中的地位，并為英國人重建機會感，許多細節仍很模糊。

我問他，將如何推動保守黨和工黨都未能實現的強勁經濟增長。他回答說，他和未來的部長們都是成功的商人，不像現在這批人，因此會做得更好。

改革黨已經表示要大幅削減政府支出和國家赤字，不過也表示要降低一些稅收。法拉奇告訴我，英國國家機器必須接受休克療法。

他說：“毫無疑問，國家規模必須縮小，這會非常非常艱難。”

他還說，自己預計公布削減福利待遇計劃時會引發抗議。“但如果我們不這么做，我們就會破產。”

由于這類說法，改革黨經常被指責是重新包裝的緊縮政策，或重新加熱的撒切爾主義。但改革黨最具體的經濟表態，大多是討好大眾、并不符合撒切爾主義的內容：削減燃油稅、維持NHS在服務時免費，以及保留“三重鎖定”政策，也就是實際上確保國家養老金漲幅快于普通工資的政策。

在艱難經濟選擇上保持含糊，對選舉有利，尤其是在大選可能還要幾年后才舉行的情況下。事實上，這正是斯塔默競選時采用的策略：像念咒一樣反復說“增長”這個詞，卻不說明如何實現增長。

事實證明，他的政治資本轉瞬即逝。改革黨也許會登上權力頂峰，卻發現自己陷入同樣的陷阱。

盡管如此，就連曾在前幾屆政府任職、消息靈通的威斯敏斯特人士也告訴我，他們并不真正害怕改革黨政府。在他們看來，改革黨是唯一足夠反傳統的政黨，有可能嘗試對英國國家和經濟基礎進行重大結構性修復。

劍橋大學神學教授、負責改革黨政策工作的詹姆斯·奧爾告訴我：“認為某樣東西壞了，并不意味著它壞到無法修復。但我們認為，現在越來越明顯的是，我們是唯一有機會的政治運動。”

改革黨公布的最詳細計劃涉及移民。這個議題激起選民怒火的程度，不亞于生活水平。

保守黨違背了自己的表示：約翰遜曾表示要減少凈移民流入，他的政策原本是為了加強醫療人員配置，并穩定下滑的大學入學人數，結果導致300多萬非歐盟移民合法抵達英國。如今，他們的人數相當于英國每25人中就有1人。

后來，首相里希·蘇納克疲于應對超過15萬名乘小船穿越英吉利海峽而來的移民。即便是現任工黨政府，感受到選民怒火后，也已經表示要減少移民。

正是在移民問題上，法拉奇給出了最鮮明的選擇。

他讓富有商人、斯里蘭卡移民之子齊亞·優素福負責移民議程。優素福的主要政策主張是“恢復正義行動”，要求驅逐英國所有未經授權的移民，并通過一個名為“英國驅逐司令部”的新機構執行，類似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

優素福是改革黨以及全球新右翼其他政黨所熱衷的那種狂熱而矛盾的皈依者。他是虔誠穆斯林，卻激烈反對把教堂改建成清真寺。他之于法拉奇，就像斯蒂芬·米勒之于特朗普：面容冷硬的本土主義者，時刻關注移民犯下的最新駭人罪行，時刻警告文明即將崩潰。

有他在旁邊，他的老板顯得溫和而放松。我在米爾頓凱恩斯見到法拉奇的那個晚上，優素福在演講中宣稱：“英國人民再也不會在自己的國家里成為二等公民。在改革黨政府領導下，國王陛下的議會將再次擁有主權，偉大英國人民的權利將至高無上！”

考慮到選民對邊境表示落空的憤怒，改革黨把最清晰的信息放在限制移民上，并不令人意外。它能產生共鳴，是因為英國的經濟失敗也加劇了文化上的不安全感。

但逆轉移民不太可能解決英國最深層的問題。大多數問題都是本土制造的，而不是進口而來。

每一個令人失望的年份，每一項適得其反的政府政策失敗，都讓英國例外論的懷舊情緒更強。重返全球霸權已經不可能。穩定下來是可以實現的，但前提是英國下一屆統治階層必須做一件過去20年歷屆政府都沒能做到的事：停止選擇自我傷害的選項。

要遏制當前衰落軌跡，英國必須承認一個嚴酷事實。毀掉英國的不是布魯塞爾，不是壞運氣，也不是銀行家，毀掉英國的是英國人自己。要修復它，他們首先必須停止繼續破壞。*

— THE END —

紫京講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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