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時代，我們還能好好說話嗎？

《喬喬的異想世界》

2020年以來，世界似乎在加速右轉。

特朗普二進白宮，歐洲右翼政黨風頭正盛，各國民粹主義甚囂塵上。從黑海到加沙，從加勒比海到波斯灣，全球各地戰火紛飛。

另一方面，左翼卻似乎逐漸被身份政治同化，變成一盤治標不治本的散沙。所有人都聲稱自己是受害者，所有人都聲稱自己的痛苦大于他人。

世界在撕裂，人們之間似乎越來越難以理解。

到頭來，一切公共話題都可以成為口水戰的導火索。握住麥克風的一瞬間，帽子與黑鍋可能就會從四面八方扣來。

在德國，這種狀況變得頗為典型：作為一個曾經犯下嚴重戰爭罪責的國家，今天的德國在許多人眼里是“政治正確”的典型，也面臨著右翼政黨崛起的危機。

一方面，大量紀念碑和博物館不斷提醒人們重新思考當年那場全社會共謀的大屠殺，另一方面，“反猶”成為相互攻擊的最佳武器，許多人也越發對刻板的左翼教條感到厭煩，將票投給右翼政黨。

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在這個撕裂的時代，我們該如何與他人共處，與世界和解？

在幾次環德旅行中，記者楊瀟和不同的當地人深入討論了這些問題。他們從這個國家復雜的過去出發，試圖思考，這個時代的人是否還能跨越藩籬擁抱。

下文摘自《另一個國度：在20世紀的廢墟上漫游》

楊瀟 著

01

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關于納粹歷史的爭論，在德國幾乎以一種“文化斗爭”形式在進行——這是必要的，因為它迫使普通德國人面對過去，告訴他們，第三帝國的罪行不是一小撮瘋子犯下的，整個德國社會都是同謀。

但如今，這些真相已經變成了，不只是德國人的常識，甚至是德國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我們知道了，我們做到了，我們贖罪了，我們有那么多的紀念地，我們有堪為模范的記憶文化，幾乎和我們出口的德國產品一樣好，我們可以引以為豪，并且教育他人了。

這就是對過去最容易的使用，它已經變得泛濫，某種程度上已經變得無孔不入了。

不久前，榮與一位猶太女藝術家交談，對方用非常挑釁的方式說了一句狠話：德國人喜歡死去的猶太人。

出生于柏林的猶太作家馬克斯·佐萊克用“和解劇場”來形容這種局面。這一劇場的關鍵在于，“記憶文化和防止歷史重演壓根沒什么關系。與此相反，是德國需要用那些死去的猶太人和他們活著的代表們，來把自己重塑為一個好的、改過自新的德國”。

《朗讀者》

“也正因如此，德國的暴力歷史總是在紀念儀式里以一種俗氣的和解慶賀上演……和記憶的劇場一樣，和解的劇場也為統治文化服務。它通過創造一個與猶太人和解，繼而與自己和解的社會形象，得以將各類角色推入一個正常化的進程”。

佐萊克的斷言讓他的很多德國同胞感到委屈——在這種理解框架下，最善的善意也是在為建制添磚加瓦，所以不難理解，他的言論（包括“過去10年，德國主流文化把猶太人用作對付其他少數族裔的棍子”）即便在德國的猶太社群內部也很有爭議。

“他是一個聰明人，”諾因加默集中營紀念館副館長卡斯滕·尤爾告訴我，“作為一名德國猶太人，他不想被右翼政客利用來反對土耳其或阿拉伯人民。我完全理解他不想被工具化，因為一些法西斯右翼政黨會說，我們非常關注以色列，非常關注德國的反猶情況，德國本來是沒有反猶主義的，反猶的都是那些阿拉伯地區的新移民……”

“這兒有一個詞‘進口反猶太主義’。”榮告訴我，“他們會說，你知道嗎，現在德國有反猶太主義，不是因為我們，而是因為他們。他們進來后帶來了反猶主義，而我們在‘二戰’后已經擺脫了反猶主義……”

《穿條紋睡衣的男孩》

榮認為，總體而言，無論是德國政府還是德國媒體，關于“我們要保護猶太人”的說法，并非發自內心。

“這不是為了猶太人，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為了不被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簽……現在我們面臨這種情況，總是如此：移民、難民、有色人種被當作替罪羊。它是錯的，但人們仍然愿意相信它，因為他們想要相信它。是的，因為這樣就有了一個替罪羊。這是一個容易的選擇：他們有罪，把他們趕出去，我們就安全了，我們就好了。”

