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巳春節印象·回顧 | “上燈”祈愿和“炸龍”歡騰的節慶時空與傳承現狀

春節印象·回顧

導語

2024年12月4日，“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為紀念這一歷史性的時刻，2025年初，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節日文化研究中心、北師大民俗學學科點、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作為指導與發起單位，“北師大民俗學”微信公眾號、北京聯合大學“節日博覽”微信公眾號、華東師范大學“神話與民俗敘事”微信公眾號、山西大學“山西民俗學”微信公眾號、遼寧大學“遼河風”微信公眾號、廣西師范大學“嶺外風雅頌”微信公眾號、山西師范大學“晉俗晉美”微信公眾號聯合舉辦的“春節印象·非遺傳承”作品征集活動。征集發出以后，我們陸續收到了許多來自全國各地的投稿，后經專業評審團集體評審，共有20個視頻類或文章類作品獲獎。時值新春佳節之際，讓我們一同重溫那些優秀的作品，在丙午年的鞭炮聲中回顧乙巳春節的那些熱鬧！

作者信息

劉雯郡，女，福建三明人。現為廣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與傳播學院2023級民間文學與民族文化專業碩士研究生，師從馮智明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南嶺走廊民族文化、歲時節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

作品簡介

深入研究了廣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燈炸龍節”，該節慶是集民俗節慶與傳統技藝于一體的復合型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地方歷史記憶、社區認同及文化傳承的功能，揭示了其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挑戰與機遇。

“上燈”祈愿和“炸龍”歡騰的節慶時空與傳承現狀

——基于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上燈炸龍節”的田野調查

摘要：廣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燈炸龍節”是集民俗節慶與傳統技藝于一體的復合型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記錄地方歷史記憶、強化社區認同及推動文化傳承等多重功能。本研究基于田野調查，系統考察該節慶的時空結構、儀式實踐及當代傳承狀況，探討其在現代社會變遷中的文化意義與功能。“上燈”儀式展現了地方社會對新生兒誕生的祝福與祈愿，而“炸龍”則通過舞龍巡游、民間互動等方式強化了節慶的社會凝聚力，構建了跨族群共享的文化時空。然而，隨著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上燈炸龍節”在傳承過程中亦面臨著技藝人才斷層、城市管理規制加強及文化產業化發展路徑探索等挑戰。研究認為，在非遺保護與文化傳承的實踐中，應在尊重傳統文化邏輯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需求，構建政府扶持、社區參與與文化產業相結合的傳承機制，以確保這一延續六百余年的民俗節慶在新時代煥發新的生機。

關鍵詞：廣西富川；上燈炸龍節；節慶時空；文化傳承；民族共同體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民間節日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越來越多的傳統節慶活動受到公眾的注意，節慶不僅是民族文化創造、積累與傳承的成果，也是文化共享與精神共識的表達，這些節慶活動在體現民族特色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自然、社會和歷史的獨特理解與情感認同。隨著“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國傳統節慶這一跨越時空的文化遺產，得以進一步展現其生生不息的魅力與深遠影響，成為全球文化交流與理解的重要橋梁。“民族傳統節慶是一個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環境里經過長期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實踐逐步形成的，系一個民族文化實踐與創造、積累與傳承、培育與共享的結果。”“上燈”與“炸龍”是我國傳統習俗，至今依然在民間廣泛傳承。作為“活的文化”，這兩項活動不僅與地方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也逐漸融合為一種共同的文化合力，體現了地方文化的持續生命力與獨特性。

在廣西賀州富川瑤族自治縣（以下稱廣西富川）富陽鎮的古明城內，每年春節期間盛行的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上燈炸龍節”將“上燈”和“炸龍”兩種傳統節慶活動巧妙結合，不但延續了悠久的文化傳統，又通過這兩種形式表達了民眾的祈愿與期望，并展現出富川古明城特定的歷史風貌與社會生活，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同時承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成為彰顯文化認同和民族精神的窗口。自2024年至2025年初，筆者三次前往廣西富川開展田野調查，系統考察了當地“上燈炸龍節”的節慶實踐，旨在深入挖掘該節慶作為少數民族地區多民族共同參與的重要文化活動的歷史淵源與社會功能。該節慶不僅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價值，同時在當代社會語境下，對于增強中華民族文化認同、提升文化自信、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基礎，乃至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社會影響。通過對節慶儀式的結構、象征體系及其在不同民族群體間的互動模式進行分析，可進一步揭示其在促進多民族文化交融、強化共同體意識方面的獨特作用，為民族團結與文化認同研究提供多樣化的學術視角與實證支撐。

