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汽車巨頭，突集體跨界求生

這錢掙得不踏實。

1942年，美國全面轉入戰時體制。通用汽車關停了全部民用轎車生產線，轉產坦克、飛機發動機和機槍；福特汽車柳溪工廠，以每小時一架的速度向盟軍交付B-24轟炸機……

大西洋的另一端，奔馳工廠正為納粹德國生產裝甲車輛……

那是全球汽車工業第一次被戰爭深刻改寫。80多年后，這段工業記憶正在全球范圍，被重新喚醒。

過去半年，《汽車K線》梳理發現，多家世界汽車巨頭被傳出，涉足軍工生產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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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通用汽車對生產武器非常感興趣！”

今年6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通用汽車和福特汽車將加入“戰斧”巡航導彈和“愛國者”防空系統的生產行列。

此前，通用汽車已與全球最大武器生產商——洛克希德·馬丁展開數月談判，商討武器零部件制造。

在歐洲，奔馳集團在去年8月拿下德軍1500輛“狼2”軍用越野車訂單，后續可追加至5800輛。

今年5月，奔馳CEO康林松表示，若具備商業價值且能幫助提升歐洲國防實力，奔馳愿意參與防務裝備制造。

大眾汽車集團在今年上半年曾洽談為以色列“鐵穹”防空系統在德國生產部件；法國雷諾集團則簽下該國政府10年期無人機合同。

亞歐大陸另一端，全球最大汽車公司——日本豐田汽車的陸巡，已被日本防衛省研究改裝為輕型裝甲車。

從汽車城底特律到狼堡沃爾夫斯堡，從斯圖加特到東京，軍工生產回潮正在全球汽車巨頭間蔓延。

可值得思考的是，為什么是現在？這究竟是一門怎樣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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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K線》認為，要理解這場集體轉向，首先必須要弄清楚這些汽車巨頭糟糕的財務狀況。

通用汽車2025年營收1850億美元，凈利潤僅27億美元，同比暴跌55%。今年上半年營收916.5億美元，同比微增0.6%；凈利潤39.32億美元，同比下滑16%，盈利能力繼續承受巨大壓力。

「圖片來源：通用汽車2026年二季報」

福特汽車2025年由盈轉虧，全年凈虧損81.8億美元，電動車部門Model e虧損超48億美元。今年一季度，福特憑借燃油車的強勁表現，凈利潤同比反彈至25億美元，但電動車部門當季仍虧損7.77億美元，燒錢未止。

歐洲巨頭形勢更加嚴峻。

大眾汽車集團2025年稅后利潤為69億歐元，同比暴跌44%；今年一季度延續頹勢，凈利潤約15.6億歐元，同比下降28.4%，被迫啟動3.5萬個德國崗位的裁員計劃。

奔馳集團2025年凈利潤為53億歐元，同比縮水近49%；今年一季度同比再降17%至14億歐元，全球1.5萬人的裁員計劃隨之啟動。

日本車企方面，日產2026財年凈虧損5331億日元，連續兩年巨額虧損。同期，豐田汽車全年凈利潤3.85萬億日元，同比下跌19.2%，僅美國關稅政策便讓豐田損失1.38萬億日元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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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車K線》看來，全球汽車巨頭們的困境如出一轍，燃油車利潤持續萎縮，電動化轉型巨額投入未見回報，中國市場從利潤奶牛變為份額與價格的雙重戰場。

過去半年來，跨國車企關廠、裁員、砍車型等降本手段幾乎窮盡，但終究只能止血，不能造血。

此時，軍工生意的四個特性，恰好擊中汽車巨頭們的痛點。

首先是利潤的確定性，成本加成或固定利潤率模式，受經濟周期影響極小。其次周期夠長，動輒10年起步，后續維護保養持續貢獻收入。

第三，產能復用率高。汽車銷量下滑導致產線閑置，設備折舊和人力成本成為沉沒的負擔，軍工訂單無疑能盤活這些閑置資產。

第四，生產制造團隊得以保留。相比頂著輿論壓力支付補償款裁員，不如轉入軍用項目，待民用市場回暖時還能隨時調回。

所以，轉向軍工生產這絕不是汽車巨頭的戰略擴張，而是一輪資產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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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汽車公司跨界軍工熱的背后，涉及其中的每一方，都恰好握有另一方的解藥。

