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閉癥男孩大理走失遇難一周年，母親首次踏足遇難地：帶了他喜歡的奧利奧和可樂

VOL 3921

一年前的今天，來自北京的8歲自閉癥男孩王一凱在大理走失后遇難。

2025年8月13日下午5點，大理當地的資深驢友Fox帶領的一支隊伍，在王一凱走失點附近的清碧溪北側的山澗中找到了他，已無生命體征。官方通報為“飲食、飲水嚴重不足的基礎上，因環境低溫導致低溫性休克死亡。”

幾天前的8月9日，王一凱跟隨“明日之光”組織的獨立營隊伍進入大理蒼山。隊伍由7名兒童和4名老師組成，在途經被稱為“菌子坡”的一片小徑分叉的地段時，老師清點人數時，發現王一凱走失。

老師先自行尋找，直到下午才報警。按最后一次見到孩子的時間計算，正式報警距離失聯已接近3小時。此后，公安、消防、森林消防、應急、山地救援隊以及大量民間志愿者進入蒼山搜索。數千人連續5天幾乎踏遍了走失點周圍所有的山地，但一無所獲，直到Fox發現王一凱。

搜救結束后，王一凱父母踏上了漫長的維權路，先后經歷了撤案、申請立案監督和重新立案。2026年7月14日，公安機關將翟某某、楊某、張某某等人涉嫌過失致人死亡案移送大理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截至8月13日，案件仍處于審查起訴階段。

事件的另一個核心當事方“明日之光”，于2026年5月27日注銷了“大理市灣橋鎮破壁家政服務部（個體工商戶）”，項目的核心人物“太傻天叔”，在云峰村的原址開起了“釀造研習社”。

2026年7月，王一凱生日前后，一凱爸媽再次回到大理，去了發現王一凱的地方，也去了他曾住過的房子和云峰村。一凱爸爸沒有走進現在已經是“釀造研習社”的“明日之光”原址，媽媽說，“他一靠近便覺得渾身發軟”。

回到北京后，一凱媽媽的心被今年8月貴州凱里發生的“文浩走失事件”牽動。相似的時間節點、年齡相近的孩子、相鄰的云貴山區，一切都讓她“強烈地想起自己的孩子”。

文浩爸爸和志愿者在往上擴散尋人信息時，她真誠地為文浩祈禱，希望盡快找到。三天后，當文浩被平安找到時，她連續說了幾次“好羨慕”，然后說：“如果一凱當時也能這樣被找到就好了。”

采訪 | Zoey,Kido,Nicole

統籌 | 編輯 | Jarvis

圖 | Susan,救援志愿者

版式 | Jasineo

“時隔一年，終于有勇氣來到一凱離開的山澗”

2026年8月4日下午，距離貴州凱里4歲的自閉癥男孩文浩走失已經快80個小時，緊張和失望的情緒在貴州當地的救援者心中蔓延。

一凱媽媽也在緊張的關注這個走失的男孩，當晚七點左右，她還在尋找文浩的報道后面跟帖，“平安歸來”。

就在她發完這條評論后，貴州當地的搜救志愿者“小袁哥”通過熱成像無人機發現文浩的消息，也開始在互聯網傳播，“人還活著”。

隨后，當地媒體直播了文浩被救援下山并被送往醫院的過程。知道文浩被平安找到后，一凱媽媽連續說了好幾個“好羨慕啊！”然后心情很快陷入低落。

當晚，她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個帖子，“貴州凱里的自閉癥男童找到了，找到的時候看起來狀態還可以，真羨慕啊，如果一凱也那么幸運就好了，可惜一凱當時處在接連下雨環境惡劣的山澗中，一凱，好想你啊！”

接受大米和小米訪問時，她提到了這個帖子下的一條留言，說“（文浩）是被一凱保佑了”，一凱媽媽表示，“我真的希望是這樣。那天晚上心里異常難受，非常想念一凱。”

她表示，如果一凱當時也能像文浩一樣被找到就好了。“一凱真的堅持了很長時間，如果我們能再早一點找到他，可能他還能生還。真的有太多遺憾。”

8月11日，一凱媽媽發布視頻，說終于鼓起勇氣去最后發現一凱的地方，視頻末尾，一凱媽媽痛哭失聲：“你當時在這是什么樣的心情啊！”

一年過去，一凱媽媽一頭青絲里多了很多白發，事件的處理和追責更是一波三折，但夫婦倆一直在努力為一凱的事情討一個正式的說法，更是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能杜絕類似王一凱走失的悲劇。

