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轉型沒有標準答案

以下文章來源于鳳凰衛視，作者么思齊

文/么思齊

編輯/漆菲

◆2026年8月，歐洲持續高溫和干旱導致萊茵河水位下降，作為能源運輸鏈條的航道干涸，通行受限。（圖源：蓋蒂圖片社）

霍爾木茲海峽再次成為全球能源市場最危險的斷點。國際能源署成員國啟動成立以來規模最大的緊急石油儲備釋放，但市場緊張情緒并未消退。

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和極端天氣持續沖擊全球能源體系，油氣價格波動加劇，電網和基礎設施頻繁遭遇熱浪、洪水、干旱和野火考驗；人工智能和數據中心快速推高電力需求，而全球仍有約6.55億人無法獲得電力、約20億人缺乏清潔烹飪條件。今天的能源安全，已超越單純的供應保障問題，而是涵蓋可負擔性、可及性、可靠性和系統韌性等多個維度，同時涉及能源轉型成本如何分配。

能源危機會自動推動清潔能源轉型嗎？傳統石油安全是否正轉向電力安全？當氣候目標、經濟增長、產業競爭與能源公平發生沖突，一國政府又該如何取舍？圍繞這些問題，《鳳凰周刊》專訪了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本杰明 ·索瓦庫爾（Benjamin K. Sovacool）。他長期研究全球能源政策、能源安全與公平、氣候變化及能源轉型，也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主要作者之一。

◆美國波士頓大學全球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所長本杰明·索瓦庫爾。

危機不會自動帶來能源轉型

《鳳凰周刊》：近期圍繞伊朗的戰爭及霍爾木茲海峽危機，暴露出全球能源體系的哪些弱點？各國應吸取什么教訓？

索瓦庫爾：這場危機再次印證了一個半個世紀前便已明確的結論：全球能源體系極為脆弱。1982年出版的《脆弱的力量：國家安全的能源戰略》指出，我們建立了一套資本密集、地域廣闊且技術復雜的能源體系，任何局部擾動都可能引發全局危機。

2003年的北美大停電就是典型例證。一條輸電線路發生故障后，由于監控、報警和協調系統失靈，迅速演變為影響約5000萬人的連鎖停電。如今，這類風險變得更加嚴峻：一部分來自戰爭、地緣政治和沖突，另一部分來自洪水、野火、風暴潮和極端熱浪等氣候沖擊。

◆2003年8月14日，紐約市在北美大停電中陷入混亂。（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但當下的危機也在提醒我們，有些能源體系可以更加安全。能源安全包含四個維度：第一，能源的可獲得性和供應安全；第二，能源服務的可負擔性、公平性與可及性；第三，環境治理，包括氣候變化、土地利用、水污染和空氣污染；第四，效率、韌性與創新，即讓能源體系變得更有能力抵御氣候變化及其他沖擊。

化石燃料在這些方面存在明顯缺陷。從可獲得性看，全球約 80%的化石燃料集中在約15個國家，任何一個供應方停止供應，都會在結構上造成能源不安全。例如2001年10月，一顆步槍子彈擊中阿拉斯加輸油管道，造成約28.56萬加侖原油泄漏，直接影響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原油價格。

◆跨阿拉斯加輸油管道經過美國阿拉斯加州荒野。（圖源：美國土地管理局）

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的地理特征不同，每個國家都有陽光、風和流動的水資源，資源通常更接近需求端，要安全許多。

從可負擔性和環境治理來看，化石燃料還存在大量未被計入價格的外部成本。如今在許多市場，風電和光伏發電成本已經低于煤電、石油和液化天然氣。液化天然氣雖然被視為相對清潔的燃料，但其生產、液化、運輸和使用過程中可能發生甲烷泄漏，全周期排放也會高于常規供應的天然氣。

從韌性來看，可再生能源通常具有規模較小、模塊化程度較高且不依賴持續燃料運輸的特點。傳統燃煤電廠需要持續采購和運輸煤炭，燃料成本約占運營成本的80%；相比之下，太陽能幾乎無需燃料投入，其燃料成本不足總成本的1%。太陽能系統雖需維護（如管理逆變器、清除灰塵），但多數故障可用簡單的工具修復。聯合循環燃氣輪機則復雜得多，面臨的風險也更多。

因此，伊朗危機不僅暴露了集中式、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體系何其脆弱，也說明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更具韌性的基礎設施能提供一條相對安全的路徑。

