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決楊常的狠角色，少帥最信任的人，高紀毅晚年講張學良最大毛病

1929年1月10日晚，沈陽大帥府老虎廳外的廊下，高紀毅持槍待命。

兩小時前，張學良當著他的面拋出那句沒有回旋余地的決斷：“楊宇霆、常蔭槐欺我太甚，想盡辦法阻撓全國統一，今天又逼我簽字成立鐵路督辦公署。我命令你，等他們回來，立刻處死。”

作為奉天警務處長，高紀毅不是第一次替少帥處理棘手事務，但直接處決兩位奉系元老，仍是他從軍以來最大的政治賭注。

這一夜的九聲槍響，不僅奠定了張學良在東北的絕對權威，也徹底坐實了高紀毅“少帥第一執行人”的身份。

高紀毅出身遼寧遼陽漢軍旗籍，早年就讀奉天陸軍速成學堂與東三省陸軍測繪學堂，成績優異留校任教，1919年入西北邊防軍任團副，兩年后轉投奉系，在張作霖的蒙疆經略使署任上校科長。

真正讓他進入張學良視野的，是衛隊旅時期的吉林剿匪：當時張學良任衛隊旅旅長，郭松齡任參謀長，高紀毅是第一團團副，三人一路配合整軍、剿匪，在奉軍內部打出了“少帥系”的名號。

第一次直奉戰爭，高紀毅任東路軍第二梯隊副官處長；第二次直奉戰爭升任第17團團長，所部后改編為高支隊，他以司令官身份在前線作戰勇猛，獲頒勇字金章。

1925年他隨郭松齡赴日本參觀陸軍秋操，受郭松齡反內戰、改革奉系的主張影響很深，同年郭松齡灤州起兵反奉，高紀毅出任第十九旅旅長，率部作為先鋒攻打山海關，一路打到錦州，直逼沈陽城下。

巨流河一戰郭松齡兵敗被殺，參與反奉的軍官大多遭清算，高紀毅率部后撤途中被俘，軍法處擬定的處決名單上赫然寫著他的名字。是張學良力排眾議，拿到名單后當場圈掉了他的名字，對軍法處長說“這個人我有用，先關著，不要聲張”。

關押期間，張學良派親信副官私下探望，帶話讓他把所有責任推給郭松齡，閉口不言其他，最終僅以解除軍職論處，保下了他的性命。

高紀毅后來自述，“我當時以為必死無疑，沒想到漢卿能保我，這份情，我記了一輩子”。他也坦言，郭松齡整軍改革的主張他始終認同，奉軍老派只知撈錢、軍紀渙散的狀態遲早要出事，只是郭松齡行事太急，沒給自己留后路，最終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經此一劫，他徹底認定張學良是值得追隨的主公，再無二心。

1927年夏，張學良將高紀毅重新召回，任第三、四方面軍團司令部副官處長，重新納入核心幕僚圈，即便楊宇霆多次以“反奉舊人”為由刁難，張學良始終對他信任不減。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發，張作霖被炸身亡，東北政局暗流洶涌，高紀毅第一時間核實消息密報張學良，協助其秘密返回沈陽主持大局，全程參與東北易幟的籌備與安保工作。

當時楊宇霆、常蔭槐對易幟持消極態度，多次公開掣肘，高紀毅多次向張學良進言，指出楊宇霆攬權過甚、尾大不掉，提醒其早做防備。

張學良主政之初，任命高紀毅為奉天省政府委員兼警務處長，執掌沈陽城防與治安大權，實質上是把自身的身家安全交到了他手上。

此時的奉系內部，士官派與老派矛盾激化，楊宇霆以“托孤老臣”自居，對張學良動輒以長輩口吻訓斥，甚至在公開場合直呼其小名，完全不把這位年輕的總司令放在眼里。

高紀毅晚年接受遼寧文史資料訪談時直言，“楊宇霆才氣是有的，但野心太大，張作霖活著的時候他還收斂點，老帥一死，他就壓不住了，事事都要管，好像東北離了他就轉不動”。

他還透露，處決楊常的半個月前，張學良就曾私下征詢過他的意見，他當時只說了一句“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沒有多余的勸解。

1929年1月10日下午的沖突成了最終導火索：楊宇霆、常蔭槐強行要求張學良簽字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由常蔭槐任督辦，完全繞過南京政府，也無視張學良的外交顧慮。

張學良與二人周旋半天，趁他們回家用餐的間隙，緊急召高紀毅入府下達處決命令。根據高紀毅本人撰寫并收錄于《遼寧文史資料精萃》的《楊常事件的前因后果》回憶，他當時只問了一句“在什么地方”，得到“老虎廳”的答復后，立刻著手布置，與侍衛副官譚海挑選六名可靠衛士埋伏廳外，同時命劉多荃控制帥府警衛，只許進不許出。

