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00萬票房、200萬唱酬，蔡依林卷入“陰陽合同”風波

蔡依林也陷入了“陰陽合同”爭議。

近日，長沙市文化市場綜合行政執法支隊公布的一則行政處罰信息顯示，“Jolin蔡依林PLEASURE巡回演唱會2026—長沙站”名義主辦方南京伊思科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因未履行舉辦方核心職責、違規轉讓演出活動經營權，在執法部門多次提示風險、責令整改后仍未改正，被處以7萬元罰款。

同時，長沙站約7416萬票房與200萬唱酬的巨大反差，這一比例遠低于頭部歌手的市場水平，迅速引爆“陰陽合同”的質疑，也將演出行業長期存在的分賬機制與經營權轉包問題推向臺前。

到底算不算“陰陽合同”？

這份行政處罰公示引發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其一，演唱會名義上的主辦方與實際經營主體并不一致。審批文件顯示，南京伊思科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為演出主辦方，但從實際經營、項目執行及演出控制情況來看，相關業務可能由其他主體參與或主導，存在不同環節以不同公司名義進行報批和運營的情形。這一塊后面會詳細分析，暫不展開。

其二，則是公示披露的藝人報酬與票房結算數據，引發了外界對于"陰陽合同"的猜測。

根據公示，深圳楓林映月（也是公安報批主體）支付藝人報酬200萬元，并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約110萬元。同時，長沙兩場演唱會總票房約7416萬，給大麥、貓眼的票務服務費約254萬，退票手續費約103萬，兩大票務平臺實際收益約151萬，最終經紀公司（永稻星）分得約5466萬票房，落地主辦方（南京伊思科）分得1800萬票房。

如果僅依據公示中的200萬元，就認定這是蔡依林長沙站兩場演唱會的全部收入，顯然與如今頭部華語演唱會的市場規模并不相符，也與經紀公司獲得5466萬元的票房結算極不成比例，由此引發了外界的質疑。

僅憑這些數字，并不足以認定存在"陰陽合同"。

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徐智省律師告訴音樂先聲，判斷是否屬于“陰陽合同”，不能簡單將200萬元唱酬與5466萬元票房結算直接對比，而是要厘清這兩筆資金的法律性質，以及背后的真實商務安排。

以影視行業中的“陰陽合同”對比，其操作通常是在真實報酬已經確定的情況下，通過簽訂金額不一致的兩份合同、拆分付款等方式隱瞞實際收入，從而達到逃稅等目的。而大型巡演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包括舞臺、燈光、舞美、多媒體制作、運輸、宣傳及人員費用等，票房收入屬于帶有不確定性的風險投資。

對于頭部藝人的巡演來說，這些成本往往需要依靠多個城市、多場演出共同攤銷。如果巡演場次不足或票房不及預期，項目甚至可能虧損。

徐智省律師表示，藝人方可能會采用兩條收入線：一條是藝人因提供演出服務取得的固定報酬，屬于演出勞務；另一條則是藝人經紀公司作為投資方或聯合運營方參與項目后，根據票房結算獲得的經營收益。

前者屬于個人演出收入，后者屬于公司層面的投資或經營收益，兩者在法律和稅務性質上并不相同，不能簡單相加，也不能互相替代。按照這一邏輯，公示中的200萬元，可能只是長沙站計入成本、依法代扣代繳個稅的演出報酬，而非蔡依林團隊從整個項目中獲得的全部收益。

也正因為如此，公眾在解讀這份處罰公示時，最容易陷入一個誤區：將備案材料中的唱酬，直接等同于藝人的全部收入；又把經紀公司收到的票房結算，直接視為藝人的個人唱酬。

從商業模式來看，頭部藝人選擇“低唱酬+票房分成”的合作模式，本質上是在與主辦方、市場對賭，風險共擔、收益共享。好處是如果票房大賣，能分到遠超固定唱酬的錢；代價是如果票房慘淡，可能連基礎唱酬都賺不回來。

對于蔡依林這個咖位的藝人而言，選擇這種模式更像是一種基于市場信心的商業策略，而不能僅憑一份處罰公示中的數字，就推導出存在陰陽合同。

演唱會“轉包”亂象，為何屢禁不止？

近幾年，國內演出市場如火如荼，但演唱會背后的舉辦主體、經營權歸屬以及責任劃分，對公眾而言一直是一片“黑箱”。相比糾結于藝人酬勞的猜測，更值得追問的是：為什么演出經營權違規轉讓的問題，幾乎年年被查，卻始終屢禁不止？

