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堅守本心的每一步都有價值

提到“海燕”，我們總會想起高爾基筆下那個橫空出世的勇者。

它是黑色的閃電，是暴風雨的信使，在烏云和巨浪之間高傲地飛翔，高喊著：“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

那是一只屬于神話與革命的“海燕”。

然而，在現實的經緯中，在日復一日的平凡生活中，我們大多數人要面對的“暴風雨”究竟是什么？

在作家姚鄂梅的最新長篇小說《海燕》中，我們遇見了另一只“海燕”——林海燕。跟隨作者姚鄂梅，與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院教授曹霞，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當代》雜志主編徐晨亮的談話，一同走進這位被困在“庸常”之種種問題中的普通縣城女性，理解她掙扎著開辟出來的人生道路，如何觸動、也召喚著千千萬萬個同她一般的“海燕”。

“一只貼地飛行的海燕”

徐晨亮：今天聚焦姚鄂梅長篇新作《海燕》，這部作品2024年在《當代》雜志第一期重磅推出，獲評《當代》2024年度文學拉力賽年度長篇，如今單行本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雜志刊發時書名為《不會飛的海燕》，單行本改為《海燕》，不管是《不會飛的海燕》還是《海燕》，其實這部小說的標題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高爾基的那個經典作品，把海燕形容為驕傲的精靈在浪尖上翱翔，沖著暴風雨呼喊“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我相信這是幾代國人共同的記憶。《海燕》這樣一個名字和高爾基的《海燕》的關系是什么？還有，《海燕》也是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林海燕的名字，我們先從名字說起，請姚鄂梅老師聊一聊這部小說的構思。

姚鄂梅：現實中很多人叫海燕，男性也有。現實主義小說難以直面龐大生活，我習慣從身邊小人物、小事情切入。我想寫一組被忽視的女性形象，《海燕》是其中之一，她輕微社恐、不追成功卻常遇失敗，但是她從不言棄，并不是說自暴自棄，是普通人的常態，希望引發更多共情。

徐晨亮：其實這個海燕是我們可能都熟悉的千千萬萬個可能同樣叫海燕，或者她不叫海燕，但是和海燕有一樣的性格、有一樣的遭遇的小人物的化身。小說封底摘句“我的聲音從來沒有人愿意聽，聽到了也不想理睬”，恰是文學的意義——聚焦那些擦肩而過卻未被關注的普通人，他們的人生同樣有驚心動魄之處。曹老師，您關注姚鄂梅創作多年，讀《海燕》最初有何感受？

曹霞：兩位老師剛才都說到書名，我也注意到原來叫《不會飛的海燕》，從《不會飛的海燕》到《海燕》，我想很多讀者朋友看到這個書名也會和我們有一樣的感受，就是高爾基的《海燕》。少兒時代對高爾基的《海燕》非常熟悉，我們都曾經能夠背誦，而且背的時候充滿了感情和激情。也就是說在我們的印象當中，海燕是一個象征、一個意象，它是勇敢的、驕傲的，它在翱翔。姚老師給小說的人物起名叫海燕，可是我們通過小說也看到了這是一個很普通很平凡的，我們千千萬萬的人，好像跟我們以前說的高爾基的海燕精神不完全一樣。可是我就在想，這就是我們的現實、這就是我們的人生，不是說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海燕都在驕傲地翱翔，我覺得有更多的海燕是很平凡的在生活。也許連展翅高飛的機會都不會有，可是依然是我們普通人世間非常可貴的一種存在。

徐晨亮：海燕的哥哥叫海鷹，這個名字背后其實也包含了很多長輩父母給他們人生的不同規劃和設計。海鷹，就是希望他能飛多高就飛多高，哥哥被寄予厚望考上北大，他確實也上了北大，妹妹卻未被期待高飛，這種設定是何考量？

姚鄂梅：中國很多家庭存在類似叢林法則的不公，沒有任何道理可講，也沒有人會來審判，也沒有人會替你主張公義，就是這樣一個不公平的存在，家庭暴力，各種各樣的暴力，語言暴力，甚至是歧視性的對待。重男輕女觀念下，哥哥的優秀帶來更多榮耀，海燕從小被壓制，性格里埋下要強卻始終難以超越哥哥的基因。這是上世紀70年代多子女家庭的常態，我自己也成長于這樣的家庭，確實有很多不公平的存在，大人有權分配資源和愛，文學創作中便自然延續了這種真實設定。