2025年10月24日，大理市公安局將《撤銷案件決定書》發送給一凱爸媽，撤銷了此前事發后的刑事立案，案件進入民事訴訟和賠償階段，之后大理市市場監管部門對相關經營主體處以罰款并吊銷營業執照。

幾個月后，事情發生了反轉。2026年4月，一凱爸媽向檢察機關申請刑事立案監督并獲受理。5月8日，代理律師徐秦表示，“今天到大理市公安局遞交控告材料，辦案人員耐心聽取了初步意見，最后受理了新罪名的控告（重大責任事故罪），并表示七天之后給正式回復。”

7月14日，大理市公安局出具《移送審查起訴告知書》，證實“翟某某、楊某、張某某等人過失致人死亡一案，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已將該案移送大理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此時，距離王一凱被發現遇難，已經過去整整11個月。截止8月13日，案件仍處于審查起訴階段。

“要生活，還要還債”

王一凱事件發生后，事件的第一個核心當事方“明日之光”，除了2025年8月26日曾通過紅星新聞表示，團隊“深陷自責”并會配合調查并積極處理后續賠償外，幾乎沒有再對外發聲。

上千名志愿者先后走上蒼山去尋找王一凱的那5天4夜，“明日之光”團隊的成員，也幾乎一直在山上尋找王一凱。作為機構核心人物的“太傻天叔”，在搜救期間，也一直以自己的真名“翟勝峰”在搜救群里做信息核實和溝通等工作，更多的時候，他自己也在山上。

2026年7月下旬，在大理市公安局重新將王一凱事件刑事立案并移交檢察院審查起訴后，大米和小米曾聯系“天叔”，他表示自己壓力很大，不想接受媒體采訪，并以正要去公安局為由結束通話。

盡管還是和王一凱的事件撇不清關系，但“天叔”和他的團隊，也開始了新的嘗試。7月份一凱爸媽曾回到位于大理市灣橋鎮云峰村的“破壁家政”所在地，發現一切好像跟一凱走失之前沒什么兩樣。

“還是原來的房子、原來的場地，還有很多原來的設施，甚至還有一些原來的老師。我認出了他們，他們沒有認出我。還有一凱以前的主帶老師，是室內課的主帶老師，不是室外課的。現在那里是一家釀酒坊，做釀酒體驗。”

天叔及其團隊，確實在原址開啟了新的“釀造手作體驗”。也有過去參加過他們項目的家長再次詢問，得到的回復是過去的事情“不想多提”，現在做的事情“跟之前的不相干”，就算王一凱事件對自己和團隊有影響，但“要生活，還要還債。”

在此之前，天叔也曾在朋友圈袒露自己的心跡，自認為“這一年，比西西弗斯還難”。

把時間拉回一年前，天叔和他的“明日之光”，是另外一副樣子。

一位曾去參觀的家長表示，“我看機構負責人的公眾號文章很多年了，對他的理念是認同的。”（也就是王一凱參加的“破壁計劃”課程的理論，為“太傻天叔”自己總結的一套理論）這位家長還表示“負責人也有善心，沒有利用我的焦慮挽留我。”

另一位家長則表示，經其他家長推薦認識天叔，2025年實地參觀過明日之光，因價格較高沒有報名，后來選擇了其他類似項目，“那里的老師不全是（退伍）軍人，也有特教老師，有從其他行業轉行的。”

王一凱事件發生后，今年大理類似的獨立營開展變得更有挑戰性，“明日之光”的經營主體“大理市灣橋鎮破壁家政服務部（個體工商戶）”，直接在今年5月27日完成了工商注銷。但相關的課程和活動其實并沒有消失，很多家長也依然認為這種方式對于孩子是“有用的”。

比如上面提到這位家長，2026年暑假還是為孩子選擇了大理另一家以簡單文化學習和戶外徒步、爬山為主要內容的學堂，費用約為每月6000元；上一年參加的另一家約為每月7000元。

她的看法是“孩子參加類似項目以后，體能和生活獨立性有所增強”。對于天叔的項目，她也知道“明日之光”缺少相應資質，但沒有因此否定類似的戶外獨立營，她傾向于把王一凱事件理解為具體老師看護失誤。

而目前代理此案的徐秦律師則認為，這個案件真正需要討論的，從來不是"進山會不會死人"，而是當一個已經明確具有高走失風險的特殊兒童，在山地失聯之后，照護者是否盡到了他們應當履行的全部義務。

“他們收費提供照護服務，就意味著承擔了更高的安全責任。你不能按照特殊兒童高照護標準的價格收費，在出事以后又說是特殊兒童無法盡到義務”。

對于曾經“靠山吃山”的本地居民來說，更直接的后果是，王一凱事件后，蒼山未開放區域和非必要進山通道的管理進一步收緊，包括路口值守、封堵部分通道、跨部門巡查和增加監控點位。

