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行干預農民種什么，內閣首輔倒臺了

文丨柯錦雄（律師）

作者系北京市中同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

央視王牌欄目《焦點訪談》，曾經擁有“輿論監督、群眾喉舌、政府鏡鑒、改革尖兵”的美譽，沒想到最近在“輿論監督”上被吐槽了。

報道的是湖南江華縣“紙面種田”的問題。報道稱，江華縣總共有32萬畝永久基本農田，其中一部分農田還可以種植早、晚雙季稻。由此，當地確立了39萬畝水稻種植面積的任務。但實際種植水稻的只有23萬畝。其余土地被農民種上了南瓜、苦瓜等蔬菜作物以及羅漢果等經濟作物。報道還“揭露”，為了應付檢查，農民在“可視范圍”內種植水稻。

擱以前，這絕對是形式主義、陰奉陽違的典型案例，只不過這一次劇情走向出乎意料。

關于這個事情已經有不少自媒體作者評論過，比如黃志杰、褚朝新、彭遠文等，都是我特別欣賞的媒體前輩。所以我就不班門弄斧，狗尾續貂了。

我想談的問題就一個，干預農民自主種植權的后果可能有多嚴重。沒有誰比農民自己更清楚如何利用自己的土地對自己最有利，但是有些人總是覺得沒有人比自己更懂種地。

我說的不是特朗普，是這個人——著名修道愛好者，《大明王朝1566》里的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

看過郭建龍《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的讀者知道，中國古代王朝的治亂興衰，始終離不開一個核心——財政。皇帝享受要花錢、打仗要花錢、救災要花錢、養官要花錢，但錢總是有限的。

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年，國庫虧空。多年未曾打卡上班的嘉靖在正月十六召開了一次御前會議，其實問題就一個：搞錢。

封建王朝搞錢的辦法其實不多，總結下來也就三條：稅收、鹽鐵專營、鑄劣幣。但這三條在古代本質上都是分配，因為老百姓的產出局限在土地上，而土地能獲得的收益是有極限的。當初王安石變法想要“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在土地產出硬約束的條件下，政府要想增加收入，要么向商人下手，要么向老百姓下手。

在嘉靖帝尋求解決國庫虧空之法時，首輔嚴嵩提出開源節流，如何節流沒說，提出一個開源之法——改稻為桑。

整個政策的構想這樣的：將浙江的農田改為桑田，桑田養蠶出蠶絲，蠶絲織成絲綢出口海外換取白銀，老百姓既可以賣蠶絲掙錢，也可以從事紡織掙錢，用掙來的錢買糧食，而田稅依然按照稻田的標準繳納，比桑田要低。

按照嚴嵩的計算，絲綢在內地是六兩白銀一匹，西洋諸國則是十兩，改稻為桑，增加絲綢產量，既有利于百姓增收，也有利國家增利。在嚴嵩一套鬼才計算下，嘉靖帝估算了每年可以開源一千萬兩白銀，心里估計一個勁兒地夸嚴嵩靠譜。

這一套政策與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圈地運動差不多，為什么英國實現了工業革命，而明朝卻失敗了呢？

因為嚴嵩的計算是理想狀態下的計算方式，絲毫沒有考慮到中間存在的腐敗成本和糧食成本。嚴嵩這套方案如果落地，至少需要具備以下幾個前提：一是農民有積蓄，能有錢購買糧食度過蠶絲生產這段期間；二是糧食價格穩定，農民收入能夠覆蓋；三是海外絲綢價格不存在波動，明朝掌握定價權。

首先第一點就不成立。當時的浙江經歷過多年倭寇的侵擾，百姓已經苦不堪言，不要說積蓄，能無負債就算是大幸。可以說老百姓根本沒有成本去支持改桑。而在基層執行者眼中，這項政策是“上利國家，下利你們”，是天大的好事。

第二點、第三點不符合經濟規律，無法實現。一省之田都不產糧食了，運輸成本疊加供求關系，那這個地方的糧價會高到天上去。平常不買米的這些達官貴人以及坐而論道的文人，其實對糧價毫無感知，而在地方工作的建德縣令王用汲很清楚，他初見高翰文時給他算了一次：

今年建德分洪，有一半百姓的田淹了，約是十四萬畝。這些百姓要是把田都賣了，明年便只能租田耕種。倘若還是稻田，按五五交租，則每人每年的稻谷只有一百五十斤，脫粒后，每人每天只有白米三兩五錢。倘若改成桑田，田主還不會按五五分租，百姓分得的蠶絲，換成糧食，每天還不定有三兩五錢。大人，三兩五錢米，你一天夠嗎？

除此之外，嚴黨是出了名的腐敗集團，但是嚴嵩在制定政策時卻沒有考慮腐敗成本，因為一旦加入這個因素，這項政策從一開始，對百姓而言就是無利可圖的。

嚴嵩知道，清流也知道。雙方都知道這項政策最終苦一苦的都是百姓。嚴黨為了滿足嘉靖帝的私欲，也為了自己那點小利，必須強推，劇中杭州知府馬寧遠就說了，“改稻為桑，死一千個人，一萬個人，全浙江的人死絕了也得改。”而清流則希望借助改稻為桑的民怨讓浙江亂一亂，也算是破壞掉嚴黨的錢袋子。

浙直總督胡宗憲一開始就清楚，在浙江推行改稻為桑是不可能成功的，采取軟抵抗的態度，一直拖延落實，并且上奏請求緩行。公文一來一回，政策推行的窗口期越來越小，替皇帝搞錢，這是嚴黨的靠山，所以國策必須執行。小閣老嚴世蕃于是寫信給浙江布政使鄭泌昌、按察使何茂才，要求趁著端午汛去毀堤淹田，待到田地被淹，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

鄭泌昌、何茂才于是拉上胡宗憲的學生杭州知府馬寧遠，趁著端午汛期，掘開了九個縣的堤口，由于胡宗憲的介入，最終只淹了一個半縣，淳安和建德。而恰是這一個半縣，因災換了縣令，海瑞、王用汲走馬上任，最后成為倒嚴的奇兵。

為了干預農民的種植自主權，做出了毀堤淹田這種喪盡天良的行為。事情敗露后，鄭泌昌、何茂才成了最終責任人，織造局楊金水裝瘋逃過一劫，出錢買田的絲綢富商沈一石自焚，后被抄家，改稻為桑的國策徹底失敗。這條搞錢的路子走不通之后，嚴黨為了討嘉靖歡心，展示自己搞錢能力，派巡鹽御史鄢懋卿去了一趟江南，收回了500萬兩的鹽稅，遠超此前鹽稅。暴露了嚴黨背著嘉靖搞小金庫的秘密，徹底激怒了嘉靖，嚴世蕃入獄、嚴嵩落馬，樹大根深的嚴黨一夕覆滅。

改稻為桑為什么會失敗？根本上而言是完全沒有考慮農民的利益，地是農民的，沒有誰比農民更清楚種什么對自己最有利。強行干預的結果必然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所謂農民只不過是這項國策的代價，盡管國策表面上是利國利民，但根本上還是為了國家戰略，也就是嘉靖帝自己的窮奢極欲，誰得到好處，誰就應該付出成本，讓農民承擔這個成本是不道德的。