徐晨亮：小說主體情節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主人公出生于70年代，恰逢計劃生育政策執行前，多子女家庭的隱形權利關系在海燕身上體現明顯——衣食住行看似平等，實則背負著無形枷鎖。姚老師從湖北縣城走到上海，選擇縣城作為海燕的成長舞臺，有何考慮？

姚鄂梅：縣城是關鍵的分水嶺，底層家庭的孩子把走到縣城當作階段性目標，資質或資源更好的家庭則會把孩子往外送。縣城的孩子天生多些焦慮，既想往外走，又怕跌落，“往外走”是他們重要的人生夢想。哥哥海鷹的離開被全家和母校視作榮耀，海燕選擇丈夫，也只因他與哥哥來自同一學校，可見縣城人對“走出去”的執念之深。

徐晨亮：曹老師，從時代和空間維度看，海燕是70后女性，經歷80—90年代歷史變革，一生未脫離縣城輻射范圍，您如何看待這樣的成長背景？

曹霞：縣城敘事是當代文學的重要脈絡，沈從文《邊城》、師陀《果園城記》都是典型。每一代作家要寫的一定是和他的生活、他所經歷的時代是相關的。我想姚老師選擇縣城這樣一個空間，一方面是跟姚老師自身的生活經驗還是有一點相關性。我看過周其仁先生的一本書《城鄉中國》，它是沿著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來寫的，里面提到了一個細節，1984年允許農民自帶糧食到縣城、大城市找工作的政策，深刻影響了人口遷徙和階層流動，縣城成為鄉村到城市的中間環節。它不像鄉村靠土地謀生，卻有類鄉村的熟人社會特征，也是大城市的微縮版。姚老師選擇縣城，既源于自身生活經驗，也因這里能精準呈現時代轉型中普通人的掙扎與堅守。所以我覺得縣城這個空間非常特別，我也在想這可能是姚老師讓她的女主人公在這里出生、成長、生活，度過漫長而平凡的一生，可能也是有她的這樣一個傾向。

徐晨亮：海燕的成長中，一方面被家庭和環境塑造，另一方面又始終與環境格格不入，上學時與同學有摩擦，職場中堅持自我卻遭異樣目光。姚老師是如何通過細節塑造這種“格格不入”的人格？

姚鄂梅：我刻意設計了很多細節，因為細節最有說服力。海燕太過認真，不像別人那樣和稀泥、入鄉隨俗。她從小想追趕哥哥卻始終不及，未達成的目標讓她對一切都格外較真。單位里同事打麻將，她意識到這是拉近關系的機會，卻把娛樂當成任務般認真對待，反而引人發笑；工作之余堅持學習，在大家都熱衷無用社交的氛圍里，她的勤奮顯得格格不入。生活中人們本能排斥異己，認同“合群即正確”的荒唐邏輯，而海燕堅持自我的選擇，雖不被認可，卻恰恰是對生活本真的堅守。

徐晨亮：小說中“小臺燈”的細節很有意思——海燕想多學一點、多掌控一點時間，卻因在房間學習被舉報投訴。有評論家提到，這與《平凡的世界》中孫少平的奮進細節相似，但時代不同，奮斗的意義似乎也發生了變化，您創作時是否有意識到這種差異？

姚鄂梅：海燕最初的動力是好勝心，后來更多是渴望被關注。新人入職的關注窗口期很短，錯過就很難進入核心圈子。她追求同學的方式簡單直接，直接跑到對方家里，反而遭人反感，這也反映出很多底層家庭不重視孩子的社交教育，全靠孩子自己摸索。與孫少平時代不同，海燕的奮斗不再是“努力就能改變命運”的單向奔赴，更多是在困境中對自我價值的堅守。

徐晨亮：是，海燕那一代人的情感教育大多是缺失的，如何與人相處、如何適應環境、如何面對成敗，都要靠自己摸索，這也讓她的成長之路布滿荊棘。曹老師，您讀海燕的經歷時，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細節？

