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上海人眼中的寧波

壹│寧波和近代上海的淵源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內容主要有三部分：1、寧波和近代上海的淵源；2、寧波文化和滬上文化的差異；3、我個人對寧波城市及產業發展的一些看法。

首先我們來聊聊寧波和近代上海的淵源。上海在歷史上曾長期隸屬于江蘇省，直到1927年成為特別市，才開始直轄于中央。所以上海傳統文化的根是扎在江蘇，尤其是蘇南文化圈的。

但是近代以來，受來自杭州灣南翼移民的影響，吳越兩種文化開始彼此交融，從而形成了如今我們看到的海派文化。

對文化淵源的探究，有一個比較直觀的途經，就是方言。從上海方言的特征，我們可以管窺上海文化的淵源。下面說的，可能和過去流行的說法不符：

老上海對自身的方言，有一個稱謂：“紹興話”，或者說“紹興閑話”。我不知道這是我所在的南市區、黃浦區的習慣，還是全上海都如此。反正我從小耳聞目染，都是聽大人說，他們說的是“紹興閑話”。

后來我去余姚上虞（我外公外婆是上虞人，所以我也算是半個上虞人），發現那里的方言和上海話非常接近，交流起來幾乎沒有任何障礙。但是寧波老三區的方言，如果語速稍快，聽起來就會比較吃力。

這是為什么呢？查了行政區劃圖后我發現，原來余姚歷史上是屬于紹興的，直到1949年5月才由紹興劃入寧波。所以現在一些上了年紀的余姚人稱自己為紹興人，自己講的是“紹興閑話”，也是有一定根據的。

盡管如此，但是在上海的租界地區，其文化更多的是受寧波鎮海和鄞縣人，而不是余姚、上虞或者紹興人的影響（這里要補充一句，上海地區過去存在著三種文化，即南市的土著文化、租界的海派文化和蘇州河以北的蘇北文化，彼此各有特色，互不相同）。

下面貼一份資料： 從1902年—1946年的40余年期間，“寧波幫”中的一些在上海商會中任職的頭面人物有：朱葆三（定海人）、周晉鑣（慈溪）、虞洽卿（鎮海人）、秦潤卿（慈溪人）、宋漢章（余姚人）、李厚佑（鎮海人）、傅筱庵（鎮海人）、袁履登（鄞縣人）、俞佐庭（鎮海人）、勵樹雄（鎮海人）、方椒伯（鎮海人）、金潤庠（鎮海人）、盛丕華（鎮海人）等。

從這些人的籍貫中我們可以看出，相比老三區，鎮海人在“寧波幫”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基本統治了租界區（包括老黃浦、靜安、楊浦靠近蘇州河一帶）的主流文化。

四明公所董事會，前排左五為虞洽卿、后排左三為秦潤卿、后排右一為方椒伯

體現到語言上，雖然余姚、上虞一帶的民眾大量移居上海，使得這個區域的方言對上海話影響很大，但因為鎮海、鄞縣人統治著上海的上流社會，所以最終我們看到，上海話其實同時受到這兩地方言的影響。

最典型的例子是，來自寧波方言的“阿拉”，后來成為上海話中“我”的標準稱謂。而在上海市井俚語中，依舊殘留著類似“我你”（即“我們”）這樣的原住民稱謂。至今在滬劇中稱我們還是“我你”。

另外就餐飲文化而言，據我觀察，上海受蘇南地區的影響略大于寧波、上虞等杭州灣南翼地區。比較明顯的例子是上海飲食偏甜，小籠包的做法和蘇州無錫很像，鍋貼和生煎的做法也很精致，比周邊大部分區域精致。

所以總體上可以這么講，以鎮海、鄞縣為主的“寧波幫”統治了上海華人主流行業，尤其是金融業；余姚、上虞移民從事的職業較為普通；而作為原住民的蘇南人，保留了餐飲業的優勢。

貳│寧波的高光年代與后遺癥

作為上海人，我對寧波最初的印象是2003年，寧波制作了一部非常精美的紀錄片在上海等地放映。影片反映的是三江口建設的成果和天一廣場，當時讓許多上海人眼前一亮，從而掀起了一股去寧波看看的熱潮。

回頭來看，2003、2004年確實是寧波發展的一個分水嶺，三江六岸成為寧波的戰略性發展目標。那幾年我去紹興、溫州等地，發現寧波在這些區域的居民中影響力非常大，地位很高。當時的寧波，在上海人眼里是浙江第一城，比杭州更漂亮、更繁華。

同時，那也是寧波房地產價格飆漲的三年，比此后任何三年都漲得都要快，屬于全國房市的特殊案例。這和當時寧波經濟的飛速發展有巨大關系。

但是這輪大發展也留下了兩個意想不到的后遺癥：一個是三江口開發得太早太快，以致過早定型，如今再要更新回旋余地就小了很多。另一個是寧波人的自信心爆棚到了極點，雖然此后不久杭州開始奮起直追，但大部分寧波人對此長期不在意，依舊處在“走遍天下不如江夏”的歷史幻覺中。

而此后的2006年到2012年，恰是中國城市洗牌的6年。

可惜在這個關鍵的發展黃金期，寧波主城區耗在了對東部新城遙遙無期的開發上，只有獨立發展的鄞州中心區成為難得的亮點。

目前，三江口留下了很多2004年之前的建筑，比如凌江名庭、金港大酒店、中農信、中信國際大酒店、世界貿易中心、靈橋廣場等。它們占據了最好的地段，但整體形象檔次卻很一般。