當晚楊常二人返回老虎廳剛落座，高紀毅便帶人持槍闖入，當眾宣布：“奉長官指令，楊宇霆、常蔭槐阻撓國家統一，即刻處決，立即執行。”話音未落槍聲已響，二人當場斃命。

事后有人問高紀毅為何連半分猶豫都沒有，他只說了一句：“殺人的事，說辦就辦，說辦不辦，必有后患。”

處決之后，高紀毅全權負責善后，按張學良的指示給兩家各送一萬元撫恤金，安撫家屬，同時布告全城歷數二人罪狀，迅速穩住了局勢，沒有引發大規模動蕩。

奉系元老張作相專程從錦州趕回沈陽，當面質問高紀毅“楊常縱然有錯，何至于死？你下手也太狠了”，高紀毅不卑不亢回了一句“這是總司令的命令，我只管執行”。

經此一事，張學良徹底掃清了掌權的障礙，他事后對身邊人評價高紀毅“能擔事，敢背黑鍋，我用著放心”，而高紀毅也成了奉系內部無人敢輕易招惹的角色。

楊常事件后，張學良將高紀毅調離警務系統，轉入經濟要害部門，1929年3月任東北交通委員會副委員長兼奉榆鐵路局局長，后推動京山、奉榆兩局合并為北寧鐵路局，高紀毅出任首任局長。

在任期間，他整頓路局風氣，裁撤冗員，嚴查貪腐，同時主導葫蘆島港的建設工程，1930年代表張學良與荷蘭筑港公司簽訂合同，正式啟動筑港工程，意圖打破日本對南滿鐵路與大連港的壟斷。

面對日方就鐵路權益提出的種種無理交涉，高紀毅始終態度強硬，多次直接拒絕日方要求，成為張學良在東北交通主權上的核心代言人。

1929年中東路事件爆發，東北軍對蘇作戰慘敗，高紀毅負責前線的鐵路運輸與后勤調度，親眼目睹了東北軍在外交與軍事上的雙重被動。

后來，他回憶說，開戰前他就私下向張學良進言，說蘇聯軍隊的裝備、訓練遠勝東北軍，南京政府的承諾靠不住，真打起來只會吃虧，勸張學良適可而止，不要把事態擴大。但當時張學良剛肅清內部反對派，正想借收回主權立威，沒有采納他的建議。

戰敗后高紀毅赴前線清點損失，回來當眾只字未提，私下里卻跟張學良嘆氣，“這仗打輸了也好，至少能讓有些人醒醒，靠別人是靠不住的”。

他后來私下對親信同僚提及，此戰讓他看清了蔣介石“借刀殺人”的用心，也明白東北僅憑一己之力難抗外侮，這一判斷也影響了他此后對張學良聯共抗日主張的支持。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當夜高紀毅正在奉天警務處值班，凌晨時分接到北大營守軍的告急電話，他一邊調集武裝警察與保安隊待命，一邊親自致電帥府請示，得到的回復是“遵照命令，不予抵抗，避免沖突”。

他后來回憶，“我當時手里有兩千多警力，要是放開了打，就算擋不住日軍主力，也能多守半天，掩護更多軍民撤出來。可命令就是命令，我只能看著日軍大搖大擺進了城，那是我這輩子最憋屈的一夜”。

沈陽淪陷后，高紀毅隨東北軍政機關撤往北平，北寧鐵路局成為東北軍進出關內的核心通道。他主持鐵路局在長城沿線布防，調度列車運送軍隊與物資，支援東北抗日義勇軍。

撤到北平后他曾私下跟同僚議論，不抵抗的根子在南京，但張學良也有責任，他總寄希望于國聯調停，覺得日本人不敢擴大事態，未免太過天真。

1933年熱河抗戰爆發，湯玉麟不戰而逃，熱河全境淪陷，全國輿論嘩然，張學良在北平召開高層會議宣布下野，在場多人出言挽留，唯獨高紀毅全程沉默，散會后他單獨找到張學良，說“你下野是對的，現在這個局面，總得有人出來擔責任”。

張學良問他愿不愿意留下來照看東北軍后方產業，他搖了搖頭當場拒絕，“你走了，我留在這個位置上名不正言不順，別人也不會服我，我還是辭了干凈，等你回來，我再跟著你干”。

消息傳開，有人勸他留任，說鐵路局是肥缺，沒必要跟著下野，他只回應：“我是少帥提拔的人，少帥走了，我沒有臉占著位置。”

辭職后，高紀毅在北平西郊買地創辦阜豐農園，表面上種葡萄、養奶牛，搞園藝度日，實則農園成了東北軍舊部的秘密聯絡點，不少退入關內的將領、義勇軍代表都曾在這里落腳議事，他也時常自掏腰包資助抗日武裝，只是從不對外聲張。

