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12年底，經營者趙某從東北某地購進約14噸胖頭魚，運至東北某市冷庫，部分裝入印有“東北某湖胖頭魚”標識的包裝袋銷售。案發(fā)后，工商立案并移送公安。
2013年9月，公安機關刑事立案并拘留趙某，同時向冷庫發(fā)出《協(xié)助保留證據通知書》，要求不得轉移該批魚。兩個月后，冷庫報告魚已腐爛，公安未及時處置，于12月將14噸魚全部銷毀。
趙某因假冒注冊商標罪被判五年，罰金32萬。服刑后申訴，2022年再審認定其行為違法但不構成犯罪，宣告無罪，移送市場監(jiān)管。趙某申請國家賠償被駁回，復議被拒，后向東北某省高院賠償委員會申請。
高院認為公安扣押易腐水產品后未及時查驗處置，導致毀損，屬違法扣押，判賠62.7萬元。公安申訴至最高法，2024年6月被駁回。該案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
一個賣假魚的人，魚被扣了，怎么還能拿到62萬？問題樸素，卻觸及法治底線，一個人違法，不代表公權力可以違法對待他。
趙某的行為確實不當，欺騙消費者，損害市場秩序。但再審已明確，其行為違法，卻不構成犯罪。違法應受行政罰，犯罪才擔刑責。這兩條線不能因公眾厭惡而合并。
國家賠償解決的是另一個問題：公安控制魚后，是否依法妥善處置？答案是否定的。法律不能采用街頭邏輯，“反正他不是好人，爛了就爛了”。
一旦接受，財產權便由執(zhí)法者道德評價決定，今天讓貼牌者的魚爛，明天就能讓未定罪者的貨廢。法治的價值，恰恰在于保護并不可愛的人。
本案還有一個細節(jié)。公安發(fā)的是《協(xié)助保留證據通知書》，未寫“扣押”，魚未入公安倉庫。但判斷扣押，不看標題，看實際控制。公安要求冷庫不得轉移，貨主不能處置，魚已喪失市場流通可能。權力享受控制效果，就應承擔控制責任，不能拿走處置權卻不接過保管義務。
14噸魚與卷宗不同，會變質。2013年9月控制，11月報告腐爛，12月銷毀，危險并非突降。對易腐涉案財物，應及時查驗、評估、拍賣或變賣，價款提存，待案件明確后處置。需要證明的是品種來源，不必讓實物陪葬。證據保全不等于實物陪葬。公權力不該是最無成本意識的保管員。
有人視62萬為“賺了”，實則混淆賠償與獎勵。
賠償是填補直接損失，非道德獎勵。魚有市場價值，因違法處置而滅失，應據實賠償。如同撞了違停車，違停受罰，撞車照賠。各算各賬才叫法治。若“他也違法”能抵消損失，執(zhí)法便可先砸東西再找理由。
更沉重的是五年刑期。再審認定違法但不犯罪，差的是一個人五年自由。行政違法可罰款，刑事定罪奪自由。刑法須謙抑，不能因行為令人反感就升格，不能因金額大就硬塞罪名。執(zhí)法要有牙齒，但須咬在法律位置上。本案從調查到再審近十年，魚爛數月，申訴多年，時間對比刺眼。
國家賠償不應止于“納稅人買單”。國家先賠，但之后須追責、糾錯。賠了62.7萬，要追問：誰負責登記保質風險？為何未評估？腐爛預警后誰不作為？有無追責？易腐物今后如何處理？只賠錢不改流程，下批魚仍會爛。
涉案財物管理需建立明確制度：扣押即清點拍照、標明保質期和風險等級；設置強制處置時限；及時評估拍賣變賣并提存；允許權利人提出意見；倉儲記錄數字化；預警后限時處置；案件終結及時解封；對失職依法追償。
判賠62萬，買到的應是一條邊界。對易腐物品，一旦控制，必須及時處置，放任毀損構成違法扣押并觸發(fā)賠償。
無罪不等于未違法，違法不等于任人處置。趙某該為貼牌擔責，公安該為爛魚擔責。法律不找絕對好人，也不造絕對壞人，只把責任放回各自位置。
魚已爛，五年已過，賠償不能挽回時間。這筆賠償不應只是魚價，更是一份昂貴提醒：執(zhí)法不是只扣東西，從權力伸手那一刻起，就必須為手里的東西負責。
來源/現代快報《趙某貼牌銷售胖頭魚，14噸魚被警方扣押處置不當腐爛；獲刑5年后趙某被改判無罪，申請國家賠償；法院：公安違法查封、扣押，賠償62.7萬元》、智慧生活報《吉林警方扣押經營者14噸魚后腐爛，被判賠62萬元》、河北長城網《警方扣押14噸魚后腐爛被判賠62萬元》
圖片/源于網絡及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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