曹霞：海燕的成長像在黑暗中摸索前行，運氣好的人或許能走出困境，運氣差的可能永遠深陷泥沼。她的可貴之處在于，作為成長小說的主人公，時間雖改變了她的生活軌跡，卻從未改變她的真、單純與執拗。她不愿為了融入世界而改變本性，即便經歷諸多挫折，本心始終未變。姚老師很仁慈，給了她不錯的結局——憑借愛學習獲得職場上升的階梯，這既是對她堅守的回饋，也讓故事多了一絲溫暖。

姚鄂梅：一點點光明。

“女性的心靈成長史“”

徐晨亮：姚老師的創作常被形容為“手術刀般犀利”，冷靜甚至冷酷地書寫命運的跌宕，但《舊姑娘》等作品又飽含動人情感，您如何定位自己的創作風格？

姚鄂梅：有人說我的故事苦難太多，風格犀利，我想這或許與我的性格有關。我從小到大很乖，沒經歷過叛逆期，工作后也格外服管，但叛逆心總要有發泄的出口，或許便都傾注到了作品中。我的青春期延遲到20多歲，創作成為了叛逆情緒的載體，在文字中得以釋放對現實的觀察與思考。

徐晨亮：您19歲參加工作，據說當時工作格外勤懇，甚至通宵加班到抽搐，也是在那個階段開始偷偷寫小說？

姚鄂梅：真是這樣的，我19歲參加工作，加班對我而言是“榮幸”，毫無怨言。從紙質辦公到電子化升級，我是最早使用打字機和電腦的人，即便不是自己部門的工作，也會被借去加班。有一次通宵加班后，躺上床就因過度勞累抽搐痛醒，現在想來仍覺得不可思議。也正是在這樣的工作間隙，我開始偷偷寫小說，將內心的情緒與觀察訴諸文字。

徐晨亮：海燕這個形象是否融入了您自己的人生經驗？

姚鄂梅：這個界限已經不清楚了，我可能把自己打成碎片融進去了，也可能是把別人的碎片融進去了，總之肯定有我們的體驗，但絕對不是說這個是他，那個是我，已經打散了。過去我看到的生活就已經融進了我的血液里面，它是固體的進到我的血液里，但是流出來的是液體的。

徐晨亮：小說中男性人物小潘很有特點，曹老師怎么看這個角色？

曹霞：小說用宋體和楷體兩種字體，對應第三人稱全知敘事和小潘相關的第一人稱敘事。小潘是海燕的鄰居，從小一起長大，海燕會智慧地給挨打挨餓的他送吃的，而小潘的情感中心自始至終都是海燕，只是從未表白。在我看來，小潘更是海燕品格的鏡像——周圍人或許不喜歡海燕的格格不入，但小潘全然接受、認同她，這種純粹的接納，恰恰反襯出世俗對“異己”的排斥，也讓海燕的堅守更具意義。

姚鄂梅：曹老師的解讀讓我豁然開朗。小潘家境不如海燕，成長過程中也相對弱勢，卻從小就懂得保護海燕，比如她腳受傷時，哥哥呼朋引伴離開，是小潘留下來用艾蒿葉嚼碎敷傷口，即便還敷錯了地方，這個細節也有現實依據。小潘的家庭很不幸，他把海燕放在心里，卻深知兩人的差距，后來內心崩塌后，他通過一件無意中犯下的錯事，既實現了不動聲色的恕罪，也給海燕創造了機會，最終完成了自我完善。

徐晨亮：這種人物關系很特別，顛覆了傳統作品中女性扮演癡戀者的設定，小潘的付出與犧牲，既是對海燕的守護，也是自我救贖，成為小說后半段的重要轉折。姚老師的作品中常帶有懸疑感，比如《海燕》中小潘父親失蹤的謎團，這是刻意的敘事策略嗎？

姚鄂梅：這是下意識的行為，生活中本就充斥著很多“無頭案”。我小時候見過外鄉人莫名來到鄰居家生活，聲稱撿到寫有鄰居孫女名字“嫦娥”的手帕，便認定是緣分，就此扎根，連我一個孩子都覺得荒唐。我從不覺得作品中的這些情節是懸疑，而是生活本身的樣子——平凡日常中本就夾雜著突兀與意外，這些意外里藏著個人的小狡猾與生存智慧，后來讀《百年孤獨》，也覺得書中的荒誕與我經歷過的生活異曲同工。