02

在德國，許多問題都是并不遙遠的歷史回響。1995年德國戰敗50周年之際，一些右翼公眾人物簽名呼吁德國人“不要只看一種過去”，意思是，第三帝國只是德國歷史中的一個章節而已，不要總是盯著這一段不放。

他們說，1945年的確是納粹恐怖的終結，但同時也是另一種恐怖的開始：生活在東歐的德國人被驅逐出家園，流離失所——說起來，這不過是西德成立頭10年流行觀念的翻版。

納粹時期流亡美國的哲學家漢娜·阿倫特戰后回到德國訪問，她注意到，整個歐洲都籠罩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德國卻沒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狂熱、狂躁的勤奮，這種勤奮將現實拒之門外。

在“二戰”結束后的10多年里，西德人更關注的不是集中營和大屠殺，而是他們自己的苦難，包括德國戰犯及被驅逐的德國人的悲慘遭遇，他們把這種遭遇與“外國人在德國的悲慘遭遇”等量齊觀，如此一來，他們就可以把自己受害者化，從而免除身為德國人的罪責。

《喬喬的異想世界》

大多數德國人把自己算作希特勒的受害者，從歷史正義的角度，是令人憤怒和無法容忍的，然而對于在西德建立民主而言，則有可能是必要的，因為它構成了重新開始的精神基礎：

畢竟，一夜之間對舊政權從忠誠狂熱到劃清界限，多少總會被視作不光彩、懦弱或者投機，但假如你堅信自己是受害者，就不存在這個道德困擾了。

不只是西德，東德把法西斯主義一股腦推給西方，以反法西斯神話立國，也是類似邏輯。東德與蘇聯的友誼，西德與美英的結盟，都是在這種受害者敘事的作用下建立起來的。

20世紀下半葉開始的“記憶轉型”無疑是正義的，是一種有力的糾偏——但是，奈曼認為，這種糾偏如今已經過度，開始扭曲，用她的話說，一些人開始改寫受害者的位置，暗示受害者的身份即是一種美德，甚至將他們變成新的英雄。

換言之，我們以保護弱者的最好的意愿，換來了一場又一場“受害者身份競賽”。

在一個普世主義者的眼中，這里或許還包含某種更深層的律動：整個世界都在變得越來越部落化。

對于右派來說，部落主義是應有之義，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從來都是部落主義本身的原則：你只能與那些屬于你的部落的人建立真正的聯系，你無須對其他任何人做出深刻的承諾。

但真正令人痛心的，是左派也掉進了部落主義的陷阱。

曾經，左派是普世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會關心關心威爾士罷工的煤礦工人、西班牙的共和黨志愿者或南非的自由戰士，無論這些人是否來自他們的部落，因為，人有多重身份，屬于多重部落，“團結我們的不是血緣，而是信念”。

但20世紀下半葉崛起的身份政治，放大了特定身份——無論是種族、性別還是別的，進而將人本質化、部落化，而從身份政治發展而來的“覺醒主義”，“始于對邊緣化人群的關注，卻以將每個人都簡化為一面邊緣化的棱鏡而告終”。

《美國小說》

“多元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理念本可以強調我們所有人都有不止一種身份，然而，它卻導致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邊緣化的身份上，并把它們放大成一片創傷的森林。”

奈曼的書房里貼著一句話，“猶太人反對各處的法西斯主義”，這句標語也貼在波茨坦的愛因斯坦論壇主席辦公室里，作為一個“普世主義者”的宣言：

我是猶太人，我們這一族群在歷史上遭遇了大屠殺，但這不會讓我永遠停留在受害者的部落里，相反，它會令我對其他族群的受害遭遇感同身受，反對發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不公不義。

03

在德國，對右翼氣敏感，就像一個有慢性咽炎的人聞不得一點二手煙。黑暗歷史的重負，會把人變成礦井里的金絲雀，對最微計量的瓦斯作出反應。

新右翼的問題在于他們總是把自己的立場視作“自然”和“正常”，無法與變化相處，進而把自己的失望、身份危機投射在他者身上 ——你看看德國和西方變成了什么樣子！

基督教價值觀不受重視，女人們一味追求自我實現不管家庭，沼澤毛茛和野兔的生命權比人類還重要，國家搶走了我們辛苦賺來的錢，把它送給那些偷懶甚至危險的移民，而自由派媒體還不斷制造謊言為他們說話。“我們的問題是你們造成的！”

