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山溝里誤入兩座幾百年的老教堂

如果用城市生活的經驗來看，遇到教堂也沒什么，上海就有許多教堂，北京也是，有一年在北京做采訪，在西城一座老樓里拍誰的故居，結果被一個路人帶去了一片傳教士的墓地……教堂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物。

但地上文物看山西，此行大多是跟中國古建筑、彩塑、壁畫等佛教相關的目的地，忽然接連遇到了兩座幾百年歷史的老教堂，這種感受既出乎意料，又有些好奇。

一處是在新絳，我們原本的計劃是在芮城看完永樂宮以及廣仁王廟之后，去往下一站晉城的路上，沿途順路看幾處古建筑。原打算先去看司馬溫公祠，行至半路發現宋代彩塑的殿不開放，就趕去絳縣太陰寺，可不巧下起了暴雨，撐著傘不一會衣服、鞋子都濕了，相機用著也不方便，興致頓時低了，冒著雨繼續往新絳縣龍興寺，想著早早看完就去晉城，畢竟還有百公里路。

到了新絳縣，往龍興寺的路上忽然見到一座哥特式的教堂，也看不著全貌，只是透過布滿水珠的車窗，在遠處灰蒙蒙的天際線處見到了那兩座高聳的尖塔。為什么會有一座教堂？還是哥特式的？而且又是在這樣一個華北少有游人的縣城里。

山西運城新絳縣，春秋時曾為晉都，北周明帝武成二年設絳州，隋開皇三年州治遷到現址，到如今已經有著1400多年歷史。之前去的龍興寺內，就留有一塊唐代篆體碑，為唐高祖第十一子韓王元嘉的四個兒子李訓、李誼、李撰、李諶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而后宋太祖趙匡胤也曾寓居于此，故恢復“龍興”之名。寺中始建于唐的高塔，才符合古鎮歷史之悠長。這樣一想，那哥特教堂就更令人好奇，忍不住驅車前去一探究竟。

頗費周折地沿著狹隘的巷子往上爬，雨還在下，導航的定位又不是那么準確。無奈，我們只能下車步行尋找。從地圖上看，新絳天主教堂位于新絳縣城正平街中段。下了車確實視野開闊，很容易就找到了天主教堂，比想象中更大，教堂前有一個平臺，恰好成為一個拍攝點，但手機不用廣角鏡頭，還是挺難將教堂整體建筑拍完整。

天主教堂從外觀上看，是典型哥特式建筑，雙鐘樓尖塔、彩色玫瑰窗、透視門。仔細看也能見到一些中式風格，屋頂采用了中國傳統的歇山頂形式，屋頂外面的瓦用的是中國的虎頭筒瓦。恰好不在開放時間，沒法走進教堂內部看，據說教堂內部無梁柱，全靠巨型拱券支撐。

有趣的事，教堂邊上就是一座中國古典式樣的建筑，若在遠處，選合適的角度拍攝，應能把兩座建筑都拍進去，形成一種對比。這邊原是明代靈丘王府，現存門樓、鐘樓、過廳等建筑。雨還在下，沒法細細深入探究，可能邊上的中式建筑就是靈丘王府的遺存。

第二天的晉城之行，也早早看完計劃內的行程，搜尋附近目的地時，發現澤州縣大箕鎮有一處玫瑰圣母堂。相比前一天的新絳縣天主教堂，玫瑰圣母堂更讓人驚奇，相比城鎮中的教堂建筑，玫瑰圣母堂更像一座古代城堡，孤零零矗立在一片荒蕪的山谷中。

驅車臨近才發現，玫瑰圣母堂就是一座古堡，山石壘起高高的寨墻，現存寨墻上依舊有垛墻、藏兵洞、射箭口等軍事設施。從外部無法看見內部的情況?；尹S色的山石、土磚從下至上材料越來越細，亦能讓人直觀感受到土堡經歷歲月拼補斑駁的痕跡。

走進城門是一條狹窄的向上甬道，走出甬道豁然開朗，能見到幾處平房以及一座西班牙式的教堂。我們到玫瑰圣母堂時，還恰好遇到了一個西班牙人在直播，邊上是他的中國太太，據說原來定居在湖北，一路直播到了山西。