曹霞：之前讀《家庭生活》也感受到類似的懸疑因素，小潘父親失蹤的謎底揭開時，確實有戲劇性效果。近年新東北文學中，班宇、雙雪濤等作家也常用懸疑敘事，姚老師的運用更顯自然，完全融入日常敘事，不刻意制造沖突。

徐晨亮：家庭關系是您創作中持續關注的主題，《海燕》中親子關系、婚姻關系的呈現很獨特，曹老師怎么看？

曹霞：《家庭生活》中有句話“一個人長成什么形狀好像是由家庭決定的”，家庭就像容器，塑造著人的性格。海燕的性格受父母偏心影響，小潘的悲劇則源于父親的強勢和母親隱藏的秘密——她守住了可怕的秘密，卻給小潘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這讓我想到魏微的《煙霞里》，60后、70后作家在描寫代際關系時，都體現出家庭對人性格塑造的巨大力量，子女往往在逃離或反抗父母的期望中成長。

徐晨亮：海燕的丈夫是個很復雜的形象，北大畢業卻教不參加高考的政治，后來考研去了私立學校，不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甚至有些自我中心，您設計這個人物的初衷是什么？

姚鄂梅：他就是個普通人，沒有多少魅力，甚至不如小潘有信念。這樣的人在現實中太多了，有不錯的起點，卻缺乏持續向上的動力。我沒有把他作為主要人物，因為他但凡有一點魅力和能力，海燕的人生或許會是另一種樣子，而正是他的平庸與自私，更凸顯了海燕在婚姻中的孤獨與堅守。

徐晨亮：今天活動的核心主題是“女性心靈成長史”，海燕身上是否體現了您觀察到的女性普遍性特征？

姚鄂梅：我一直在為女性寫作，雖然也寫過男性，但不算成功。寫女性時，總會投射自己對女性的看法——我為自己是女性感到驕傲，也覺得寫作對女性尤其有益，能讓人更愛生活、愛自己，獲得生活的平衡感。寫作沒有門檻，我沒有科班中文教育背景，從20多歲開始利用業余時間寫作，一點點積累至今。我常鼓勵身邊的女性朋友嘗試寫作，素人寫作往往有職業寫作者缺乏的激情，持續堅持不僅能提升生活品質，更能讓人在文字中找到內心的平靜。

徐晨亮：您提到的“平衡感”具體是什么意思？

姚鄂梅：平衡感就是不用統一的標尺衡量生活。有個小故事給我啟發：一個女孩試衣服時糾結自己屁股大，朋友安慰她“屁股是你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不被世俗標準綁架的心態，就是平衡感。走進文學的女性，會對生活多一種理解和判斷，不再被單一的“成功”“優秀”標準束縛，能在平凡中找到自洽的生活方式。

徐晨亮：海燕最終獲得這種平衡感了嗎？

姚鄂梅：她一定獲得了某種平衡。別人看來她的生活一塌糊涂——從縣城支行總行機關調到辦事處，但她有空就給哥哥寫信，在文字中凈化思想、卸下情感包袱，這其實是一種隱性的文學表達；她后來也意識到小潘對自己的看重，這份被認可的感覺，也讓她在失衡的生活中找到了支點。

徐晨亮：文學能打破年齡、職業、性別等諸多差異，我作為男性編輯，也能共情海燕遭遇的隱形不公與堅守自我的勇氣。她既不是被欺辱的弱者，也不是掌控人生的“大女主”，這種復雜的女性形象，在文學評價體系中并不常見。曹老師，從女性心靈成長史的角度，您如何看待《海燕》？

曹霞：海燕的形象很特別，她拙于口頭表達，卻有一雙善于觀察世界的大眼睛；沉默寡言，卻通過寫信、摘抄等文字方式與世界溝通，這本身就是一種平衡——用自己的方式彌補表達的短板。更難得的是，她的性格始終保持著一種“硬度”，從未為了融入世界而妥協、隨波逐流，這種不被異化的堅守，在女性小說中尤為珍貴。她的性格難以用單一標準界定，層次豐富而真實，讓人看到女性成長的另一種可能。