《鳳凰周刊》：如果這場能源危機持續，哪些國家受影響最嚴重？又有哪些國家會加快清潔能源的轉型？

索瓦庫爾：事實上，所有國家都很脆弱。俄烏戰事已經表明，危機發生后，各國首先考慮的是保障能源供應和控制價格，而不是立即擺脫化石燃料。當時，歐洲短期內增加了煤炭和本土天然氣的使用。

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也是如此。各國最直接的反應是釋放戰略石油儲備，以增加供應、壓低價格。危機通常會促使政府從一切能獲得的渠道尋找能源，無論這些能源是否清潔，無論來自國內還是海外。因此，能源危機不會自動帶來清潔能源轉型。

如果危機持續，天然氣價格上漲將進一步傳導至電力和供暖成本。因為天然氣在歐洲部分地區和美國新英格蘭地區仍占據相當大的發電比重，夏季尚不明顯，但在即將到來的冬季，問題會嚴重得多。天然氣也是化肥等產品的重要原料，價格變化可能波及食品體系，形成電力、供暖和相關商品價格同時承壓的局面。部分依賴天然氣生產的低碳技術，例如氫能，其經濟性也可能受到影響。

應對上，各國差異很大。中國、韓國等國持續加強可再生能源政策，而另一些國家則政策反復，甚至出現倒退。例如，歐洲一些國家重新增加本土煤炭使用。危機最終會推動何種能源轉型，并非由危機本身決定，而取決于各國的能源政策。

◆2026年5月19日，位于寧夏同心縣的新型鎳氫混合共享儲能示范項目。

氣候變化是最大系統性風險

《鳳凰周刊》：如今，極端天氣正不斷加重能源體系的壓力。氣候風險是否已經成為能源安全面臨的首要挑戰？

索瓦庫爾：這并非新的挑戰。人們常常以為氣候風險在未來，但相關影響早已發生。全球長期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已升高約1.3攝氏度，近年個別年份甚至超過1.5攝氏度。不過，《巴黎協定》所設定的1.5攝氏度閾值，指的是數十年平均升溫水平，而非單一年份的氣溫。

未來，極端天氣將進一步加劇。能源體系高度依賴水資源，火電、核電、燃氣、水電等設施都離不開穩定的供水；與此同時，大量能源基礎設施又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區，更易受到風暴潮、洪水和海平面上升的沖擊。氣候變化因此成為風險倍增器，不僅影響發電，還會沖擊輸電、供水和能源運輸等整個系統。尤其沿海城市的道路、管道、電力線路、電廠和配送系統，都暴露在風險之下。

研究預測，如果缺乏有效適應措施，到本世紀末，僅沿海洪水和風暴潮造成的年度經濟損失或將接近 100萬億美元。哈佛大學經濟學者阿德里安·比拉爾和迭戈·坎齊格的研究甚至認為，全球氣溫每增加1攝氏度，經濟體量可能下降20%以上。氣候變化的最大特點在于，它不是一次短暫沖擊，而是一種持續并不斷放大的風險。

《鳳凰周刊》：戰爭、地緣政治、保護主義和極端天氣，未來能源安全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么？

索瓦庫爾：長期來看，氣候變化仍是最大的系統性風險。即使今天停止所有排放，由于氣候系統存在時間滯后效應，本世紀后期將面臨愈加難以控制的氣候變化，而且我們或許已經跨越了某些臨界點。

不過，近期最大的風險來自地緣政治和保護主義。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并宣布不再參與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與此同時，一些國家開始對太陽能電池板、電池和電動汽車加征關稅并采取保護主義措施。中國的純電動汽車和太陽能電池板價格足夠便宜，以至于一些國家不得不設置貿易壁壘以保護本國相關產業。這是中國取得的重要成就，但也帶來了新的矛盾。如果僅追求可負擔性，各國理應采用成本最低的技術。然而，就業、產業競爭力和供應鏈安全等考量，又促使不少國家設置貿易壁壘。

國際社會因此進一步分裂，利益分化更加區域化。這一變化將使《巴黎協定》等國際氣候協定、《全球塑料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關稅這些本應通過合作解決的問題變得更加復雜，繼而催生更多沖突和競爭。未來 5到10年，地緣政治競爭和民粹主義將進一步加劇這種不確定性。

中國的經驗值得尊重和認可

《鳳凰周刊》：中國已成為太陽能電池板、電池、電動汽車和儲能領域的全球引領者。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哪些機遇？