政府與軍方是需求方，俄烏戰爭、美以伊沖突持續消耗著武器庫存，傳統軍工企業的精工產線根本追不上彈藥的消耗速度。

對五角大樓而言，美國汽車工業的龐大產能是短期內填補缺口的唯一選項。特朗普點名通用和福特，背后是美國《國防生產法》框架下的系統性動員。

由于地緣沖突不斷，傳統軍工巨頭是橋梁，洛克希德·馬丁、雷神（參數丨圖片）等軍火商被海量訂單淹沒，核心總裝能力遭遇瓶頸，亟需將導彈殼體、線束等非核心部件外溢。

它們需要一個既能理解軍工品控，又不會被成本嚇退的接盤方。

作為供給方的車企，則是最務實的一方。市場下滑、利潤縮水、工廠空轉、裁員壓力……此刻政府的軍工訂單，如同湍急河水中的一塊浮木。

政府要產能，軍工要協助，車企要訂單，三方利益實現了罕見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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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討論的是，二戰時期的全面動員，給通用、福特、奔馳留下了超越生產線本身的東西：組織結構、工程經驗，以及一整套民轉軍方法論。

質量認證體系、物料追溯流程、聯邦合同合規要求……這些對消費電子或互聯網公司而言需要三到五年才能從零建立的能力，在這些汽車巨頭內部傳承至今。

當洛克希德·馬丁找到通用汽車時，雙方沿用的可能還是當年羅斯福提出的“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時代，傳承下來的工程語言和質量控制邏輯。

汽車與軍工在制造工藝、供應鏈管理和工程思維上本就高度重疊。

所以，上市車企做軍工，更像是喚醒一段被塵封多時但從未斷裂的肌肉記憶。不過相比之下，馬斯克與特斯拉背后的星鏈和SpaceX等則更加高級的多，為五角大樓提供技術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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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肌肉記憶更多體現在制造工藝和工程思維層面，與現代軍工出口管制、國際武器貿易條例（ITAR）等法律合規體系并非同一維度。正因如此，讓汽車巨頭轉向軍工這一看似閉環的邏輯中，還藏著一個悖論。

在當下全球經濟大環境下，汽車巨頭們在民用市場降本的本質是收縮。但軍工訂單的運作邏輯截然不同，它不追求極致降本，而追求絕對可靠、按時交付和完整合規。

讓一群被訓練成如何再省5%成本的工程師和管理者，突然切換到一個只追求產品達標、成本可以合理上浮的體系，管理磨合成本不容忽視。通用汽車與洛克希德·馬丁的談判數月無定論，合規體系對接正是主要癥結。

大眾集團與以色列“鐵穹”防空系統的合作同樣遭遇阻力。有報道顯示，該計劃因卡塔爾投資者等各方反對而受阻，合作前景尚不明朗。

看似順暢的軍工合作，在實際推進中也常常被現實利益和政治因素所牽絆。

此外，品牌形象風險亦不容忽視。一家為美軍生產“戰斧”巡航導彈零部件的企業，其民用車型在全球敏感市場是否會遭遇抵制？影響有多大？這很難預估，但無人敢忽視。

更深層的擔憂，是戰略層面的偏離。穩定的軍工利潤可能讓車企管理層形成依賴，或將延緩在電動化、自動駕駛等核心戰場上的投入。

歷史上，軍工繁榮與民用衰落并存的案例并不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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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K線》認為，這場汽車巨頭的跨界指向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

過去40年，在和平紅利下，全球民用工業追求極致效率和全球化分工，軍備生產被壓縮為一個小眾領域。

但俄烏戰爭、美以伊沖突宣告了另一個時代的回歸。地緣沖突常態化下，安全優先重新取代效率優先，成為全球工業布局的核心邏輯之一。

國家需要重新將民用產能編入戰爭潛力序列，而深陷利潤增長困境的上市車企，恰好擁有大量可轉換的閑置產能。

這種市場下滑釋放工業產能、恰好匹配軍工需求的邏輯，在美國國防部近年多份研究報告中已有體現。但如果這些汽車巨頭還在為全球訂單滿負荷運轉，政府想動員恐怕也騰不出產線。

這或許是理解這場轉型的關鍵：它既是車企的自救，也是西方國家的戰略編組。

戰爭與利潤，在2026年極其微妙地走到了一起。

對于全球汽車產業而言，真正的考驗是，當和平重新降臨、戰爭需求退潮時，那些被軍工訂單養活的生產線，是否還具備在全球民用市場搏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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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當軍工利潤成為車企財務報表上的安全墊，車企是否還有足夠的緊迫感去完成電動化和智能化的艱難轉型？

一個靠戰爭訂單續命的汽車工業，很難說正行駛在正確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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