二、廣西富川古明城“上燈炸龍節”的節慶實踐與傳承現狀

（一）廣西富川古明城概況

相傳廣西富川古明城的“上燈炸龍節”沿瀟賀古道自我國東南地區傳入，并在當地世代傳承，迄今已有百余年歷史。瀟賀古道是歷史上中原通往嶺南的重要交通干道，同時也是最早的海陸絲綢之路的對接通道之一，其開辟極大地促進了嶺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文化交融，這條古道不僅是商貿往來的重要紐帶，更是一條承載中華文明傳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化走廊，也在連接中華文化與世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廣西賀州富川段作為中原進入嶺南的首站，自古以來便是兩廣地區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端口，承擔著獨特的交通與文化樞紐功能。其中，富陽鎮古明城作為瀟賀古道上保存最為完好的古代軍事城池，不僅見證了區域社會變遷與文化交融的歷史進程，也成為當地傳統民俗得以延續的重要場域。據清光緒十六年重修《富川縣志》所記載：“今城創始于明洪武二十九年，周圍六百三十四丈，高一丈八，闊八尺，垛口九百有九，門四，東曰昇平，西曰泰定（此門閉塞），南曰向日，北曰迎恩，門內有兵馬。”現在除了西門被損毀之外，其余三座城樓保存完好，保留得比較完整的南城門，頂上有樓閣作為古時士兵守城駐扎地之用，且樓閣正廳寬敞明亮，如今已經改造為儒家仿古學堂。

（古明城南門城墻）

在富川古明城內部，瀟賀古道自北門入、由南門出，城內街道格局呈“井”字形布局，根據縣志記載：“明城內市鎮僅十字街、昇平街、江東橋、龍頭玗。”隨著歷史變遷與城鎮擴展，城市空間逐步向外拓展，“南門外，向慈云寺、瑞光塔方向發展，形成福陽街道；東門外，過江東橋向馬鞍山腳發展，與龍頭圩溝通，形成永興和新興街道，成為商業貿易新街。”現今，古明城依舊保留鎮升街（十字街）、仁義街、鎮武街、陽壽街、新永街、河西巷（菜花樓）、北門街、南門街八個街區，街道路面以鵝卵石鋪設，石塊棱角圓潤、相互鑲嵌，呈現出古樸典雅之美，部分街道間隔嵌有“銅錢”等形狀的裝飾，俗稱“花街”。

（今古明城城內）

值得關注的是，“上燈炸龍節”與古明城各街道的神樓，亦稱古城“子精樓”密切相關。“子精樓”之名的由來，據新永街區毛書記解釋，古明城內每條街道均設有一座神樓，按照傳統習俗，每年正月初十凌晨，凡當年新添子嗣的家庭，都會在神樓上懸掛一盞花燈，以祈求子嗣興旺。目前，古明城內共存有九座神樓，其中北門街有兩個神樓，除關岳廟外其余神樓的建筑形式大致相同，均為磚石結構的兩層建筑。第一層通常為空間通道，或設有上下樓的樓梯，亦或作為街道的文化活動中心。而第二層則為供奉本街道神靈的殿堂，二層正殿內設有神龕，或立有神像，或供奉神靈牌位，殿前設有香案與供品桌，以供信眾祭拜。此外，殿外設有護欄，形成類似陽臺的結構，專供當年新添子嗣的家庭懸掛花燈之用，祈福儀式期間，前來敬香的居民還可向下投擲鞭炮。古明城各街道神樓所供奉的神靈各異，既涵蓋不同體系的神祇，也包括神話英雄與歷史人物，下表概述了古明城各街道神樓的信仰體系及其基本情況：