索瓦庫爾：中國的能源轉型成就值得慶祝。提出“雙碳”目標后，中國持續投資制造業，僅用20年就取得了規模非凡的發展，值得尊重和認可。

中國發展模式的啟示在于，政府長期將基礎設施、科技創新和制造業能力置于優先位置，并保持了政策的連續性。這種協調發展的模式對許多既希望發展經濟又愿意正視氣候變化的國家而言，提供了一種可供參考的藍圖。

《鳳凰周刊》：許多觀察者認為，中國的優勢不只是低成本制造，而能提供涵蓋制造、項目開發、融資和系統集成的完整解決方案。這是否代表全球清潔能源競爭的一種新模式？

索瓦庫爾：是的，我認為可以用 “多中心治理”來概括——一個行動者能夠跨越不同尺度和情境，管理性質各異的治理挑戰。中國正是如此：它把項目管理、金融、創新和系統集成結合起來，在城市、省份和區域等不同尺度上協調推進，又通過五年規劃自上而下統籌發展，同時動員政府、國企、私企、消費者乃至環保組織等各方共同參與。這種組合代表了一種獨特的全球清潔能源競爭模式。

◆2026年6月，慕尼黑太陽能光伏展期間，華為正在展示旗下光伏儲能系統模型。（圖源：TaiyangNews）

《鳳凰周刊》：在能源改革和氣候行動方面，中美最有潛力開展合作的領域是什么？

索瓦庫爾：目前，國際氣候治理正面臨領導力真空。美國不再是穩定的氣候領導者，兩黨交替上臺后會推翻彼此的政策，在維持長期氣候和能源戰略方面表現得很差。英國的情況也類似，在碳捕集與封存、核電、“零碳住宅”、海上風電等政策上屢次取消又重啟，政策反復和項目取消的數量僅次于美國，反映出其能源與氣候領導力的不足和不穩定。

過去 30年間，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清潔能源技術創新和氣候行動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它已具備成為全球氣候領導者的能力。我鼓勵中國填補這一領導力真空。即使中美存在競爭，雙方在電力系統現代化、技術創新和全球氣候治理等領域，仍擁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未來挑戰在于電力可及性

《鳳凰周刊》：人工智能和清潔能源技術快速發展推高了電力需求，能源安全的重心是否正從石油安全轉向電力安全？

索瓦庫爾：這種說法中有相當多的炒作。有人使用 “電力國家”（electrostates）這個概念，但沒有任何國家能夠只靠電力，不同的終端需要不同的能源。航空、遠洋航運和部分重型運輸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依賴液體燃料，全面電氣化并不現實，例如鐵路、公路貨運和航運網絡并不總與電網重合，開放海域也不存在電網。目前的氫能和儲能技術也不足以支撐大型船舶進行長距離的純電航行。但住宅、商業和部分工業領域仍有很大的電氣化空間。

◆2024年5月21日，肯尼亞基安布，一名婦女在簡陋的廚房里用木柴做飯。（圖源：美聯社）

真正的問題不只是電力是否可靠，而是電力是否人人可及。到2026年，全球仍有約6.55億人無法獲得電力，約20億人依賴污染嚴重的固體燃料烹飪。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和兒童仍生活在傳統能源體系中，在明火上做飯，或無法接入現代電網，他們從未享受到電氣化社會中習以為常的便利，如電熱淋浴、電視、網絡娛樂等，也因此被排除在現代能源體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這一問題并非無解。按照國際能源署的估算，想要實現全球普遍的電力接入和清潔烹飪，每年僅需花費450億美元，不到清潔能源投資的2%。只要各國愿意投入，電力可及性將成為最具回報的公共政策之一。

《鳳凰周刊》：許多國家在推進能源轉型時卻面臨國內層層阻礙，且高度依賴中東石油。如何評價一國能源轉型政策和行動是否成功？

索瓦庫爾：依舊可從前面談到的四個維度來衡量——一是供應安全與能源的可獲得性，二是可負擔性、公平性和可及性，三是可持續性（包括水資源、空氣質量、氣候減緩和適應能力），四是韌性與效率，即能源體系面對沖擊時能否快速恢復，并保持高效運行。

我們的研究曾通過建立能源安全風險指數，對不同國家進行評估。第一版指數聚焦美國，分析了 1970年至2007年的近40年變化。這段時期，美國成立能源部，加大國內油氣開發，推廣建筑標準和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發展風能、太陽能，推進電網現代化，并布局儲能和抽水蓄能。

