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江地理與蘇軾詩歌的精神原點

莫真寶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24歲的蘇軾攜妻王弗、子蘇邁等，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一道，從眉山啟程，乘船沿岷江南下，經青神縣到樂山（嘉州），轉入長江，經渝州、過夔門、穿三峽，舟行60日，水程1600余里，抵達荊州（江陵府）。

這是蘇軾第二次出川，也是他第一次選擇走水路。3年前，蘇軾兄弟同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而未及授官，旋丁母憂回蜀奔喪守制，此番服滿東行，是真正意義上以士大夫身份走向帝國的中心。60天的江行途中，父子3人“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詠嘆”，共作詩文百篇，編為《南行前集》。其中收入蘇軾詩作40首，這是他現存詩歌的真正起點。

這段旅程所經過的川江——長江上游自四川宜賓（戎州）至湖北宜昌（峽州）的河段，全長逾千里，以激流險灘和兩岸崇山峻嶺著稱。重慶以上的370公里為上川江，流經富饒的四川盆地；重慶以下的660公里為下川江，流經三峽地區，兩岸山巒夾峙，水流湍急，故又有“峽江”之稱。正是這段峽江，以極其險峻的地理形態，為青年蘇軾提供了豐富的詩歌經驗，也為他此后40余年的詩詞創作埋下了影響深遠的伏筆，不斷塑造著他的詩歌精神。

作為蘇軾出川詩中標志性的作品，《江上看山》全詩八句，其曰：“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群。前山槎牙忽變態，后嶺雜沓如驚奔。仰看微徑斜繚繞，上有行人高縹緲。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這首七言古詩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捕捉到了川江航行中一種前所未有的視覺經驗。倘若在開闊的平原上行船，如“長淮忽迷天遠近，青山久與船低昂”（《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兩岸景物緩緩后退，詩人有的是時間從容打量，但在峽江激流中，船速極快，兩岸群山撲面而來，又倏忽而去，詩人無法像在山中漫步那樣細察一峰一石。于是，蘇軾將靜態的群山寫得如“走馬”、如“驚奔”，化靜為動，以山的動態反襯船行的迅疾。這種寫法并非出于修辭上的刻意求新，而是川江地理形態賦予詩人獨特的觀看方式：以激流中的船為視點，天然地將“看山”變成了一種動態的、稍縱即逝的視覺經驗。末兩句“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更是將這種快推向了極致——詩人剛想與山徑上的行人打招呼，船已如飛鳥般遠去。這不是想象，而是身處峽江激流中的真切體驗。

圖片由AI生成

與《江上看山》這首輕捷靈動的七古不同，蘇軾進入瞿塘峽后所作的《入峽》，是一首長達三十韻的排律，以沉著細密的筆觸逐層刻畫三峽地貌。“入峽初無路，連山忽似龕”，寫峽江入口處兩岸絕壁陡然合攏如佛龕，仿佛給人一種無路可走的壓迫感；“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寫浩蕩江水被峽谷收束成一個個深潭；“風過如呼吸，云生似吐含”，則以人體的呼吸吐納來比喻峽谷中的風云變幻。這些詩句顯示的是一種與《江上看山》截然不同的地理經驗：前者是疾馳而過的“看”，后者是身陷其中的“感”。《入峽》的每一句都來自身體對峽谷空間的真實感知——風如何吹、云如何生、水如何流、山如何立。在這里，蘇軾不是一位外在的旁觀者，他被深山峽谷包裹，得以用全部感官去體驗這片峭崖壁立與江流激蕩紛至沓來的物理空間。

這種入峽后“身陷其中”的經驗，在《出峽》中得到了完全的釋放。當船只終于駛出三峽、眼前豁然開朗時，蘇軾寫道：“入峽喜巉巖，出峽愛平曠。吾心淡無累，遇境即安暢。”“入峽”所見“巉巖”與“出峽”所望“平曠”，是地形變化帶給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地理體驗，但詩人皆以“喜愛”的心情將其置換為無累于心、所遇即安的同一種值得珍視的生命狀態。從逼仄的峽谷到開闊的平原，不只是一段水程的結束，更是一種心境的升華。蘇軾在此顯露的，正是后來貫穿他一生的那種“無往而不可”的“如行云流水”般的曠達，他不執著于一端，而是在每一種環境中都能找到安頓身心的方式，所謂“也無風雨也無晴”“此心安處是吾鄉”。

抵達荊州后，蘇軾一行舍筏登岸，過完農歷春節，才改由陸路向京城進發。他一口氣寫下《荊州十首》，收入《南行后集》。組詩開篇即是對出峽后地理面貌發生巨變的總結：“游人出三峽，楚地盡平川。”語意可能來自李白《渡荊門送別》中的“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游。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從峽谷的“巉巖”到楚地的“平川”，地理環境的跨越帶來視野與心境的雙重舒展。這組詩被后世學者視為蘇軾青年時期五言律詩的代表作，其淵源可上溯至杜甫的《秦州雜詩》——杜甫在秦州寫山川形勝與身世之感，蘇軾則在荊州寫平川萬里與興亡之思，地理環境的差異造就了詩風的不同，但“以詩紀行、以詩詠懷”的精神一脈相承。

川江地理對蘇軾詩歌的影響，并未止于這次出川之旅。

他一生輾轉于大江南北，知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潁州、揚州、定州，貶謫黃州、惠州、儋州，所到之處多有江河，而他筆下的“江”，時時帶有川江的印記。

有學者指出，蘇軾詩詞中的“地方性”，來自他到過的許多地方、詩人對自然的敏感，以及他深厚的地理意識等。“我家江水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長江與岷峨雪水相連，是流寓者對原鄉的眷顧。而在黃州面對長江時寫下的“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那磅礴氣勢的源頭，何嘗不可以追溯到24歲那年穿行夔門時對“大江”的初次體驗呢？正是川江的雄險與浩渺，在青年蘇軾的心中植下了一種對“江”的宏大感知方式，這種感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不斷被喚醒、被深化，最終化為“云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般的時空意識。

蘇軾在《南行前集敘》中提到，沿途所見所聞“山川之秀美，風俗之樸陋，賢人君子之遺跡”皆“雜然有觸于中，而發于吟詠”，道出了一個樸素卻深刻的道理——地理不只是詩歌的背景，更是詩歌的催化劑。蘇軾說，“我行日夜向江海”，川江的激流教會了他“快”的觀看——“前山槎牙忽變態，后嶺雜沓如驚奔”（《江中看山》）；峽谷的逼仄教會了他“深”的感知——“縈紆收浩渺，蹙縮作淵潭”（《入峽》）；出峽的開闊則教會了他“曠”的心境——“仰見天蒼蒼，石室開南向”（《出峽》）。這三種地理經驗——快、深、曠，在他24歲的詩作中同時登場，并在此后40余年的創作生涯里不斷產生回響。

那條奔流不息的川江，不僅把蘇軾從巴蜀送到中原，更把一種獨特的地理感知方式植入他的內心，成為他詩歌創作中揮之不去的底色。

責編：勾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