農園施工時曾挖出明代孔有德的墓碑，高紀毅感念其為遼東同鄉，出資重修立碑，在碑文中寫下“剛風大節，不直于史官”的評語，實則也是借古人抒發自己對氣節的看重。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張學良扣蔣逼蔣抗日，消息傳到北平，高紀毅當即表示支持，認為“只有抗日，東北軍才有打回老家的希望”。

張學良送蔣回南京遭扣押的消息傳來時，他正在農園招待舊部，當場摔了手里的茶杯，脫口而出“糊涂！真是糊涂！蔣介石什么德行，他心里沒數嗎？這一去，怕是再也回不來了”。

他當即聯絡多位東北軍元老，打算聯名發電報勸蔣介石放人，電文還沒擬好，就傳來了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審判的消息。

此后他聯合東北籍名流馬占山、鮑文樾等人聯名致電宋美齡、宋子文，要求恪守承諾釋放張學良，通電中明確指出“漢卿此舉純為國家民族，毫無個人私圖”——這也是目前留存的公開史料中，高紀毅對張學良最直接的正面評價。

此后東北軍內部主戰主和兩派矛盾激化，他曾專程赴西安調解，勸各方以抗日大局為重，不要內訌，可惜沒能奏效。

2月2日王以哲被殺，東北軍徹底潰散，高紀毅閉門不出一整天，晚上跟身邊人說“東北軍完了，從老帥死那天起就該想到，只是沒想到散得這么快，散在自己人手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平津淪陷，日本憲兵當即逮捕了高紀毅，他們深知高紀毅是張學良的心腹，在東北軍舊部中威望很高，威逼利誘讓他出任偽政府職務。

日軍將他關押在憲兵隊審訊了整整半個月，先是許以偽滿洲國交通部總長的職位，說“你是北寧路的老局長，管交通最合適”，見他不為所動，又動用刑具折磨，還拿張學良刺激他，說“張學良早就被蔣介石扔在貴州山里了，你替他守著氣節有什么用”。

高紀毅每次都只回一句話“我是中國人，絕不做漢奸”，始終堅貞不屈。

日軍見他態度強硬，又抓不到他通抗日的實據，加上親友與舊交多方斡旋營救，最終將他釋放。

出獄后高紀毅遷居天津英租界，平日里深居簡出，暗中資助抗日力量，只和少數信得過的舊友往來，通過張學良的弟弟張學銘打聽張學良的下落，每次聽到張學良安好的消息，都會沉默良久，始終拒絕與日偽合作，守住了民族底線。

抗戰勝利后，高紀毅仍居天津，沒有重返政壇。

1948年底平津戰役打響，地下黨通過寧武找到高紀毅，希望他利用自己與傅作義的舊交，勸說傅作義走和平道路。

高紀毅當即答應，前后三次赴北平面見傅作義。

第一次見面時傅作義開門見山問他：你是張漢卿的舊部，怎么來替共產黨當說客？

高紀毅直言回答：我不是替誰當說客，我是替北平的老百姓，替這座千年古城說話。蔣介石倒行逆施，敗局已定，你跟著他走，最后只能落個千古罵名。張漢卿當年為了抗日，連身家性命都搭上了，你現在為了和平放下武器，不丟人。

他以自身經歷分析時局，指出國民黨敗局已定，死守北平只會毀了千年古都，也對不起百姓，還聯絡了多位東北軍、西北軍舊將領共同做工作，從旁推動了和談進程，為北平和平解放貢獻了力量。

這件事他晚年很少提起，有人問起時只說“都是中國人，能不打就不打，少死點人比什么都強”。

新中國成立后，高紀毅留在天津生活，偶爾參與文史資料整理工作，大部分時間在家讀書養花。

他很少對外提及當年的往事，多數采訪邀約都被他婉拒，只有偶爾與老友談起張學良時，才會多說幾句。

據曾拜訪過他的文史工作者記錄，高紀毅晚年評價張學良，說他“是個有良心的中國人，心里裝著東北，裝著國家，就是太年輕，有時候做事太急，容易輕信人”。

他始終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出于愛國本心，只是低估了蔣介石的翻臉無情，而自己這一生追隨張學良，從未后悔。

1961年，臺灣方面傳出張學良遷居臺北的消息，他得知后嘆了口氣，跟家人說“算下來，他已經被關了二十五年了，人生能有幾個二十五年。蔣介石的心，也太窄了”。

1963年7月，高紀毅在天津病逝，終年73歲。病重臨終前，他跟守在床邊的兒子交代，“我這輩子跟著少帥，沒做過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他的事。要是將來他能恢復自由，你要是有機會見到他，就替我問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