許多過去開展的如火如荼的活動，要么不能開展，要么得到更遠的地方。去年全程參加搜救的理經營親子自然活動的從業者“楊哥”，就只能往洱源甚至更遠的地方去開展活動。

這也是參與救援的戶外人最大的痛，有驢友表示，“那座山是我們心中的一座圣山，我們去徒步、完成自我救贖、尋找力量，都可以進入山里。”但現在這一切都不可能了，“恰恰是在我們付出最大努力、救助一個并不認識的孩子之后，出現了這樣的結果。”

“更多還是一種失望”

王一凱事件發生后，能夠迅速引起全國網友的關注，志愿者們的接力和傳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很多人在這場陌生人義無反顧上山尋找一個不認識的孩子的事件中，受到真實的鼓舞，也有不少人在最后的失敗面前，受到真實的傷害。

袁小兵就是其中一員，作為旅居大理的資深媒體人和資深戶外領隊，在王一凱走失的當天，他帶著自己跟王一凱年齡相仿的孩子，在清碧溪廢棄的茶場附近游玩，也第一時間在“菌子客”那知道了王一凱走失的消息。

那只是之后一系列事后復盤起來很多巧合的開始。當天他把兒子送回家后，趕往了設在山腳護林站的臨時指揮部，溝通情況后就和朋友上了山，并在之后的幾天里，一次次和正確的方向擦肩而過。

原因很多，有地形的，有天氣的，有信息混亂的，也有信號不通暢的。在蒼山莽莽的叢林里，志愿者們的搜救變成了在一片區域的輪番搜山和重復勞動。

8月10日，袁小兵發現核心現場幾乎是一個迷宮，大人都很容易迷路；11日，他和同伴判斷了正確的方向并下降到了山澗，結果發現有一隊“衣著鮮艷的專業救援隊”也在這個山澗往下搜尋，出于對專業的信任，他們放棄了繼續在同一區域的搜尋——實際上這里距離王一凱最后被發現的位置，只有200多米。

8月12日，天氣變差和遍尋未果，使得搜救志愿者們的心情也愈發低落，互聯網上開始出現“靈媒”等聲稱可以預測搜尋方位的信息，巧合的是，其中一個“靈媒”說的地方，和最后發現王一凱的位置，有多個關鍵詞重合：“附近有破敗的舊屋，孩子處在山坡石壁與倒木夾角的隱蔽處”……

這些真假參半的“預言”，讓在山里的志愿者們，在希望和失望之間反復坐過山車：“四天過去了一無所獲，如果靈媒所言最終被證實孩子真的在那，我會無法接受自己沒有盡到最大努力。”

8月13日，前一天才回到大理后參加救援的資深驢友Fox，在了解情況后，認為應“模擬失蹤者往下不往上、愛往溪谷水邊走的心理慣性”，把搜救區域集中在袁小兵和那支專業救援隊進入過的清碧溪支流山澗，并最終在下游發現了王一凱的遺體。

這個結果深深刺痛袁小兵，幾個月后，他寫出了數萬字的長文復盤，題為《小徑分叉的蒼山》。并在博爾赫斯的詞句里，讀出了箴言般的體驗：“我給你關于你生命的詮釋，關于你自己的理論，你的真實而驚人的存在。”

有這樣體驗的不僅僅是袁小兵，很多志愿者都選擇了用文字來表達自己的難過。袁小兵也引用過一位志愿者小越的留言：你的出現讓我們那么多陌生人走到一起，做了一件無比難忘的事，在心里刻下了一個深深的印記。你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珍貴禮物。

一年過去，這些曾經熾熱的感情，慢慢地冷了下來。

尤其是在類似的時間節點發生的貴州凱里4歲自閉癥兒童文浩走失的事件，更是讓很多志愿者心有余悸：類似的季節，類似的全城找人，類似的基于熱情和善意自發找人，類似的沒有調度和信息甄別。

不同的是，凱里城區后面的山沒有深溝大壑，文浩也沒有走去有水溝、水塘和水窖的地方，相對開闊的環境，也讓熱成像無人機等搜救設備真實的派上了用場。

也正是因為如此，每一次有自閉癥兒童走失，我們看到的都是類似的情景：人們出于本能的善意，自發的參與到救援，沒有組織，沒有調度，沒有信息收集、核實和實時發布更新，最后要么靠專業力量找到，要么靠有經驗的個人發揮了自己的作用。

這也是袁小兵覺得痛心的地方：在王一凱事件中，人們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傾注了巨大的感情和熱忱，期望得到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但最后等來了一個悲劇的結果。

