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科學,哪怕科學對某些人來說是不便的真相。”2017年,時任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在喬治敦大學這樣告訴學生。這句曾被視為醫學倫理基石的話,在周三的參議院國土安全委員會聽證會上,被另一句話反復替代:“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援引憲法第五修正案賦予的權利,恭敬地拒絕回答。”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樣的畫面都算不上體面,但觀察者得出的結論幾乎完全取決于各自的立場。批評者眼中,福奇聽起來像極了黑幫片里拒絕開口的角色;而在支持者那里,這位傳染病專家依舊是一位拒絕踏入“陷阱”的英雄。新罕布什爾州民主黨參議員瑪吉·哈桑甚至在聽證會上當面稱贊福奇拒絕回答國會提問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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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不自證其罪的特權無疑是福奇的合法權利,許多人也建議他這樣做。這一特權可以出于戰略考慮而被使用,并不等同于存在犯罪嫌疑。更何況,總統拜登在最后一刻給予了他赦免,這意味著他在聽證會上任何不實陳述都可能被用來對他發起刑事指控。但福奇的情況與許多過去引用該權利的證人不同——他曾在無數次聽證會上作證長達數天,也曾在無數采訪中談論過這些問題。他之所以對這場聽證會心存恐懼,是因為他私人日記中所記錄的內容,與他公開發表的言論之間,浮現出令人震驚的矛盾。
許多人會問,福奇為什么就不能“堅守科學”,解決這些矛盾。事實是,面對他自己日記中那些“不便的真相”,他很難自圓其說。福奇在開場陳述中毫不掩飾對“未經編輯的日記”被曝光一事的憤怒,但這些新證據顯示,他在大多數人根本沒聽說過武漢實驗室之前,就已經將其與正在蔓延的危機聯系了起來。日記還顯示他反復提及該實驗室的功能增益研究,并淡化“濕市場”作為病毒真正起源的可能,轉而將其視為一個“放大器”。
讓福奇更加難堪的,是日記中承認他推動關閉學校的記錄,而這與他公開否認曾經建議關閉學校的說法完全相悖。他的日記內容顯示,他曾說服包括時任紐約市長白思豪、加州州長紐森的幕僚等人做出關閉學校的決定,并且將功勞歸于自己。如今,這些文字如同他自己寫下的一份份證詞,在聽證會上替他“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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