徐晨亮：您會續寫這類人物嗎？

姚鄂梅：不會了。這個性格讓她吃了太多苦頭，不想再讓類似的人物經歷苦難。寫作時，人物會慢慢變得清晰、有生命，當她在我面前“站立”起來，我就再也不想讓她重復這樣的掙扎了。

徐晨亮：您起心動念寫一部小說，通常是因為人物、情節還是某個意象？

姚鄂梅：最初是因為喜歡詩歌，被幾句動心的句子觸發，后來更多是因為某個人、某個情節甚至一點八卦，慢慢積累細節，讓故事自然生長。寫長篇需要攢足20個以上的小細節，我會把這些細節記在備忘錄里，中篇則靠腦子記，《海燕》中給哥哥寫信的情節就是即興而為，覺得故事需要這樣一個情感出口。

徐晨亮：寫信是您那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吧？

姚鄂梅：確實，我年輕的時候常和同學、朋友通信，每周從傳達室收到信的感覺非常幸福。有些人的書法很好，小楷工整，還有人會模仿名家筆跡，那些文字里的真誠與牽掛，是現在的即時通訊無法替代的。寫信也是一種寫作訓練，潛移默化中提升了表達能力。

徐晨亮：小說結尾，海燕在命運翻轉后寫下“哥，我的努力終于被看到了”，此時她已不在乎哥哥是否回信，寫信成為自我鼓勵的方式，這是不是一種心靈的成長？

姚鄂梅：對，她就是寫給自己的。哥哥對她一直很冷漠，從未回過信，但寫信的過程讓她得以抒發情感、靠近目標，到最后，這份書寫已經與他人無關，成為自我救贖與成長的見證。

“讓文學喚起現實的共鳴”

徐晨亮：《海燕》是您的第11部長篇，為什么對長篇情有獨鐘？

姚鄂梅：我的長篇都不算長，大概15萬字左右，但足夠完整地寫一個人，展現其命運感，中篇只能呈現人生的一個截面。我喜歡通過長篇小說，跟隨人物走過漫長的人生歷程，捕捉那些藏在日常中的命運轉折與人性堅守。

徐晨亮：《家庭生活》在網絡平臺收獲眾多年輕讀者好評，您是否有預期的讀者群體？

姚鄂梅：真的沒想過，每個讀我小說的人我都很感激。沒想到會有年輕讀者喜歡，我的孩子現在還不看我的作品，或許過幾年，等他有了一定的人生閱歷，會慢慢理解書中的故事。

徐晨亮：曹老師在高校任教，您的00后學生對當代文學的解讀，有沒有讓您感到意外的地方？

曹霞：我要求研究生和博士定期寫文學評論，把讀完后的第一感受轉化為學術表達。學生學業壓力大，我會通過讀書會指定他們讀一些人文社科書籍和小說，比如東君《無雨燒茶》、艾瑪《觀相山》。他們的讀書筆記很真誠，但很難有特別出挑的觀點，畢竟文學評論與人生閱歷密切相關，閱歷不夠很難寫得深刻。我鼓勵他們多閱讀、多寫作，不追求深度，先保持閱讀習慣，給他們足夠的成長空間和包容度。

徐晨亮：您覺得文學教育的核心是什么？

曹霞：文學教育的初心是情感教育，是讓讀者通過文本與他人的心靈、命運產生共鳴，而不是單純的知識傳遞。現在很多教育過于追求分數，反而忽略了文學最珍貴的價值——它無法轉化為硬性知識點，卻能滋養心靈、豐富情感。我希望學生能回到文本，認真閱讀，在文字中獲得獨特的生命體驗。

徐晨亮：姚老師，您覺得展現困境是小說創作的目的嗎？

姚鄂梅：我讀喜歡的小說時，會情不自禁地想模仿其中的生活方式，包括飲食、穿著、與人相處的方式。如果我的小說能勾起讀者這樣的想法，讓他們產生認同，我覺得就算成功了。展現困境不是目的，呈現困境中的選擇與堅守，讓讀者在虛構的故事中找到現實的共鳴，才是創作的初衷。

