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法治最樸素的共識，是規則一體適用、對錯一斷分明。一樁證據完整、多層定性、明確國家電網衡水供電分公司（以下簡稱國網衡水）構成單位刑事犯罪的林木侵權案，橫跨數年始終難以落地追責，留給公眾最核心的疑問直擊人心：法律究竟約束何人？國企主體是否天然擁有規避追責的空間？
故城恒豐農業當年響應地方生態號召流轉土地造林，足額繳納租金、持續投入管護，成型苗木是企業實打實的合法資產。2018、2020年，國網衡水輸變電中區主導線路作業，在未告知權屬企業、未申領采伐許可的前提下，多次伐除千余株苗木，林業部門實測蓄積63立方米，早已達到濫伐林木罪“數量巨大”的刑事立案標準，完全符合單位犯罪的構成要件：決策出自市級運維部門、作業歸屬單位業務、運維收益歸于國企整體，屬于法定應當雙罰的單位刑事案件。
事實鏈條沒有模糊空間：兩級法院生效判決鎖定砍伐行為，屬地自然資源部門核查后依規移送刑事卷宗，河北省自然資源廳林業部門省級自然資源專項調查組下沉研判后，也明確無證伐樹行為不符合法規要求、契合刑事核查條件。三重權威定性疊加全套書證佐證，本應是啟動追責、彌補損失的起點，可數月時間過去，刑事程序始終處于空轉狀態。
媒體集中報道、省級專班督辦之后，案件依舊沒有偵辦實質進展，沒有單位對接損失補償，沒有啟動對涉事單位及原決策管理人員的責任追溯。更值得深思的是，調查重心并未聚焦國企無證伐樹的主線問題，反而轉向深挖受害企業自有苗木移栽的程序瑕疵，出現主線犯罪擱置、舉報人細微合規問題被緊盯的失衡局面。
此情此景，難免催生大眾對執法尺度公平性的質疑。同樣一部森林法規，面向普通市場主體、個體經營者時剛性十足，但凡采伐林木手續不全便快速啟動核查乃至刑事程序；可當違法主體變為大型國企，完整的證據鏈、明確的刑事標準、多層級的定性意見，卻難以轉化為實際追責動作，程序推進處處遇阻。法律條文白紙黑字寫明單位犯罪適用雙罰制，既要對單位追責，也要追究當年作出決策、下達作業指令的主管人員，不因崗位更替免除過往履職期間的法律責任，可落實環節里，追責通道仿佛無形中增設門檻。
必須厘清一個核心認知：國企身份是社會責任載體，絕非規避法律約束的緩沖帶。國有電力企業承擔公共服務職能，更應成為尊法守法的標桿，而非游離在規則約束之外。我國法治體系始終堅持法規面前沒有例外、執行規則沒有特權，不存在專屬民眾的法條，更不存在國企可以豁免的違法空間。刑法、森林法對所有市場主體設置統一標準，單位犯罪的追責條款平等適用于國企、民企各類經營主體，任何組織都不能憑借自身行業屬性、市場體量回避法定責任。
本案中法律邊界清晰可辨，國網未經許可采伐第三方權屬林木，主觀上主動組織施工、無視林業審批制度，客觀損毀他人財產、破壞區域林業資源，社會危害性突出，屬于層級較重的刑事違法行為。處置工作本末倒置，擱置國企主線違法問題轉而緊盯維權方瑕疵，既不符合罪責對等的法治原則，也容易形成“身份不同、尺度不一”的觀感，損傷大眾對法治公平的信心。
數年追責受阻，導致維權流程陷入空轉。法治營商環境的根基，在于不分主體大小、不論企業屬性，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合法權益，同等追究各類主體違法行為。針對本案而言，回歸公正處置的核心路徑清晰明確，集中力量推進國網單位濫伐林木刑事案件偵辦，依法調取內部運維臺賬鎖定原決策主管人員，同步落實生態修復、損失補償相關責任。
法律從來不是只約束普通民眾的標尺，而是覆蓋所有組織與個人的底線準則。國企違法不該存在無人追問的空間，證據確鑿的刑事案件更不該常年停滯。公眾期待本案能夠回歸法規本源，打通刑事追責通道，用一視同仁的處置結果印證：法治之下，沒有特殊主體，沒有身份特權，任何人、任何企業觸犯法律，都應當依法承擔對應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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