街道名稱

神樓

（子精樓）名稱

所供奉的神靈

新永街

三界廟

（新永樓）

馮廣福、馮廣祿、馮廣壽

河西巷

（菜花樓）

慶遠神樓

黃飛虎

鎮升街

（十字街）

鎮武樓

城隍

仁義街

關岳廟

關羽、岳飛

北門街（里）

仁義燈樓

（武圣樓）

李靖、二郎神、哪吒

北門街（外）

令公廟

李靖

陽壽街

福陽坊

華廣大帝、萬壽二郎、招財童子

南門街

陽壽燈樓

三界大帝、白龍帝君、劉仙圣母

仁義巷

衙門口燈樓

李天王、白龍帝君、招財童子

表1 古明城神樓分布基本情況

（古明城神樓之一陽壽燈樓）

富川古明城作為兩千余年古道文化的重要遺存，歷經六百余年仍保存完好，堪稱歷史文化的瑰寶。其中，古城“子精樓”不僅是物理空間的承載體，更是區別于世俗日常的神圣場域。作為古城信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子精樓”承載著神圣秩序的建構與再生產過程，同時亦構成神圣意義得以生成、延續與實踐的核心空間。

（二）廣西富川古明城“上燈炸龍節”的節慶過程

富川“上燈炸龍節”歷史悠久，其起源可追溯至明代萬歷年間。作為富川瑤族社會生活的重要文化實踐，它集歷史記憶、生產習俗、民俗信仰、文學藝術及民間技藝于一體，承載著當地群眾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積累的精神文化與生產經驗。2014年12月，“上燈炸龍節”被正式列入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進一步凸顯了其在區域文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對民族認同與文化傳承的積極作用。

1.上燈

富川古明城地區的花燈文化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每年正月初十凌晨，當年新添子嗣的家庭都會在古明城的子精樓懸掛花燈，以示敬奉，體現了地方社會對新生命的祝福與祈愿，據《富川瑤族自治縣志》記載：“解放后，縣城設燈樓掛燈鬧元宵，曾一度停止，八十年代后，又逐步恢復，同時改變過去只準生養男性掛燈，為生養男女都可以掛燈。”在乙巳年正月初九（2025年2月6日），燈首及相關街道的居民前往神樓，進行全面的清掃與祭祀準備，將神樓內神龕案臺、房梁、樓梯及地板上的塵埃清除，同時，在神樓門口張貼對聯，以寄托美好愿望，并將精心制作的扎彩與色紙供奉于神龕之上。至正月初十零點之前，燈首組織家人攜帶新生兒前往神樓，同時帶上花燈、貢品等祭祀物品。抵達后，首先將供品敬獻于神龕，并依次前往神樓負責人處進行登記，記錄內容包括姓名、聯系方式、新生兒的姓名及性別，以及象征性份子錢。份子錢數額不設固定標準，主要用于正月初十至十五期間神樓的香紙、蠟燭、鞭炮及完燈酒等開銷。燈首會將自家新生兒的姓名、性別書寫或打印于紅紙之上，并在其上題寫祈福寄語，隨后將紅紙貼附于花燈支架，以確保祈福對象的明確性。

（古明城居民上燈之后的神樓）

在不同神樓，所書內容可能略有差異，而各家懸掛的花燈亦不盡相同。部分家庭遵循傳統燈籠樣式，以承襲舊制并保持文化連續性，而另一些家庭則結合時代變遷，推陳出新，選用如飛機燈、旋轉木馬燈等現代燈飾，以豐富視覺表現形式，同時寄托對新生兒成長的美好期許。例如，南門街陽壽燈樓上懸掛的花燈，其題詞內容為：