《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實施細則》明確規定，經批準的演出舉辦單位須對整場演出承擔主體責任，包括文化審批、公安審批、安全保障、現場管理、觀眾權益保護等各項義務。近年來，監管部門也三令五申，嚴禁以任何形式變相轉讓營業性演出的經營權。

以此次被處罰的蔡依林長沙演唱會為例，公示顯示，項目涉及多家公司分工協作：南京伊思科負責文化審批（即每場單獨辦理的營業性演出許可，為演出舉辦方），深圳楓林映月負責公安審批（即大型群眾性活動安全許可）、藝人報酬支付及個稅繳納，北京長信負責場地租賃，永稻星和南京伊思科負責藝人簽約、演出票務。

多家公司共同參與演出，本身并不違法。但問題關鍵在于，法律層面的主辦方南京伊思科并未實際履行主辦方的核心職責，將公安報批的責任轉讓給了深圳楓林映月。

徐智省律師表示，合法委托承辦與違規轉讓經營權，二者最核心的區分標準，是備案的主辦主體是否保留核心管控權，是否有能力承擔第一責任主體義務。

合法的委托承辦模式下，始終以一家主控單位為核心，完成文化報批與公安報批的主體應一致，這家主體就是法定層面的演出組織者，并全程掌握票務結算、宣發統籌、場地簽約、安全總負責等核心權責；僅將場地搭建、現場執行、屬地事務對接等局部落地性工作，委托給第三方承辦公司完成。

而違規轉讓演出經營權，核心特征是權責脫鉤、主體拆分。比如法定意義上的主辦方不再實際掌控項目運營，也不承擔實質的安全與管理責任，本質上就是通過拆分環節變相轉讓演出經營權，正是監管所禁止的行為。本次案例中公安處罰主體與文化報批主體不一致，正是這類違規行為的典型表現。

事實上，類似的亂象也近年頻頻發生，屢禁不止。

2023年，薛之謙《天外來物》鄭州站，因名義主辦方將演出經營權整體轉讓，被沒收違法所得1萬元，并罰款8.5萬元；同年，《房東的貓》廣州演唱會主辦方也因將場地、票務、結算等核心職責整體交由另一家公司負責，被認定違規轉讓經營權處以5.9萬元罰款。

徐智省律師分析，這一現象長期存在，是現實需求、成本收益與商業模式共同作用的結果。

一方面，是屬地資源依賴。大型巡演往往覆蓋數十座城市，一線演出公司進入陌生城市后，需要協調公安、消防、文旅、場館等多個部門，地方公司憑借成熟的屬地資源，天然擁有較強優勢。為了提高審批效率、降低溝通成本，雙方合作幾乎成為行業常態。問題在于，一旦合作過程中沒有守住權責邊界，便容易演變成借資質、掛名主辦甚至經營權整體轉讓。

另一方面，是違法成本過低。以本蔡依林演唱會長沙站為例，兩場演出票房高達7416萬元，其中名義主辦方南京伊思科獲得的票房分成1800萬元，最終罰款僅7萬元，違法成本之于項目收益幾乎可以忽略，難以形成真正的震懾。

此外，當前演唱會項目已經形成了聯合投資、聯合運營的商業模式，部分地方公司也有借“聯合主辦”提升影響力的訴求，多方利益疊加下，主體不斷拆分、權責不斷分散，逐漸演變成了行業默認的潛規則。

徐智省律師指出，這種拆分主體、轉包經營權的模式，最直觀的風險是經營權拆分后，票房、宣發、場地簽約、現場執行等核心環節分散在不同主體手中，協調成本高。藝人方如不掌握演出主控權，也極易出現票房不佳就隨意取消演出的情況，陷入被動，口碑遭受損失。同時，多主體各管一攤的模式下，一旦出現演出安全事故、票務糾紛、觀眾維權等問題，各方極易互相推諉，導致責任主體模糊，維權路徑受阻。

藝人可能并未參與項目經營，卻要承擔取消演出的輿論壓力；觀眾遭遇退票、維權等問題時，也難以迅速找到真正負責的一方；監管部門面對多個主體，也不得不花費更多成本厘清責任鏈條。

因此，商業合作可以拆分，但法律責任不能拆分。這也是監管始終強調“權責一致”的根本原因。而這次“陰陽合同”的輿論風波，更應成為整個行業重新審視經營規則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