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一百多年前的吶喊，至今仍在回響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天安門廣場。

三千多名學生從四面八方匯集到這里。他們手中舉著白色標語，上面用毛筆寫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有人跳上臨時搭起的臺子，揮舞手臂，大聲疾呼。圍觀的市民越聚越多，口號聲此起彼伏，響徹廣場上空。隨后，游行隊伍浩浩蕩蕩向東交民巷進發，一場改變中國命運的運動就此爆發。

這就是五四運動。

這場運動的直接導火索，是1919年1月召開的巴黎和會。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中國作為戰勝國之一，滿以為能在和會上收回被德國強占的山東權益。畢竟中國也是戰勝國，派出了十幾萬華工奔赴歐洲戰場，有兩萬多人埋骨他鄉。如今戰爭打贏了，青島該還給我們了吧？

但結果讓所有中國人寒了心。列強根本不把中國當戰勝國看。日本代表在和會上拿出1915年袁世凱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二十一條”，以及1918年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的《中日山東問題換文》，聲稱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當轉交給日本。英法兩國早已私下答應支持日本的要求，以換取日本在地中海進行反潛護航的配合。美國總統威爾遜雖然提出了“十四點和平原則”，倡導民族自決，但在日本的強硬態度和英法的壓力下，最終選擇了妥協。

消息傳回國內，舉國悲憤。

中國作為戰勝國，竟然落得如此下場。明明是戰勝國，卻要像戰敗國一樣被宰割。1919年5月初，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徵祥從巴黎發回密電，確認山東權益將歸屬日本。時任外交委員會事務長的林長民得到消息后，連夜在《晨報》上發表了《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沉痛宣告“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5月3日晚，北京大學和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代表在北大法科禮堂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第二天舉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點，北京大學、高等師范、中國大學等十三所院校的三千多名學生，沖破軍警阻撓，匯集天安門前。他們手持各色旗幟，上面寫著“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頭可斷，青島不可失”“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口號。學生們散發傳單，登臺演講，歷數帝國主義侵華罪行和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集會結束后，游行隊伍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試圖向各國使館遞交請愿書，但遭到軍警攔截。

憤怒的學生改道直奔趙家樓——交通總長曹汝霖的住宅。

曹汝霖是“二十一條”談判的主要參與者，被學生們視為親日派的頭號代表。學生們沖進曹宅，沒有找到曹汝霖，卻撞見了正在曹宅做客的駐日公使章宗祥。學生們將章宗祥痛打一頓，隨后放火燒了曹汝霖的住宅。這場“火燒趙家樓”的行動，把五四運動推向了高潮。

大批軍警聞訊趕來，當場逮捕了三十二名學生。但這些學生的被捕非但沒有平息事態，反而激起了更大規模的聲援浪潮。第二天，北京各院校學生集體罷課。全國各地學生紛紛響應，罷課浪潮迅速蔓延至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等大城市。天津學生聯合會的骨干中，有一個叫周恩來的青年，他后來成為五四運動在天津的重要組織者。

運動真正出現質變，是在6月初。

6月3日、4日，北洋政府在北京大規模逮捕學生，兩天之內抓捕上千人，北大校舍一度被軍警包圍。高壓手段沒能壓制住反抗，反而激怒了另一個更強大的力量——上海工人率先罷工，聲援學生。紡織廠、機器廠、鐵路工人、碼頭工人，相繼走上街頭。緊接著，上海商界宣布罷市。這就是著名的“三罷”斗爭——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短短幾天，這場原本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擴展為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的群眾性愛國運動。

工人階級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給北洋政府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各地紛紛來電要求釋放學生、罷免國賊。在全國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做出讓步。

6月10日，北洋政府宣布罷免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人的職務。6月28日，是巴黎和會對德和約的簽字日。中國代表團在巴黎收到了來自國內各界雪片般的抗議電報，要求拒絕在損害中國主權的和約上簽字。陸徵祥等代表最終做出決定：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也是近代中國第一次對列強說“不”。

五四運動的勝利，雖然沒能直接收回山東權益，但它開創了一個先例：中國人可以通過自己的斗爭，改變政府的決策。

更重要的是，五四運動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從此，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國大地廣泛傳播。俄國十月革命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傳播，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看到了拯救民族的新出路。五四運動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思想和干部條件。兩年后，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出席中共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有不少人都親身經歷過五四運動的洗禮。

“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再看這八個字，依然振聾發聵。今天的中國早已不是那個任人宰割的弱國，但五四精神所蘊含的愛國情懷與責任擔當，永遠不會過時。

五四運動過去一百多年了。當年在天安門前振臂高呼的學生，后來有人成了作家，有人成了教育家，有人犧牲在革命的道路上。他們喊出的那句“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至今仍在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