某某長子（長女）某某帥男（女）生于某年農歷某月某日投拜三界神爺奉獻明燈一盞保佑養大成人

陽壽街的福陽坊燈樓上的內容則為：

花女（男）某某生于甲辰年某月某日 今敬奉明燈一盞保佑其一帆風順聰明伶俐 乙巳年正月初十日

（古明城居民所掛燈籠）

正月初十零時到來，新生兒家庭于神像前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以牲禮獻祭，并誦念祈愿詞，祈求神靈護佑新生兒健康茁壯成長。祭儀完成后，每家每戶懸掛花燈于神樓房梁之上，以示神明庇佑。隨后，眾人燃放鞭炮，焚香禮拜神。上燈儀式完成后，每位新生兒還會獲得一個象征吉祥的封包（紅包），寓意其健康成長、福澤綿長。據統計，乙巳年古明城神樓上燈情況分別為：新永街三界樓上燈20盞、河西巷慶遠神樓上燈9盞、鎮升街鎮武樓上燈7盞、仁義街關岳廟上燈4盞、北門街仁義燈樓上燈3盞、北門街令公廟上燈4盞、陽壽街福陽坊上燈8盞、南門街陽壽燈樓上燈3盞、仁義巷衙門口燈樓上燈7盞。花燈在神樓內懸掛至正月十五，在此期間，自懸掛至取下的六日被稱為“暖燈”，這一階段蘊含著社群關系的鞏固與互動，暖燈期間，家庭需設宴款待親朋好友及鄰里，以積福添祥。正月十五為“下燈”之日，在當天的炸龍活動結束后，燈頭需設宴款待街坊鄰里及龍隊成員，共享“完燈酒”，以示慶賀，宴畢，燈頭親自前往神樓取下花燈，懸掛于自己家中，至此，當年的上燈儀式正式告成。該儀式不僅體現了神圣空間的塑造，同時也展現了神圣時間的結構性意義，換言之，神圣空間的確立必然伴隨著特定時間節點的選擇——若無神圣時間，亦無神圣空間。

2.炸龍

龍文化作為中華民族創造的重要文化遺產，在不同地域和民族群體中展現出多樣化的文化詮釋。然而，無論具體表現形式如何，其作為喜慶祥和、團結協作的精神象征始終保持不變，正是這種文化意義的共通性，使得舞龍習俗得以延續至今，歷久彌新，生生不息。在廣西富川古明城，每條街道均擁有屬于自己的龍及舞龍隊伍。根據筆者田野調查，富川古明城的舞龍體系具有嚴格的傳統規制與象征意義，其中每一條街區的龍分別為：仁升社區北門街“紅邊黃龍”、仁升社區鎮武街“白龍”、仁升社區菜花樓“黃邊黃龍”（又叫“金角老龍”）、南門街與鎮升街“玉白龍”、新永社區“藍色白鱗翠龍”，這些街道舞龍的顏色與名稱均為歷代相傳的固定形制，具有較強的文化延續性，不可隨意更改。菜花樓的“金角老龍”被當地人視為“龍中之尊”，因其歷史最為悠久，所有舞龍隊在遇見該龍時皆需行三拜之禮，以示敬仰，“因為它是年齡最大的龍，顏色、胡須皆不同于其他。”而關于“年紀最小的龍”，當地尚存爭議。新永街的毛書記認為該街的翠龍即為“孽龍”，其特征在于性格活潑、極具動感，在民間口耳相傳中被賦予調皮搗蛋的形象。

（圖為新永街“藍色白鱗翠龍”）

當地居民主要通過兩種方式辨識各街道的舞龍：一是依據龍頭以及龍身的顏色加以區分，二是通過舞龍時的節奏與韻律進行辨別。龍隊的組織結構較為嚴密，通常由至少13人組成，其中僅掌控龍頭的人員便需3人以上，以便進行交替接力，此外，由于不同街道的舞龍儀式所伴隨的音樂風格各異，因此龍隊還需配備專門負責敲鑼、擊鼓、打鈸等樂器的成員，以確保表演節奏的協調與氛圍的烘托。根據舞龍愛好者的介紹，每年的龍隊均由當地街區的青壯年自愿組成，人員構成并無固定限制，但是在角色分配上仍遵循一定的傳統經驗，即掌控龍頭的成員往往需具備較高的技藝與豐富的經驗，而年紀較小的成員則多安排至龍尾，以便在實踐中逐步鍛煉技巧，部分兒童自八九歲起便開始隨龍隊參與活動，形成代際傳承的培養機制。這一活動深受社區居民的關注與支持，每年年末，當地都會組織當年度參與舞龍與炸龍的年輕人進行集體排練，以提升團隊默契與舞龍技藝。為進一步推動舞龍文化的傳承與發展，2024年底，陽壽社區正式成立“青年舞龍協會”，并專門劃撥場地用于龍隊訓練。2025年1月寒假期間，筆者便親歷了該協會組織的舞龍訓練活動，見證了舞龍文化在當代社會中的持續傳承與實踐。