從玫瑰圣母堂內的介紹看，1900年義和團運動中，有兩位荷蘭籍神父為了躲避追殺，來到了小寨尋求避難。二人齊念玫瑰經文，同時向圣母許諾：如果能平安度過此劫，將會在這里修建一座圣母堂，以表示對圣母的謝恩。之后兩位神父果然平安無事，二人兌現了承諾，于1902年買下了小寨，建設了一座大教堂。

玫瑰圣母堂相較于新絳縣天主教堂，給人的感受更特別，在這樣一片華北的山坳中，一個山石土墻堆疊而成的土堡中，竟然是一座有著羅曼風格曲線的西班牙教堂，這仿佛就像中國的土壤里長出了一株異域的植物。而外部的寨墻就像一只巨大的繭將教堂、周遭的其他設施連同時光一同封存，形成了一個時空錯亂的空間，各個時期留下的痕跡拼補在一起，給人一種怪誕的感覺。

那昔日埋葬修道士目的的十字架墓碑、那隨處可見的標語性的箴言頌詞，無論是漢字或是西班牙語、拉丁文、那華洋混雜的建筑本身——西班牙式教堂邊上卻是中式重檐歇山頂，而底下又連接著一道拱券、甚至是植物，玫瑰園中巨大的玫瑰與華北本土的樹植……這里的一切不再是明確可指認的。

其實不止這兩座教堂，在山西天主教堂并不少，如屯留郭村瑪爾定堂、襄汾縣黃崖天主堂、屯留跑馬嶺天主堂等等。

近代，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已經如此深入了嗎？

這些疑問當時并沒有得到解答，卻像一顆種子埋在了意識中，總有發芽的一天。差不多一個月后，當我在閱讀葛兆光的書時，讀到他曾寫過序的一本書《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

《傳教士的詛咒》的作者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這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在2021年出版。沈艾娣是牛津大學博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學，現為牛津大學教授。中國華北鄉村、地方宗教與社會、清末以降的社會文化等是沈艾娣研究的方向，她曾有一本《夢醒子》，就是以19世紀、20世紀之交的一位山西紳士劉大鵬的日記為核心資料，描繪出其人作為儒者、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的不同身份狀態下的人生景況，折射出清末民初中國社會、中國知識群體的轉型之痛。

而《傳教士的詛咒》的起點實則和《夢醒子》有關，她在翻閱劉大鵬的日記時，發現劉大鵬多次提到了一個叫做洞兒溝村的基督徒，她便對這個村子產生了興趣。洞兒溝在太原晉源區姚村西南，她欣然前往，很快就感受到這個地方的不同，當地村民們對自己村莊的歷史相當的關注和著迷，迫切地想要向她訴說這個村子的過往。之后，也是無意間，沈艾娣又在歐洲檔案館內發現了一批檔案文獻，來自于“羅馬萬民福音部”的檔案，其中收藏了幾百年來海外傳教士寄回羅馬的信件，其中也包含大量與洞兒溝村相關的史料，涵蓋這個村莊三百年的豐富歷史。

這樣一個小山村竟與遠在天邊的羅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又進一步激發了她研究的興趣，她開始正式對洞兒溝村的研究，頻繁去當地采訪，搜集眾多與基督教有關的民間故事，最后成書分為七章，每章以當地的一個故事貫穿始終，敘述該村從清初到二十一世紀初基督信仰的變化。

但是這本書大陸沒有引進出版，而網上也找不到電子版，我只能找到一個試讀的版本，可以閱讀大約60頁的內容，包括序章及前兩章。序章中的故事就比較有趣，其中一則說中國教士過世后，只能埋在洋人傳教士腳的方位，有個中國教士不滿洋人如此不公，只身前往羅馬向教皇申訴，到了之后他就下跪攔路，向教皇喊冤，最終獲得了公正的判決。

這個故事聽上去頗有攔轎向清官或告御狀的風范，很容易讓人誤以為是一種故事改造，用中國常見的故事套路編出新的故事。但從羅馬檔案的信件中竟然可以找到該事件的真實記錄。原來這個去羅馬投訴的中國教士名叫王若瑟（Josephus Van，中文名字王廷榮，他寫給教皇的信件收錄在1873年的檔案中。

而“傳教士的詛咒”的故事，說的是當傳教士法濟尼被調離洞兒溝村時，他想帶走村中的露德圣母像，但這個舉動遭到了當地村民的極力阻撓，法濟尼于是祈求圣母連降七年災荒來懲罰村民。而為了解除詛咒，村民造了一座圣母堂。