左翼也好不到哪里去，他們放棄了自己最寶貴的財富，辯證法與人文主義，同樣以敵我二分法來思考問題，把一切都按照身份與權力來劃分，隨時舉起道德大棒——在德國，這往往意味著指責對方是“納粹”或者“法西斯”。

萊奧說，這種只要聞到右翼政治的氣味就要立刻批判打倒的條件反射，反而被右翼所利用。右翼甚至不需要輸出真正的內容，更不需要真正的辯論，他們只需要說出挑釁言論，坐等左翼發飆，再聲稱他們被誤解了、他們成了受害者，就夠了。

在這個意義上，今日世界的右翼，已經不是持有某種政治觀念的群體，而更像是一種實踐，一種特定的說話方式，一種四處尋找敵人的移情。

《萬湖會議》

我對左翼的“條件反射”有復雜的感受，它當然引起了我一些不愉快的回憶，但另一方面，在一個有著棘手遺產的國家，這種條件反射是不是一個早期預警系統，提醒我們潛在的危險？

“當然，某些道德直覺有健康的一面，譬如你看見一條蛇，條件反射告訴你要逃走，這是有可能救命的，”萊奧說，“但如果你遇到的是一頭熊呢？條件反射讓你逃走，這只會讓你更危險。

“我在阿拉斯加住過幾年，所有人都會告訴你，如果遇到了熊，保持冷靜，舉起你的雙手，冷靜地、慢慢地對熊說話，告訴它，你不是它的威脅，一邊看著它，一邊一步一步慢慢往后退。這不是條件反射，這是知識。

“作為一種道德的動物，我們必須把條件反射、道德直覺、情感，和后天習得的知識、反思做某種結合，是條件反射與反思的結合，讓我們成為一個更好的道德的存在。”

04

A說，他能感覺到德國社會這幾年的變化：人們覺得他們不再能夠說出他們的看法，他們對此感到不滿，并且這種不滿的感覺在增長。社會對難民涌入有了負面情緒，而政治正確的觀念阻止了人們去表達這種情緒。

也是2019年，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對我抱怨，每次曝出難民犯罪的新聞，（囿于政治正確的）德國媒體最先的反應不是關注受害者，而是提醒大家，此事不應當被極右翼利用。

A說，德國人在一些議題上太過小心了，其實可以更放松一些，而且這樣也會有實際的好處：減少來自極右翼的反作用力。當然了，A也承認，這些觀點他不可能公開討論——在我們談話的第二天早晨，他在上班的城鐵上遇到同事，談起前一晚和我的“有趣的聊天”，說到某些話題時兩人都自覺地壓低了音量。

但是，我倆也都同意，政治正確是必要且重要的。A相信，政治正確可以幫助一個社會創造彼此尊重的交流空間，而且很多時候，人們錯誤地責難了政治正確。

“有人會抱怨，因為政治正確，我無法批評默克爾的難民政策。不，你當然可以批評，只是這種批評有一定的方式，你不能在批評時說外國人就是劣等民族。”

《何以為家》

而在我看來，政治正確對抗的是人類本性中某種原始、丑陋的東西，用哥倫比亞大學第19任校長布林格在2023年哥大畢業典禮上的演講的話說，那是“某種消極的下意識的沖動”，源于人類的“天性是趨于封閉而不是開放”。

當然，布林格的發言，同樣也可以提醒那些喜歡用“政治正確”讓人閉嘴的進步年輕人。

“我們會有自己的信仰，而且我們越是強烈地擁護它們，就越想保護它們免受矛盾和否定的侵襲。但是我們的沖動甚至更危險。我們不僅想要‘迫害’反對派，甚至還想加入其他人，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并構建防御的堡壘。”

保持開放不是一句口號，而是不斷的練習，練習去對抗那種深藏于我們內心的原始部落沖動，練習去對抗那種讓人閉嘴的沖動，練習去對抗那種簡化問題并尋找單一解決方案的沖動。

封面源于電影《喬喬的異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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