炸龍儀式整體可分為三個階段，承載著年節祝福、儀式高潮與符號表征的三重功能。第一階段自正月初一至初九白天，各街道龍隊依次入戶向街道居民拜年，此過程在當地被稱為“調龍”。龍隊成員手持以紅紙制作的拜帖，向家家戶戶送上新春祝福，受拜家庭則會燃放鞭炮“炸龍”以示迎接，隨后將裝有紅包的拜帖交予龍隊負責人，寓意迎祥納福、風調雨順。第二階段則是炸龍儀式的高潮部分。2025年2月7日（正月初十）及2月12日（正月十五）晚19點30分，各街龍隊需按照傳統儀軌，前往指定神樓進行拜樓儀式，以完成龍頭對接的祭祀環節。各龍隊在巡游過程中須嚴格遵循既定路線，不得與其他龍隊重合或重復行走相同路徑，以確保儀式的秩序性與神圣性，這一階段彰顯了舞龍儀式的空間流動性，也體現了地方民眾在歲時節慶中的文化認同與信仰實踐，此外，當不同街道的龍隊在巡游途中相遇時，雙方需行對拜禮，以示尊重。當龍隊接近神樓時，領隊者會吹響哨聲，示意龍隊調整隊形，使龍身擺正，并將龍頭正對神樓。隨后，龍隊按照傳統禮制向東西南北及中央五個方向依次行禮，以示“拜神樓”，象征對神靈的敬奉與祈愿，與此同時，在神樓上的居民不斷地往下丟鞭炮，龍隊在鞭炮燃放中舞動龍身。

（圖為新永社區龍隊“拜神樓”）

完成神樓祭拜及相關儀式后，各街區龍隊成員乘車前往預定的炸龍集結點。每年所選定的炸龍場地均有所變動，2025年活動的場地設于達真龍彩印廠門口，位于縣城鳳凰路與民族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區域，當地俗稱該處為“大轉盤”。集結完畢后，于當晚21:30左右，六條龍在激昂音樂的伴奏下并肩出動，依次舉行開炸儀式及“點睛”儀式，炸龍活動的正式啟動。隨后，在鼓樂聲中，各龍隊依序展示舞龍技藝，表演過程中，圍觀群眾燃放鞭炮，并不斷將鞭炮投向舞動的龍身，從而進一步強化了炸龍活動的儀式感和熱烈節慶氛圍。舞龍者需憑借敏捷的身手與精準的配合，使舞龍在爆竹聲中靈動騰躍，象征驅邪迎福、開運納吉，整個炸龍活動持續至深夜，直至十二點左右才告一段落。

（圖為炸龍現場）

第三階段為象征性“殺龍”環節，即在正月十五“完燈酒”儀式結束后，各街道龍隊將已炸至破損的龍身剝離，而保留的龍骨結構因節約材料而得以重復利用，這一儀式不僅寓意著舊歲的結束與新歲的開啟，也體現了地方民俗在物質再利用與象征性意義構建中的獨特智慧。

（三）廣西富川古明城“上燈炸龍節”的傳承現狀

廣西富川古明城歷經歷史變遷，人口來源多元，現已成為多民族共居之地，并發展為各類民俗文化的交匯中心。盡管古明城原住民以漢族為主，但隨著時代變遷和人口流動，該區域已成為多民族文化，特別是漢、瑤文化交融的重要場域。其中，“上燈炸龍節”便是典型的跨族群共享節慶，其儀式實踐與象征體系展現了多民族在文化互動中的共生性，此外，該節慶不僅是地方性的年度盛典，更承載著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價值。