首批中國籍主教（從左至右：海門主教朱開敏、臺州主教胡若山、汾陽主教陳國砥、宣化主教趙懷義、蒲圻主教成和德、安國主教孫德楨）

沈艾娣在研究中發現，山西基督教的傳入，和晉商有很大關系，晉商通過供奉地域分布較廣的神祇，以建立更為有效的貿易聯系，形成更緊密的群體，如關帝、媽祖之類的中國神祇和佛教的一些神，都比較合適，而當時天主教是他們的選擇之一。晉商在北京接受洗禮，非常期盼能邀請傳教士探訪他們所屬家族。其中一個名叫段袞的有錢人，來自晉南富庶的絳州附近的一個村子，他回家后勸說他的家庭成員都加入宗教。

利瑪竇和徐光啟

在沈艾娣的書中，還提到了段袞的朋友中，有另一個絳州商人的幾個兒子，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是最開始對傳教士的數學、彈道知識和新引入的西式槍炮所吸引。這不禁讓人想到了山西絳州鄉試解元韓霖，他在京為官時，與徐光啟相交并領洗入教，徐光啟不就是出生于上海的名人之一么，也是明朝時有名的天主教徒，與李之藻、楊廷筠三人被稱作是中國天主教的“三大柱石”。

Giulio Aleni 艾儒略

當時，恰好一位叫做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的傳教士要跟隨一位圣名伯多祿者去陜西做官赴任。艾儒略原本目標是尋找可以釀彌撒用酒的葡萄，因為中國人不喝葡萄酒，而從歐洲把瓶裝酒運來花費太巨大。但是山西是種葡萄的，他于是動身去山西，韓霖與段袞就邀請他到絳州傳教，并為他們的家族18人授洗，其中有韓霖之兄韓云、弟韓霞、段袞之弟段襲。天主教由此傳入山西。當時是明朝萬歷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新絳這個小縣城成為了山西最早傳入天主教的地方。

艾儒略在山西并沒有找到他想要的葡萄，沒呆多久就走了，但此行也啟發了絳州的教徒們想辦法提供一個住處，甚至提出派駐教士的需求。被派來的傳教士叫高一志（Alfonso Vagnone），這個人曾經在南京惹過麻煩，被捕過，也受過笞刑，還被驅逐出境。但他換了個中文名字，又偷偷回來了。他在絳州傳教相當活躍，大力布教，到崇禎三年（1630），絳州教友已激增至2000余人。他還與張賡合著《圣教信證》，這是我國第一部記述天主教傳教士傳略與著作的書。

當然，布教也是和當地世俗化生活混雜在一起的，形成了許多比較“有趣”的現象，比如說基督徒一起唱誦祈禱詞的方式，據說就是從佛教徒那里學來的。某位法國耶穌會士到山西時，盛贊當地聚在一起早晚禱告的人，分成兩個唱詩班非常投入地唱歌，雖然他們不知道圣詠或歐洲音樂，不過所有的歌調很合適，唱得甚至比歐洲許多群體都要好。而批評者則認為，這些人拿著很像佛經的手抄小冊祈禱書參加喪禮，還模仿和尚的音調唱祈禱詞。

“羅馬人民的保護者”類型圣母子像摹本 意大利羅馬圣安德烈教堂藏

《唐寅款中國圣母圖》軸

還有圖像，特別是瑪麗亞的圖像，傳教士無疑會將羅馬教堂中瑪麗亞的畫像副本帶來中國，但經過中國畫匠之手復制重繪，畫中抱著圣嬰的圣母形象，很難不被認為是“送子觀音”。這樣的例子并不少，在日本福岡基督教傳教時期，也出現了“瑪利亞觀音像”，據傳是幕府禁教時，有個神父夢見了觀世音菩薩告訴他可以把瑪利亞的塑像雕塑得很像觀世音菩薩，祈禱時，就當作瑪利亞，如果被懷疑而必須對著圣像踐踏時，則以其為觀音菩薩。在東京博物館里還專門有一個展廳展示這些造像。同樣，大天使圣米凱爾（St. Michael the Archangel)的形象，也被混同為佛教護法神將韋陀尊者。

除此之外，高一志還興建不少教堂，據臺灣的黃一農先生考證，在他的《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書中寫道：“在天啟七年(1627)，絳州還籌蓋了全中國第一座由教徒捐建的天主堂。”

這就是我們此行在新絳縣看到的那座哥特式的天主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