徐晨亮：《少年前傳》聚焦當下“雞娃”現象，《海燕》帶有年代感，您是有意切換創作題材嗎？

姚鄂梅：沒有大的規劃，除了想寫一系列女性為主角的故事，其他都是隨機的，看這段時間哪種情緒、哪個想法更強烈，就先寫哪個，像氣泡一樣，哪個最大就先抓住哪個。

徐晨亮：您會關注評論家對女性創作和女性議題的學理性討論嗎？

姚鄂梅：不會，我覺得寫作是天然的，沒有刻意遵循什么邏輯，也不需要被理論框架束縛，只是順著內心的感受和對現實的觀察去寫，女性的故事本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寫下去。

徐晨亮：現在大家都離不開手機，您作為創作者，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姚鄂梅：我現在很討厭帶手機，刷手機會占據大腦，讓人沒有放空的時間，無法進行深度思考。以前看手機少的時候，腦子里會冒出很多想法，現在大腦被各種信息填滿，根本沒有喘息的空間。很多哲學家、思想家喜歡散步，就是通過身體運動刺激大腦思考，而持續被手機占據注意力，任何深度思考都無法進行。我現在在慢慢戒手機，一天不看微信都會覺得很驕傲。

曹霞：這種現象是抵擋不了的，姚老師作為作家有自省意識，但生活中大部分人可能就這樣被手機消耗掉時間。學生們一記事就面臨視頻世界，他們或許覺得文字已經過時了，你跟他們說少刷短視頻、多看經典，其實沒什么用。

姚鄂梅：其實刷一天手機也不會多獲得多少信息，三天不刷也不會漏掉關鍵內容，時間就這樣被無意義地吞噬了，實在可惜。

徐晨亮：您的創作有固定時間段嗎？《海燕》的初稿用了多久？

姚鄂梅：沒有固定時間段，寫作就像吃飯一樣有定量，處于創作中時，一天會寫幾個小時。《海燕》初稿大概用了四五個月，我至少要修改三遍才會拿出來，衡量標準是自己能喜歡上里面的某個人物，清楚他的性格和經歷，覺得這個人物“活”了過來。

徐晨亮：作為編輯，讀完《海燕》最大的感受是，小說幫我們“認出”了那些擦肩而過卻從未關注的人。文學作為生命教育或情感教育，能喚醒我們自身的體驗，與作品產生共振。曹老師會把這本書推薦給00后學生嗎？

曹霞：會的，我的學生都是00后，他們可能對小說中的一些場面感到陌生，但我會告訴他們，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真實經歷過的、用生命丈量過的經驗。閱讀的寶貴之處在于，只有進入文本才能獲得獨特的體驗，我希望他們能感受到這種與不同生命對話的幸福。

“假如游不到海水變藍”

徐晨亮：《當代》給《海燕》的授獎詞提到“在海燕身上能看到一種來自大地上的人的生之尊嚴”，這種尊嚴不是外界賦予的，而是她在摸爬滾打中摸索出來的，在一次次嘗試、挫敗與堅守中自然流露。最后，姚老師對這部作品還有什么想跟讀者分享的？

姚鄂梅：《海燕》是我的第11部長篇，我現在已經在構思下一部了，但依然記得寫《海燕》時被其中一些小細節打動。希望大家能在小說里找到自己喜歡的細節，就算整本書不能全部喜歡，有一些能反復閱讀、引發共鳴的片段，我就很幸福了。

曹霞：這部小說寫出了女性的困境與成長，海燕用自己的“真”應對世界，卻屢屢受挫——她的理想是上北大，可身邊與北大相關的人都帶給她打擊，這既荒誕又真實。社會對女性有“應然”的期待，但每個人的原生家庭、資源和能力不同，實際能達到的是“實然”狀態，人的價值就在于從實然狀態不斷向應然狀態奔赴。作為讀者，能與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產生心靈和情感的共鳴，就是非常幸福的時刻，特別感謝姚老師用文字為我們呈現了這樣一段真實的生命歷程。

徐晨亮：“游到海水變藍”是普遍期許，但現實中大多數人都面臨各種桎梏，難以抵達理想的高度。《海燕》的故事回應了“假如游不到海水變藍”的問題——即便未能抵達遠方，即便始終平凡，堅守本心的每一步都有其價值。感謝曹霞老師，祝賀姚鄂梅老師，也感謝收看直播的讀者朋友們，期待大家繼續關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新書和直播活動，我們下次再會。

姚鄂梅 | 《海燕》| 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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