“富川上燈炸龍節”與“富川瑤族扎龍技藝”分別于2014年和2020年被列入廣西自治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是富川地區民眾身份認同與文化記憶的重要載體，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也展現了地方民間技藝在長期傳承中的獨特價值。然而，隨著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刻變遷及現代化進程的加速，這兩項非遺在傳承與發展過程中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傳統民俗實踐在現代社會結構重塑、文化傳播方式變革以及城鄉互動模式調整的背景下，如何在保持其文化核心價值的同時，實現有效保護、合理傳承，并推動其適應當代社會需求，成為當前非遺研究與實踐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因此，本部分將圍繞這兩項非遺的發展現狀，探討其在新時代語境下的存續困境，并進一步分析非遺保護與活態傳承的實踐路徑，以期為非遺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上燈炸龍節”作為富川富陽鎮古明城延續六百余年的傳統節慶活動，較其他傳統技藝更具社會影響力和文化認同感。然而，該節慶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曾因社會變遷而一度中斷，直至2014年2月9日（農歷甲午年正月初十），縣政府首次在縣園區廣場舉辦“富川瑤族自治縣瑤族‘上燈炸龍節’龍獅展演活動”，標志著該節慶的復興，并推動其在當代語境下的傳承與發展。作為“上燈炸龍節”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古明城新永街社區毛書記每年均親自率領本街道的龍隊，沿著古街巡游，依次前往各神樓祭拜，以示敬神祈福，隨后，龍隊抵達指定地點參與“炸龍”儀式。在乙巳年正月初十“炸龍”活動正式開始前，縣政府及宣傳部門會召集各街區的社區負責人，共同商討當年的炸龍地點、安全預案及應急措施，以確保活動的有序進行與民眾安全。炸龍地點的選定并非固定，而是根據當年的城市發展情況、環境監管要求及安保措施等因素綜合考量后最終確定。早期炸龍活動主要集中在富川大電影院一帶，后因城市擴建及環保要求，縣政府逐步將活動場地向城外遷移，以減少對城區環境及居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據富陽鎮辦公室范主任介紹，每年的炸龍活動都經過精心籌備，不僅涉及地點安排，還包括活動流程的細化、應急預案的制定以及社區居民的廣泛動員。乙巳年正月初十至正月十五的炸龍現場，不僅古明城的居民踴躍參與，周邊縣城、鄉鎮的民眾也紛紛前來觀賞，隨著“上燈炸龍節”影響力的不斷擴大，外地游客亦慕名而至。現場人潮涌動，鑼鼓喧天，爆竹聲此起彼伏，炸龍活動的獨特之處在于舞龍者需在密集的鞭炮沖擊下靈活舞動龍身，爆竹越密集，龍隊舞動的節奏越高昂，象征著來年風調雨順、家族興旺，“這條龍今年炸的越爛，意味著今年越紅火，百姓的生活也越好”。

“上燈炸龍節”融合民俗節慶與傳統技藝的復合型非物質文化遺產，承載著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并在社區秩序與文化認同的建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現代化、信息化及數智化進程的加速推進，該節慶的可持續傳承面臨諸多新的挑戰，如何在新時代背景下實現非遺的活態保護與創新發展，成為當前“上燈炸龍節”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首先，傳統扎龍技藝的傳承面臨技藝人才斷層的困境；其次，現代城市管理對節慶的空間布局、安全監管等提出更高要求。此外，傳統節慶如何與文旅產業深度融合，實現從單一文化展演向產業化發展的轉型同樣值得關注。古明城的大型實景展演“明城有約”提供了一個具有參考價值的實踐案例，該展演通過非遺展示館、沉浸式場景再現等形式，構建了一種“文化時空”，展演所創造的文化氛圍，既強化了民眾的情感認同，也促進了非遺的傳播與發展，為“上燈炸龍節”探索現代化展示與產業化路徑提供了有益借鑒。

高丙中在研究中國社會的民俗（folklore）時指出，學界往往在時代定位上將“俗”（lore）與“民”（folk）割裂開來，即“民”是生活在當下的，而“俗”則被視為傳統時代的文化。這種認知模式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研究中尤為突出，尤其是在技藝型非遺的存續過程中，技藝傳承人的生存狀況直接影響其延續性。據扎龍技藝傳承人周師傅介紹，過去古明城內幾乎每條街道都有專門扎龍的工匠，然而，由于技藝水平的高低差異，一些匠人作品難以被市場接受，導致技藝逐漸衰微。此外，部分老匠人的相繼離世，使得古明城周邊地區目前僅剩他一人仍在堅持這一傳統手藝。

（圖為周師傅過去所手工制作燈籠）

據調查，過去古明城街道居民在“上燈”儀式中所使用的燈籠多為手工制作，承載著豐富的民俗意涵與傳統工藝價值。如今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市場供需的變化，傳統手工燈籠的制作逐漸式微，手工制作的成本顯著提高，從而削弱了其市場競爭力。在這一背景下，傳統燈籠制作技藝逐步淡出日常節慶活動，僅存的手工藝作品成為歷史文化記憶的載體，周師傅家中仍珍藏著其早年制作的精美燈籠，折射出傳統民俗工藝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軌跡。而扎龍工藝極為繁復，通常從年初開始制作，貫穿全年，完成一整條龍的全部工序大致要一個月以上。近年來，隨著“上燈炸龍節”影響力的擴大，這一技藝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不僅古明城街道仍在延續傳統，周邊縣城及村鎮的節慶活動亦紛紛加入舞龍、炸龍的行列，甚至有湖南地區的人慕名而來定制。