然后人們散了場，沒有人關心我們是不是有機會更好的組織的人力，用更科學的判斷、更專業的調度、更無私的協同，讓事情盡可能往好的結果發展。

這也是一凱媽媽最意難平的地方，看到文浩被找到，替他爸媽高興的同時，自己不禁悲從中來：“如果一凱當時也能這樣被找到就好了。”

袁小兵認為，這其實是“強烈的、中國式家長的洶涌情感在推波助瀾，而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一些理想圖景。”

而理想的情景，是人們能夠自發組織，形成有效的信息溝通和調度中樞；后方人員通過對講機的及時通話，能夠對救援力量進行有效統籌；參與者在一次事件中放棄彼此原來的身份，真正成為一名“志愿者”。

“善意不能替代專業，經驗不能替代制度”

也有人試圖在制度上把王一凱的悲劇，變成一個在制度上能夠預防的事情。

2026年5月8日，代理此案的律師徐秦和李廣路兩位律師，也實地走訪了王一凱事件的現場，徐秦當天在社交媒體表示，“走訪完現場，心情異常沉重，沉默了好一會。”

當天，徐秦把控告材料提交給了大理市公安局，希望能夠借推動此案的刑事立案，“推動孤獨癥患者群體的權利得到進一步保障，無論從規范立法的層面，還是在社會關注的層面。若真能推動對約1400萬特殊群體的權利保障，也算是讓這個孩子以另一種方式活著。”

在接受大米和小米訪問時，徐秦表示，防范類似王一凱的事件發生，需要在開展這類活動的制度框架上進行更合理的設計。他建議，一個完整的制度框架，應該包括“兩個準入關口＋一條證據鏈”：

第一，機構準入關口。凡長期收費、在監護人離場情況下接收特殊兒童的機構，應進入統一公開名錄，并具備與實際服務相匹配的人員條件、從業背景審查、急救培訓、責任保險、投訴和事故管理制度。醫療、教育、照護和戶外活動分別觸發相應附加條件。

第二，高風險活動準入關口。山地、水域、住宿、遠距離等活動，應逐次完成路線合法性核驗、風險評估、兒童個體支持方案、人員實名綁定、家長專項告知、通信定位設備檢查、天氣與備用路線確認以及應急救援方案。

第三，全流程證據鏈。活動方案、人員名單、點名交接、路線軌跡、照片視頻、定位通信和事故處置記錄應依法保存；發生重大事故后立即封存，監管部門能夠及時調取，家長能夠依法申請查閱。

徐秦也提醒，責任保險可以提高賠償能力，卻不能替代安全義務；活動報備也不能變成蓋章形式，必須與抽查、數據留痕和責任追究相連接。

徐秦認為，王一凱案最終如何處理，應由證據和法律決定；但案件已經提醒社會，善意不能替代專業，經驗不能替代制度，家長的托付更不能成為沒有監管的冒險。

他同時也表示，“我不贊成因為一起悲劇，就否定特殊兒童走進自然、參加運動和融入社會的機會。戶外活動對一些孤獨癥兒童具有真實價值。正因為他們可能難以準確表達害怕、判斷危險，或者在走失后主動求助，社會才更需要建立細致、可靠而可執行的保護規則。”

相比徐秦希望以個案推動制度完善，一凱媽媽的希望更樸實：她只希望案件得到公平、依法的處理，也希望特殊兒童服務機構有更明確的準入和管理規范。

她并不要求所有孩子都不能走進自然；她真正追問的是，機構既然收取費用、接過家長的托付，就不能在事故發生后又把孩子的支持需要解釋為無法避免的風險。

她還希望更多人通過一凱了解自閉癥兒童和他們的家庭。對她而言，追責與行業改變并不是兩件事：只有下一名孩子得到更可見、更可核查的保護，一凱的離開才不只是一個家庭的失去。

在8月11日發布的視頻中，一凱媽媽終于回到了發現王一凱的現場，帶了他喜歡的奧利奧和可樂。

她們一行人費了很大的勁才抵達清碧溪支流發現王一凱遺體的山澗，當時志愿者們踩出的小路，早已被雜草淹沒。“我的孩子，當時只有他一個人，他是如何穿密林，過斷崖，來到這個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

盡管很難控制情緒，在這條視頻里，她還是沒有忘記感謝當時參與搜救的志愿者。在接受大米和小米訪問時，她也再次感謝了網友：“非常感謝大家都沒有遺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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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11日發布的視頻中，一凱媽媽終于回到了發現王一凱的現場，帶了他喜歡的奧利奧和可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