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得州理工大學系統含糊不清的限制表明，政府不必明令禁止言論，也能讓人噤聲。九年前的這個夏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馬塔爾訴譚”一案中一致判我勝訴。多數人記得這起案件，是因為我的樂隊商標之爭涉及所謂“冒犯性言論”。
但事實并非如此。政府從未主張我不能把樂隊命名為“The Slants”，它主張的是，名稱的含義應由官員而不是由我來決定。最高法院否定了這種對解釋權的主張，并寫道：“不能僅因言論表達了令人反感的觀點，就予以禁止。”
這場爭議并沒有在2017年結束。如今，公共官員再次試圖通過含糊的意義標準，限制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言論。
教師團體于7月8日起訴該系統，稱這些指令違反了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論自由條款，以及第十四修正案關于反對含糊標準和種族歧視的保障。訴訟還稱，這些指令對言論產生了寒蟬效應，因為教授們“無法合理判斷哪些內容被禁止，哪些內容沒有被禁止”。校方則堅持認為，這些政策是合法的。
得州理工大學拉伯克校區教師參議會的一項調查發現，教師已經修改或被要求修改277門課程的內容。校方反駁了這一說法，并質疑該調查的方法以及被修改課程總數的統計。接受調查的教師中，大約一半表示，出于對這些備忘錄的擔憂，他們主動修改了教學內容；大約四分之一的人說，是管理人員要求他們這樣做。超過一半的人表示，由于這些限制，他們正在其他地方找工作。
無論這些指令是否構成審查，教師的行為都表明，他們認為自己的言論受到了約束：重寫教學大綱、刪去閱讀材料、回避某些議題。這種行為本身就是寒蟬效應。公立大學不必真的明令禁止言論，它們只需要讓教師事先擔心，自己的話會不會被解釋為違規。
最高法院在2017年已經理解了這一點。之所以存在“含糊性原則”，正是因為那些限制言論卻定義不清的標準，即便從未正式懲罰任何人，也會扭曲人們的行為。得州理工大學系統關于“倡導”和“以……為中心”的標準，在功能上就是含糊的：教授們必須猜測什么會觸犯這些標準，而理性的人往往會作出更保守的判斷。教師參議會的調查，正是用具體數字呈現了這種動態。
公立大學當然有權設定教育重點。但根據“馬塔爾訴譚”案所再次確認的第一修正案框架，它們無權把自己擺在某場學術討論含義的最終解釋者位置上，也無權要求討論發生前先行審批。
在意識形態爭議之下，還有一個官僚機制層面的問題，它進一步加劇了憲法層面的風險。當教師必須提交材料等待審批、讓內容經過人工智能標記工具篩查，并猜測什么才算“以”某個不受歡迎的議題“為中心”時，這套制度會在任何正式處分出現之前，就先制造出扭曲的行為。美國專利商標局當年也是如此運作的：審查員以不一致的方式適用主觀標準；程序排除了本可糾正其結論的社群證據；官方記錄則進一步傳播了這種錯誤。
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教授，只要政府聲稱對教學內容擁有解釋權，他們面對的都是同一個問題。得州正在推進的這套做法，在佛羅里達州和俄亥俄州也出現了類似形式。這些州呈現出一致的模式：標準含糊、要求審批、設置行政關卡，讓發言者不斷猜測什么會招致審查。無論由哪一派政治力量主導，這套機制都會持續存在。
無論是一個被專利商標局盯上的樂隊名稱，還是一名講授不受歡迎議題的教授，憲法層面的問題都是一樣的：政府不必明令禁止言論，也能讓人噤聲——它只需要讓發言者對“含義”足夠不確定，以至于先自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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