如果只看政策清單，這似乎是一條能源轉型成功路徑。但評估結果卻出乎意料：美國能源安全并沒有得到全面改善。能源價格上漲，對外能源依賴增加，能源獨立性下降，溫室氣體排放也繼續增長。同期明顯改善的只有兩個指標——二氧化硫排放下降和能源效率提升。

之后，我們又將這一研究方法應用于日本等約 20個國家，發現了類似規律。原因在于，能源安全是一個多目標平衡問題。能源價格、進口依賴、環境影響和系統韌性之間始終存在權衡。廉價能源未必可持續，容易獲得的能源也未必具備長期抗風險能力。

因此，評價一個國家能源轉型是否成功，不能尋找一個所謂“完美答案”，而應關注其是否在不同目標之間取得平衡。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安全的能源體系，也不存在適用于所有國家的統一轉型模式。

更具體而言，我們需要關注一些實際指標：電力系統是否更加清潔且可靠，建筑能效是否提升，工業脫碳是否取得進展。過去二十年，全球在電力領域和私人交通領域的脫碳速度相對較快，但航空、航運、重工業和農業等領域仍是能源轉型中最難突破的環節。

◆2026年3月31日，肯尼亞內羅畢基貝拉貧民區，一名工人在電線桿上連接電纜。（圖源：美聯社）

《鳳凰周刊》：政府必須同時平衡氣候目標、經濟增長、能源公平以及AI發展帶來的新增用電需求。在預算有限的情況下，應當優先投資什么？

索瓦庫爾：衡量標準越多，決策越困難。能源安全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動態性和具體性，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每個國家的發展階段和資源稟賦不同，比如，非洲國家會優先考慮電力可及性和減少能源貧困，俄羅斯會優先關注天然氣，沙特阿拉伯會優先關注石油，美國則會優先關注石油、天然氣和能源出口。

但能源效率和需求側管理始終是最值得投資的領域之一。研究表明，能源效率每投入 1美元，或將帶來最高40美元的綜合收益，包含健康、韌性和生產率提升。IPCC指出，到2050年，通過建筑、交通和食品系統等需求側措施，在不影響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全球可減少40%至70%的溫室氣體排放。提升能源效率，實際上等于開發了一種巨大而隱形的能源資源。

日常生活中的浪費足以說明節能的潛力：沒必要卻一直亮著的燈、溫度設定過低的空調、忘記關閉的設備。有研究估算，如果美國所有駕駛者都保持適當的輪胎氣壓，由此節省的燃油足以避免在阿拉斯加進一步開采石油。更重要的是，能源效率帶來的收益會隨著時間累積，并通過規模化應用不斷放大。

日本也是一個典型案例。加熱馬桶圈等電子功能雖然提升了生活舒適度，但根據普遍估算，其全國累計耗電量相當于約六座核反應堆的發電量。這提醒我們，在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要思考：新增的能源需求是否真的必要？哪些需求其實可以減少？

《鳳凰周刊》：能源價格上漲時，普通家庭往往會通過水電氣賬單和交通成本感受到壓力。在能源轉型的過程中，政府應如何保護脆弱群體？

索瓦庫爾：脆弱群體往往最容易受到能源價格上漲的沖擊，而能源市場本身不會主動保護他們，因此政府必須通過社會保障政策進行干預。

英格蘭 “溫暖前線計劃”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幫助約230萬戶家庭改善供暖條件和能源效率，其中包括大量養老金領取者。美國的“住宅節能改造援助計劃”和“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計劃”分別幫助低收入家庭提升住宅能效、降低能源支出。

◆2025年10月27日，美國康涅狄格州，接受政府資助的低收入群體正在調試家中的取暖恒溫器。（圖源：美聯社）

這些項目包括更換鍋爐、安裝熱泵、增加保溫層以及升級窗戶等措施，將技術改造與能源使用指導相結合。參與家庭不僅提高了住宅的能源韌性，改善了居民健康狀況，也增強了對能源消費的掌控感，減少了因能源負擔帶來的焦慮和羞恥感。但這類項目離不開公共財政的支持。 “溫暖前線計劃”投入約29億英鎊，美國的兩項計劃每年也需要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政府必須通過公共投入彌補市場不足，確保能源轉型不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實習生朱若晚對本文亦有貢獻）

排版/賴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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