這一方面會對后期的城市更新帶來極大的難度，另一方面也難免給初來寧波的外地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這是寧波最好的地方，但也不過如此。

其次在文化上，如今的寧波明顯偏傳統了些。尤其是時尚類消費，相比上海、杭州明顯不足。

這其中的原因，據我個人觀察，可能來自兩方面：第一自然是傳統。寧波是個較典型的人情社會，父母對子女的影響力非常大，這直接影響到年輕一代的價值觀、婚戀觀、興趣愛好和審美。雖然這種影響在90后那里有所消解，但相較上海的80后90后，依然偏保守和傳統了些。

第二個原因和產業有關。寧波以工業和外貿為主，工業對技術的依賴度高于人才，同樣產值的一家工廠和一家金融公司比較，后者人才密集度遠高于前者；而外貿物流業最常見的業務人員，都不需要如何的專業度，一個學歷一般的熟練工即可完成絕大部分工序。這兩大產業不可動搖的地位，造成寧波對高級人才的需求不足。工業和外貿業對品牌包裝和品牌傳播的需求度也不足，他們通常不是面對大眾消費，而是面對上下游其他產業鏈，維持熟客關系即可完成產出需求。如此一來創意型人才的需求自然也遠不如那些面向終端消費者的行業。

反觀上海，以金融和各種服務業為主，這兩大領域都是人才密集型產業，這里的服務業包括廣告、法律咨詢、創意設計等。其中尤其是金融業，是徹底的人才密集型產業。

杭州也是個典型的例子，互聯網經濟是個徹底的人才密集型產業，所以杭州能集聚大量的前端高素質人才。

而這類人才的集聚，又反過來推動了當地消費市場的繁榮。反映在現實中，就是同一種品牌，滬、杭的款式明顯多于寧波；同一種業態，滬、杭的網紅品牌明顯多于或快于寧波。許多在上海活得很滋潤的品牌在寧波就是活不下去，寧波商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餐飲業的成功。

在商業設施上，寧波自天一廣場后再也沒啥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商業體。鄞州萬達和奧特萊斯屬于較經典的案例，但相比當年天一廣場在全國商業地產領域的影響，還是差了一個量級。所以如今的寧波，已經早就沒了當年俯視杭州的那種底氣和自信了。

叁│被人情關系拖累的寧波城建

上面曾提到寧波的人情社會、關系社會問題，其實這個問題不僅影響到寧波人的時尚消費，也已經阻礙到寧波的城市發展。

從事房產多年，最大的印象是一些非常好的地段和項目，能獲得規劃設計資格的往往都是有關系的規劃院。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感受，那天和一個做規劃的親戚閑聊，她是英國畢業回來的，原來在住建部下屬的設計院工作，應該說來頭也很大了。但面對寧波的人情市場，還是表示無法打開局面。最好的項目都是被那些有關系的機構拿走，而且油水越大的，被這些機構拿走的幾率越高。

雖然中國總體上都是人情社會，但在契約精神較為發達的長三角，寧波的人情關系問題，應該說是比較嚴重和突出的。

其結果就是，寧波的許多城市規劃，比如月湖西區、慈城、江北新三江口和灣頭的規劃等都存在不少敗筆，以至于我認為在短時間內寧波的城市面貌不但很難追上滬、杭，甚至差距會越拉越大。這也是我經常毫不留情面地痛批寧波規劃的原因之一。

肆│寧波的未來在余姚慈溪

分享的最后聊聊對于寧波未來的一些看法。

毫無疑問，上海人對寧波是有較深的感情，雖然可能不多，但對外人眼中較為勢利的上海人來說，已經夠多了。起碼相較于杭州是這樣。講真，上海人對杭州和杭州人是有很深成見的，或說彼此看不順眼。

不過從地緣上講，因為跟蘇南更近，所以上海和蘇南之間的互動目前也超過寧波。比如地鐵的直接連接緊密程度，又比如稱無錫為“小上海”。

但寧波在接軌上海方面，也是大有機會的。特別是在產業升級和城市發展方向上，融入上海是寧波擺脫杭州圍堵擠壓的重要戰略選擇。雖然目前上海官方對這類接軌熱情不高，但在民間，寧波還是有一定的人情基礎在的，這是可以大力利用的資源。

畢竟，在強省會時代，寧波光靠自身能量是很難超越具有省會優勢的杭州的。

作為寧波角力長三角經濟圈的橋頭堡，個人覺得寧波與其大力開發東南，不如加速與余慈的融合，一來可以進一步對接上海，二來有助于抵御杭州的進攻。杭州的東擴、上海的10萬+，和寧波的反磁力效應

寧波杭州灣新區十幾年來的發展有個很大的遺憾——居然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更好的通達性，連一條城際也沒有。和慈溪的心理距離不是在減小，而是在擴大。

對于城市東南區域，當年寧波僅靠鄞州一個區就已經發展得有聲有色，沒有必要集全市之力，西北方向的陣地穩固了，回頭再發展東南也來得及。

尤其當下長三角一體化已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是二十年難得一遇的機遇，寧波已經失去了上一次歷史性機遇，怎能再錯過這次？杭州已經開始建設錢塘新區，是對長三角一體化戰略最積極的回應，寧波雖然也在回應，但聲響比之杭州就差了不少。

至于說舟山和臺州這兩個寧波都市圈的小伙伴，由于他們歷來和寧波就很親近，屬于寧波基本盤，所以不用刻意拉攏也會主動賣力向寧波靠攏。

如此一來，寧波北接上海、西納余慈、東迎舟山、南聯臺州，勢必形成一個完全不同于今日的發展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