在傳統的扎龍工藝中，制作一條龍需經歷多個繁復且精細的工序。首先需上山選取合適的竹材與木材，經過削制與整形后，將木材制成不同規格的“龍棍”，以支撐龍身的骨架結構。隨后，竹材需劈制成竹篾，并通過火烘烤塑形，以確保其彎曲度符合龍身的動態結構。完成骨架搭建后，會運用綿紙進行裱糊，并以扎結工藝加固，使龍體造型穩固且富有立體感。與其他地區的制作工藝不同，富川“上燈炸龍節”所使用的龍燈采用獨特的“破肚龍”結構，其龍身由十個以上的活動關節組成，并在外部覆蓋整幅布料，使其在舞動時呈現出更為靈活多變、飄逸自如的動態美感。龍頭、龍身、龍珠、龍尾等部件制作完成后，還需根據不同類型的龍進行上色與裝飾。

（圖為周JS師傅為龍頭著色）

值得注意的是，古明城各條街道所使用的龍燈在色彩與紋飾上皆具有各自獨特的傳統特色，因此需依據各街道的龍紋風格進行色彩渲染，并貼上亮片或金箔，以增強視覺效果。此外，龍身外部的整幅布料不僅需要染制特定的色彩，還需手工縫制專屬的裝飾圖案，以彰顯不同街道或者不同地域的文化標識。鑒于扎龍工藝制作過程繁復且耗時巨大，周師傅已難以獨立完成所有環節，因此在技藝實踐中采取了一定的分工協作模式。其本人不再親自上山采集木材與竹料，而是依據制作需求直接購置相應材料。同時，在龍身縫制過程中，他的姐姐協助完成布料的縫合工作。此外，部分中年親屬亦在周師傅的指導下學習扎龍技藝，并在上色、造型等環節提供協助，盡管部分工序實現了分工合作，整體制作流程仍由周師傅主導，其技藝傳承與制作水準依然保持統一性。談及扎龍技藝的傳承問題，周師傅指出，完整掌握一條龍的制作流程極為復雜，涉及扎制、繪畫等多種工藝，因此能夠全面掌握這一技藝者屈指可數。同時，學習扎龍工藝所需投入的時間成本遠遠超過其經濟回報，難以成為年輕人穩定謀生的手段；此外，即便有人具備扎龍能力，由于他自己在該領域享有較高聲譽，其訂單主要來源于熟悉的客戶群體，而非面向廣泛市場。值得一提的是，周師傅有時受邀為中小學生開展授課，將扎龍技藝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涵融入課堂教學；同時，一些小學教師亦會組織學生前往周師傅家中進行現場觀摩和學習，從而促進傳統技藝的傳承與普及。

（圖為已經制作好的龍頭與龍珠）

三、總結

隨著全球化與現代化進程的加速，傳統節慶不僅成為地方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的重要媒介，也逐漸演化為向全球社會展示與宣傳當地文化的公共文化資源。節慶儀式作為社會文化實踐的一部分，既幫助個體與群體在儀式化過程中實現心理與身份認同的過渡，又為日益“網友化”的社群提供線下聚集與情感聯結的契機，使之成為承載共同記憶與強化文化認同的重要載體。然而，傳統節慶在當代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空間重構、社會分化及“儀式感”淡化等多重挑戰。節日的公共文化資源屬性，不僅構成其傳承的文化語境，同時也為其在當代中國公共文化建設中的積極參與提供了深厚基礎。

廣西富川瑤族自治縣古明城的“上燈炸龍節”不僅是富川多民族社會記憶的重要載體，承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同時也是富川人民表達身份認同、價值觀念與深層情感的重要文化實踐。作為一項融合漢族、瑤族以及中原、嶺南地區文化元素的復合型節慶儀式，該節慶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著獨特作用，不僅展現了富川多民族深厚的愛國情懷，也成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核心文化內容。在現代化、信息化及數智化的背景下，“上燈炸龍節”在堅守傳統文化核心要素的同時，也不斷進行創新與發展，使其在當代社會語境下煥發新的生機。唯有在保持儀式核心價值的基礎上，結合現代社會需求，探索文化產業化路徑，使其與文旅融合、公共文化建設及社區治理相結合，才能確保這一延續六百余年的民俗節慶在新時代持續發揮作用，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五好家園”、增強文化認同及推動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做出更大貢獻。

（最佳春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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